文丨nir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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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的彝区是以彝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川广布、河流纵横的特征造成该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由于凉山彝族特殊的政治经济形态，政府难以对凉山地区实行管控，凉山一度成“独立”之态。

历史上地方政府一贯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是造成与凉山彝族的关系一直紧张对立的原因。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要的转型，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下，川康地方势力兼具地方政府与军阀的双重色彩。

川康地方势力与凉山彝族关系，既有向近代民族关系转型的趋向，又有历史的痕迹，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那就是邓秀廷，并试论后来被演变成西康省部分彝区的基层政权的“四十八甲”的由来。

邓秀廷戎装照

邓秀廷，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生于四川省宁远府冕宁县甘相营烂坝，其自幼家贫未读过书，因为该地是彝汉杂居，因此邓秀廷从小就懂彝族话，也熟悉彝族的风俗习惯，从他的祖父邓仕伦开始，邓家逐渐开始在当地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对周边的彝族有了号召能力。

邓家不但拥有十几支枪的武力，而且可以随时纠集百多人出来听邓仕伦的驱策，其父邓启崇，少时就喜欢交朋结友，舞枪弄棒，在当地有些名气，又有些霸蛮脾气，常常为彝汉百姓调解纠纷，当地人都称其为“邓九蛮王”。

邓秀廷自小在家族的耳濡目染之下，见到过邓家整治彝人，也被黑彝报复，先后被抄家三次。

邓秀廷年少时同样喜欢交朋结友，而且打扮与彝人完全无异。并有一个彝族名字叫木呷克底，其父“邓九蛮王”去世那年，邓秀廷才十三岁，但已经长得极为魁梧，剽悍机警，某天，邓秀廷突然见到有十多名彝人悄悄带着刀枪出境，料到一定是去抢劫行商。

于是他纠集了自己家族势力隐藏在住宅附近，等彝人背着抢来的财物和俘虏回来之时，邓秀廷突然率众跳出，将抢劫的彝人抓住，迫使他们交出了财物和俘虏，然后将财物都退还给了这些行商，叫他们安心离开。此后，有行劫者都不敢从邓家住宅附近过路，于是次年当地就推举其为团总，那时，邓秀廷十四岁。

到了邓秀廷十七、八岁的时候，邓秀廷改做生意，常贩卖山货往返于深山彝区，因为邓秀廷豪爽而好施小惠，因而彝人汉人都比较喜欢和他交朋友，生意也越来越活。那时，邓家也有两户奴隶，一人跟随左右，一人管理家务，成为了邓家后来的管家。

彝族罗洪家鸡柳支有个黑彝精神小伙叫罗阿牛，很想出人头地，和邓家势力也势均力敌，两人经常互不相容，见面就眼红，某日，罗阿牛向邓提出，我们两个不知道究竟谁更厉害，最好比个高低，输家要永远服从赢家如何？邓秀廷很爽快的答应了。

两人于是第二天当众盟誓，比谁吊在树上的时间最长谁就是赢家，两人以燃香计时，由一名长者监督，当时罗阿牛先吊，阿牛也是个狠人，一直坚持到了第四柱香，心想邓秀廷就算再牛逼，也赶不上自己了。

而邓秀廷心里则在盘算，如果自己输了，不但在当地是站不住脚了，今后彝人可能更是看不起自己了。于是，邓秀廷下定决心，就算吊死，也决不输给阿牛，所以坚持吊在树上，直到长者宣布“邓秀廷获胜！”才被人从树上扶了下来，才放下树就口吐白沫。阿牛也是看得五体投地，从此对邓秀廷俯首帖耳，两人惺惺相惜，至死未变。

邓秀廷公馆

到了邓秀廷十八九岁的时候，已经慢慢感觉到了在烂坝长期呆下去发展不大，于是将家迁往了甘相营（今喜德县县城）。并在二十一岁当上了甘相营的民团团总。

当时甘相营还驻扎有清兵一个小队，邓秀廷觉得官兵始终是自己的威胁，于是又怂恿黑彝去打官兵，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不久后，官兵不敌黑彝，只得撤出了甘相营，邓秀廷成了甘相营的实际控制者。邓非常会笼络人心，对人也很有礼貌，逢年过节还会施舍些粮食给穷人，因此很快稳固了自己在甘相营的地位。

自古，甘相营这块地方是成都到西昌的必经之路，经常有个别家支头人在此聚众抢劫，因此，在清咸丰年间的时候，朝廷为了保证此地安全，要求当地彝人家支按自己管辖的区域分段设立哨卡保哨，由当地官府给予粮饷补助，情况才有所好转。

但是随着清廷的没落，制度废弛，抢劫之风复起，清末民初的时候，情形更加严重，而且彝人各家支之间矛盾重重，不能互相配合，未参加保哨的家支头人，就经常到处行劫，过往客商交了大笔的保哨费，却还是屡屡被劫，因而怨声载道。

邓秀廷做了总团后，认为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才行，因此召集了当地几家头人来商量，明确责任，划分地段保证过往客商的安全。而且邓身体力行，每逢三、六、九日就会亲自护送行人过山，邓到期之日，身穿羊皮褂，肩扛一支德国步枪，赤着双足，带领着团丁走在前面，让行人放心过山，后来为了长期护送方便，又在此修筑了碉堡，增加了固定的岗哨。

经过几年的整顿，小相岭到泸沽一段已经是畅通无阻，过往客商对邓秀廷是赞不绝口。而经过这几年的护商，邓秀廷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身边已经有了上百人的武装。

这时，邓秀廷的妻子吕仙娘的姑丈蒋安廷作为四川第二路汉军前五营统领驻防冕宁，见邓有才干，于是在1919年，将邓部招置自己的麾下，委任其为保商营营长，不久，蒋安廷奉命开赴乐山驻防。

其时，该部第三十一团团长位置空缺，邓以为蒋会将团长位置留给自己，谁知蒋却将此职位给了自己的干儿子，邓大失所望，不久就借回家省亲之名，返回了甘相营。

在邓秀廷离开这两年，由于失去了管束，抢劫之风又开始盛行，地方官员束手无策，见邓返回甘相营，大喜，立即登门请邓出来维持秩序。邓欣然应允，经几天走访，知道了在此阶段，闹得最凶的是冕山到泸沽一带的罗洪家冶铁支家头人沙布鲁突，于是邓把沙布鲁突叫来质问。

邓问：“汉人又没得罪你，为啥你偏要抢汉人？”

沙布鲁突理直气壮的道：“母鸡没得罪老鹰，老鹰照样抓小鸡，羊儿没得罪老虎，老虎照样吃羊儿，汉人没得罪彝人，彝人不抢汉人，吃什么？”

邓气急，于是派兵攻打三次，将沙布鲁突赶去了雅砻江西岸，然后清出被掠汉民四百多人，留下的白彝和奴隶，由邓指派白彝中的头面人物管理。

在此期间，邓秀廷又率兵先后攻打了小相岭一带的两家黑彝，三百多户彝人投诚，保证不再抢掠，从此，冕宁境内有事，地方官便调邓秀廷前往镇压，邓成为了冕宁全县的保卫者。

1924年，邓秀廷因治理有方，川康边防副指挥陈洪范将邓及原班人马收编为特别营，委任其为营长，驻扎于西昌。邓秀廷以“保境安民”为由，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很快形成了一支更为强大的武装力量。1926年，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兼第十六旅混成旅旅长羊仁安进驻西昌，委任邓秀廷为第二团团长。

第二年，邓秀廷率军在冕宁及螺髻山一带先后攻打了率众劫掠商旅的几家黑彝，激起了甘相营附近竹鲁家、瓦扎家及罗洪家吉尔支、租租支的不满。这时正好竹鲁家黑彝娶了两个吉尔支的姑娘为妻，邓觉得这几家想联合，大为不满，于是密令自己的弁兵竹鲁铁祖把这两个黑彝杀掉，竹鲁铁祖认为自己是祖鲁家人，不该自相残杀，于是将消息透露出去，说：“要我自杀家门，我是不得干的，要干，对准邓秀廷干。”

刚好这几家黑彝听到此话，认为有机可乘，又知道竹鲁家管辖的白彝莫洛额子也在等身边当弁兵，与铁祖住在一起，两人配合，杀掉邓秀廷，许以事成之后，酬谢白银一万二千两。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邓秀廷和他的妈妈、大老婆、罗帕母兹等数人在屋内闲谈，弁兵们多已外出。两人认为时机已到，暗递眼色，铁祖去街上巡哨，莫洛额子悄悄躲到天井门侧举枪瞄准，突被小黑彝罗洪什哈出来看见，连指带喊:“爷爷，额子，额子!

邓一惊，侧身一闪趴下，莫洛额子第一枪打到了墙上，第二枪射去，打伤邓母手臂。这时小老婆从天井边经过，被莫洛额子一枪打死在门边，莫洛额子认为邓秀廷已死，没有外逃，跳进碉房，把门抵上，以待外援。

邓秀廷回过神来，大喊“抓刺客!”。立即弁兵齐集，通街戒严，盘查搜索，满城鸡飞狗跳。原约定隐蔽在南山沟的一伙彝人，闻枪声响，认为得手，潜行至城边，城门已闭，无法进入。

莫洛额子跳进碉房后，等候外援未到，又听见邓秀延声音，自知必死。于是翻箱倒柜，把邓秀廷小老婆珍藏的兰绒上装穿上，一边跳跃，一边喝酒，大喊：“这事是巴且帕拉、候几河沙、巴久博施我们四人商量过的，他们不干，我今天干了！”

又喊“你们要钢洋，要大烟的，快来拿去!”，把邓家藏在碉房内的钢洋和大烟饼从窗洞往外扔。由于碉房壁厚门牢，又是贮藏枪弹、大烟、金银等贵重物品之处，既不能用炮轰，又不能用火烧，邓秀廷一时也是无计可施。

这时，弁兵巴久博施等闻讯赶到，听到莫洛额子喊话牵连到了自己，急欲表明自己清白，说：“这事和我们没关系，现在我们三人上房，把他打死。”

于是，几人跳上房顶，揭开瓦片，和莫洛额子展开了枪战，最终将莫洛额子打伤，失去了抵抗能力。邓秀廷简单审问后，直接将莫洛额子拖去街口枪毙，然后还掏出其心肝示众。

接着，邓将莫洛家和有关主谋彝人都抓来，经过审问，游街示众，将其中的37人赶至东门外杀掉，竹鲁铁祖知道事情败露，逃往深山中躲避，后也被邓派去杀手杀掉。此次事件，受牵连者达130人，被杀者达70多人。

邓仍然觉得惩处不够，当年救赶走了两家黑彝，第二年又赶走了几家，然后邓给这些黑彝家的奴隶发放枪支，并支持邻近一带的白彝及奴隶造反，赶走了黑彝，将这些黑彝的土地分给了他们，并派出白彝的头面人物进行管理。

1927、28年间，邓秀廷又带领官兵对仗着人多势众，四处抢劫的罗洪家基假支、冕宁北路及西北部的果基等黑彝进行了清缴，并将抢去的汉奴五百多人带回，要求这几家黑彝全部迁往雅砻江西岸。

昭觉老照片

西昌昭觉地方，原来属于宁远府，清廷为了加强对彝族人民的统治，在宣统二年，建昭觉设治局，派流官管理。但是很快，清廷就倒台了，昭觉改为县，新的民国政府无力统治，西昌附近的一些黑彝家支头人于是趁火打劫，1917年更是焚烧了县署，占据县城，焚毁房屋三百多户，民不安枕，纷纷上告。

到了1930年，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命令邓秀廷办理西昌、昭觉彝务。邓于是带领本部两个营及西昌、冕宁彝兵六千多人，先后向喜德红莫与西昌接壤一带闹得最凶的倮米家哈研支、加花支、汝鲁支及尔欧家火租支彝人住地进攻，勒令罚款白银七千锭，清缴被掳汉人五百多人，规定七个黑彝头人轮班坐质。

然后邓秀廷将矛头对准了马拉婆，邓认为马拉婆处于西昭道上的咽喉处，不除掉此患，彝患难平。这时正好马家的奴隶不堪黑彝虐待，暗中派人到邓秀廷处要求援助，于是邓放出话来，谁将马拉婆父子缉拿或暗杀，赏银两千两。果然，不久之后，黑彝马尔柯子果然提着马拉婆父子三人头颅前来，马拉婆之患遂平。

此次军事行动，共涉及五十多支彝人，分批清出被掳汉奴近千人。在撤兵时，从大兴场到西昌的十几里的路上，百姓自动悬旗结彩，燃放鞭炮，夹道欢迎，有的门前还供上了一碗米插三炷香，另供一碗水表示崇敬。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西昭夷务”的军事行动。

1944年，邓秀廷病死于甘相营，时年56岁，一时间西康震动，人心惶惶而不可终日。

邓在病危之时，数千西昌军民涌入城隍庙中为其焚香祷告。邓在死前对身后事情也多有忧虑，说道：“我死数十年之后，夷势若复炽，滋息数倍，居我肘腋，国家措置失宜，则无人能制，宁属必将大乱，若天时地利人和皆失，汉人可全部撤往大渡河以北或金沙江以南求生路。”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四十八甲”的由来，四十八甲又称四十八家，其地域包括西昌北门至冕宁拖乌、喜德两河口、小相岭以及昭觉和越西部分地区，是民国北山、宁东设治局及拖乌、马雄指导区内的基层政权组织，甲内居民以彝族为主。

起始就是上面提到的邓秀廷为维持川滇要道西昌线的安全、制止个别人的抢掠劫杀行为，借罗洪家金假支和立地阿苏支部分黑彝率娃子多次抢劫之举，率领靖边军打败并赶走这两支黑彝，开展宣传，竭力动员，招回原有的白彝，保障安全，编联保甲，组织管理，从事生产活动。

邓将他们定为“四十八家”，改汉彝民，后要求改汉的接踵而来，人数渐渐增加，地盘扩大，力量不小，组织更加巩固，邓、孙把他们这个组织改名“四十八甲”改汉彝民组织。

这种组织是在护商活动中逐渐发展而来，因为在护商过程中，只能暂时的维护安全，但是要想长治久安，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要构建有效的管理体制，组织人民，训练士兵，形成完善的防御网。于是这种将个体编织为集体，变无秩为有秩，单独成合力，进而促成“四十八甲”的产生。在彝族传统社会中，有家支约束而无保甲管理，故“保甲制”称为“用夏变夷之道”或“改汉彝民组织”，成为底层政权。

在多数彝区，白彝被黑彝统治，受其支配，抢掠捆绑案件，往往与黑彝的教唆、怂恿或指挥有关。要消除抢掠、制止捆绑、建立正常的秩序，就必须剥离黑彝与白彝的隶属关系，“解放”白彝，平等相待，不再听从黑彝奴役。

彝族谚语有云：“黑彝没有主、家支来作主”揭示出家支在黑彝中的作用，即“集体”力量行“集体”统治。要解除黑彝的统治权，除收缴武器外，就是打压家支，去除黑彝的“集体”力量。于是，用编联保甲方式组织及管理彝 民，藉此“集体”换彼“集体”，替代家支统治成为选择。

“四十八甲”居民听命邓秀廷，服从安排，每年过年要向其献上猪头、为其服役; 每户人家依据其经济等级，交纳一些粮食，作为兵粮; 要依规定，轮换服役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负担。各“甲”居民通称佃客或租户，不抽陪嫁丫头，不放“杂谷达”，不拉娃子，也不吃“绝业”等等。

安全、平等与少受剥削，恢复了财产权及亲权，“甲”内居民感受进入新天地，得到新生活，滋生凝聚，愿意维持甚至保卫“四十八甲”，在周边社会产生影响，形成引导。一些白彝联合起来，积极行动，驱赶甚至杀死黑彝，投靠邓秀廷，要求编联保甲。

1941年，谢静安在《宁属夷务治理之我见》中写道“彝族秉性刻苦、耐劳、勤俭、朴实、勇敢、坚毅，确为其他民族所不及，惟缺乏组织训练，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亟应由当道颁令组织方案，切实推行，启发民智，加强连( 联) 络。。。保甲为我国现在地方行政极重要之组织，亦为行政系统之基干，欲求夷族民众在政府领导之下接受政令，必须夷族有健全之保甲组织，以矫其肆行劫抢之颓风”

这番言语说明保甲制在组织及管理松散彝民中的作用。重要的是，藉保甲编排，松散成有序，血缘变地域，纳入政权管理中，这是当时彝族社会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喜德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1辑 邓秀廷一生事略

秦和平：民国时期凉山彝区“四十八甲”研究

谭递梅：民国时期宁属“夷务”问题研究（1912-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