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nirvana
编辑丨nirvana
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已走过了百年的沧桑,自它问世至今,百年来行销海内外而不衰,而其创制者———曲焕章的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是展现了一代名医从清王朝到共和时代,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救亡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沉浮与坎坷。这段充满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也会使人得到颇多的启示。
壹曲焕章,彝族(一说汉族),1880年8月10日,出生于云南江川县赵官村的一户农家。曲焕章的童年比较悲惨,其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而逝,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但是两年后,母亲也撒手人寰。
此时,只能由几个出嫁了的姐姐轮流照顾他,此时三姐已经嫁给了本村的袁槐,袁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最拿手的是中医伤科。
待到曲焕章十二岁时,在其三姐的安排下,曲焕章来到了袁家向姐翁袁恩龄学习伤科的医学基础知识,并且在姐夫袁槐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如何加工配置各种伤科用药。
袁家是书香医药世家,袁恩龄之父更是进士出身,善岐黄之术,袁恩龄光绪十一年还中了武举人,并根据和同科举人交流中,得伤科名药二十余种,遂回乡行医,并自创伤科良药“万应丹”,并将此药配方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及曲焕章。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及曲焕章也都成了一代名医。
1896年的时候,袁家见曲焕章已经年满16岁,于是又托媒为曲焕章说了门亲事,娶了周官村李惠英为妻,曲焕章成家后,就意味着可以独立生活了。于是他开始自己配制伤科用药开始行医。
随着其病人逐渐增加,曲焕章忙于还要自己采购药材,于是又教习其妻李惠英加工配制伤科药物。曲焕章为人正直,又有求必应,人也有耐心,而且特别喜欢专研医理,所以也总结了不少药理方法和治伤的经验,成为了江川小有名气的伤科医生。
但是,大家都知道,伤科这玩意,在那种乱世,很多时候都会和江湖,仇杀,匪事扯上些关系。曲焕章自然不能避免,因为一次给一位刀伤病人治病,曲焕章不知其身份,后来被人告发,才知此人为通缉要匪,曲焕章大惊,于是不敢留在江川,避祸到了滇南。
曲焕章在个旧的时候,腹部竟然长了毒疮,疼痛难忍,性命危在旦夕,此时幸好遇到一位外科医士姚洪钧用土药将其治愈。曲焕章感激万分,于是又拜了姚洪钧为师。
姚洪钧的医术来源于武当派道医,他见曲焕章聪明好学,孺子可教,遂倾其所学以传授,古时候的医生不像现在都是医学院毕业后出来考执业医师执照然后行医,学的东西课本上都有,而且是系统性的学习,旧时,医生收徒,不但要看你有没有根基,还要看对师父如何,当了多少年免费劳动力有时都很难师父倾囊相授,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但是姚洪钧对曲焕章毫无保留,从采药,配制各个环节,都不避讳曲焕章,曲焕章不离其左右,尽得真传。
贰曲焕章学成后,师徒游医于滇南各地,某日,姚洪钧一人上街巡医卖药,不料被数年前一名宿敌找到,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两人在街上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姚洪钧将仇人击毙,自己也身负重伤,不日便也死去。
曲焕章悲痛万分,筹资安葬了师父后,独身一人在滇南游医,在此期间,还向滇南一带的名医、草医请教,得伤科名药甚多。经过其多年的反复试制和实践,终于于1902年创造了“白药”。
关于曲焕章如何制成白药一说,有各种的传闻,有人说是在山中采药时见二蟒相斗,一条斗伤的蟒蛇在草中蠕动身体后重新恢复战斗力,然后曲焕章根据此草而制得名药。也有人说是其观察受伤的老虎所咀嚼的草药而得,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传闻,在后人的回忆录及实地采访当地村老后,并无此记载,与事实符合不符合,也已经无从考证。
二十世纪初的云南,和全国一样,正值多事之秋,兵荒马乱,盗匪横行。1913年,云南都督唐继尧派兵清剿匪患,一次,滇南一名匪军首领吴学显胸部受了枪伤,伤势很严重,便派人强请曲焕章前往诊治。曲焕章用百宝丹为其治好了枪伤。
鉴于过去为匪治伤而被诬为“通匪”,曲焕章这次学乖了,还没等人告发,自己先跑到阿迷州(今开远)行医去了。但是这次事情非同小可,吴为滇南巨匪,本来已经将其打为重伤,谁知竟然活了过来。知道事情缘由的官兵于是便四处通缉曲焕章。
曲焕章听闻风声,只得又逃往了宜良,恰恰此时,和在此开医药店的三姐夫袁槐巧遇,曲焕章不敢久留怕祸及姐夫,于是匆匆作别,谁知还没走多远,就被官差抓住,送进了大牢。
袁槐听闻后,急忙拿出钱财四处打点,县知事也觉得此事属于被迫行医,于是判决:“查核该游医曲焕章通匪一案,经审讯查实,该游医系被匪迫医匪,事后即远离盗匪到阿迷州行医,与匪再无往来,不属通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准予无罪释放回原籍行医,不准再到匪区行医”。
1914年,曲焕章由宜良返回故里行医,1916年,曲焕章将白药呈报云南省政府警察厅卫生所检验,结果为合格,列案为优,准予公开出售。
1917年,为了打开生意途径,扩大白药的销路,曲焕章率长子到通海县城行医,而其药品则全部由其妻子李惠英在江川赵官村加工供应,在1918年的时候,曲焕章又将白药的纸包装改为了瓷瓶包装,正式开药铺出售白药。
生活如果是这样下去,曲焕章可能也就是在通海成为一名有名的药王,但是一个人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谁?吴学显。有意思吧。
吴学显
1922年春,唐继尧回滇与顾品珍决战于宜良城附近,吴学显起兵夹击,击毙顾品珍,顾军溃散,吴学显立此一功,被唐收编,并升为军长。
吴学显没有忘记曲焕章的救命之恩,不久就函请曲焕章赴昆明开业行医。1922年,四十二岁的曲焕章前往昆明南强街开设伤科诊所。
同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及国民政府,以与北方军阀抗衡。滇军出师广西,败北回昆,吴学显这次运气又不大好,右腿骨被枪弹打断了。
曲焕章
回滇后,当时的法国医院,惠滇医院和陆军医院都认为要截肢才能保住性命。吴学显当然不愿意,他再一次想起了当年的救命恩人曲焕章。便转请曲焕章医治,不仅不用截肢,而且痊愈后能行走如常。吴学显欣喜万状,下令军乐队到全城鼓吹宣扬百宝丹。
一时间,曲焕章医名轰动春城,声名鹊起。后被唐继尧聘为东陆医院滇医部主任,并赐“药冠南滇” 匾额。
叁1927年,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倒唐,逮捕唐的亲信官吏,逼唐继尧下台。吴学显被遣回家,其部队被改编。5月14日,唐继尧病故,而曲焕章没有被辞退。
六月十四日,龙云、胡若愚、张汝骥三巨头火拼,龙云战败对手,独霸云南宝座。在这恐怖混乱和动荡不安的情势下,曲焕章连大门也懒得出,整天集中精力总结临床经验,对万应百宝丹反复遵选验证,刻苦钻研,终于使万应百宝丹达到炉火纯青,一药化三丹一子(普通百宝丹、重升百宝丹、三升百宝丹和保险子)的造诣,并转国府化验立案,以防假冒。
特别是在1929年,赣粤闽鄂浙湘剿匪军司令部直接买了数万瓶白药,在军中使用后,大赞其功效,为曲焕章药房题赠一匾额“效验如神”。
从此,曲焕章药房精制的长方形瓶装白药大量上市,誉满全国,还在香港、澳门、新加坡、雅加达、仰光、曼谷、东京等地建立了代销点。
为了扩大销量,曲焕章又在金碧路盖了三层楼高的曲焕章大药房,于1933年正式开始营业销售。其堂屋会客厅挂满了党政军要员赠的题词匾额,比如唐继尧的“药冠南滇”,龙云的“针膏起废”,胡汉明的“白药如神”等等。同年,曲焕章被任命为云南医师中医公会主席。1935年,蒋介石在云南还接见了曲焕章,曲焕章赠送蒋五百瓶白药,蒋欣然为之题赠“功效十全”的题词,外加一张半身照片,派其侄蒋孝先送赠,以示关照。
而当时的昆明人更津津乐道的还有那场关于昆明中草药领域中两种名牌产品的激烈竞争——“百宝丹”和“白药精”的旷日持久的“广告战”。导致最后两个相识的同事和朋友,对簿公堂。
事情的起因是当年在昆明有个叫曾泽生(和云南起义时原滇军六十军军军长同名同姓,不是同一人)的人,毕业于云南法政学校,后来进入军界,却因腿部中弹成了残疾,当时出于想治好自己后遗症的愿望,开始专研医学,竟然小有所成。
二十年代中期,曾泽生认识了曲焕章,建议双方合作,继续对“百宝丹”进行研究,不断提高疗效,造福人群。但是“百宝丹”也就是“白药”,是曲焕章毕生心血的结晶,曾泽生再有诚意,曲焕章也无法接受,于是曾泽生不得不决心自己探索,想发明一种能与“百宝丹”并驾齐驱的良药。
曾泽生擅于学习也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能够多方求教,经过长期的求索,发现有的草药消肿效果很好,有的草药止痛有奇效,有的草药生肌作用显著。经过反复试用,终于制成了一种对跌打损伤有特效的白色药粉。这就是“白药精”(寓意为各种伤科白色药粉之精华)的雏形。
刚好这时其妻的一位广东远亲黄公度到云南昆明做生意,并结识了曾泽生。黄公度看了曾泽生屋内堆积的医书和药物,为曾泽生研究医学废寝忘食的精神所感动,加之其亲身感受过曾泽生所制“白药精”的特效,于是建议由自己出资,曾泽生制作,合伙开设药房销售“白药”,药房的名字取二人名字中各一字合称“公生大药房”。
三十年代的昆明,经售中、西药药品的店铺很多,“公生”和“曲焕章”不过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也有共性,就是发售自己创制的成药以及兼带有行医。
但是两者也有不同,曲焕章治疗伤科疾患有着丰富的经验,“百宝丹”久经考验,疗效世人皆知,“白药精”虽然也拥有顾客,而且确实为伤科良药,但是声誉肯定不如“百宝丹”。曾泽生了解过京沪一带的行情,深知“白药精”要想发展,还有待从质量、装潢、宣传等各个方面努力。
传统习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百宝丹”诞生后,人们习惯称它为“白药”。“白药精”问世后,人们不管它精不精,还是叫它“白药”,其他的粉剂,只要是白色的,顾客们还是叫“白药”。比如当时“王子荣祖传虎牌无敌膏丹”,大家也是叫它“白药”。
肆那么问题来了,曲焕章是老习惯,药,一定要自己和老婆配,这种生产方式,注定了产量有限。于是,每当“百宝丹”脱销的时候,人们只能寻求替代品,慢慢的,“白药精”开始逐渐取得了更多人的信任。慢慢的,公生大药房也获得了蒋介石的题词“良药功深”以及薛岳的题词“军中至宝”。
而且人们还总结出来一些东西,“百宝丹”和“白药精”对伤科疾病都有疗效,“百宝丹”止血效果强,“白药精”则镇痛效果稍占优势。逐渐,这两种成药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到1933年,因为一封四川来信成为了此次事件的导火线,把这种角逐扩大化,公开化了。
四川有个代销“百宝丹”的朱幼臣,发现该省有人误服冒牌“百宝丹”致死,立刻写信告诉曲焕章,请他采取措施,联防伪药杀人。
曲焕章对病人具有高度责任感,接信后引起了很大不安,在假药无法查禁的情况下,为抵制市场上滚滚而来的假冒仿制药品、曲焕章不得不采取两项防伪措施:一是每瓶加放保险子 (即一种植物药根的切片,后改为植物药种子,以后是又一种植物药根的切段),以资识别;二是附上仿单,仿单上印有 “药商执照”,以及曲焕章对百宝丹的自述和补叙。
接着忧心忡忡的他,又请文界友人代他拟具广告,声明四川发现伪药杀人,促请各界顾客注意,要求严格辨别真伪,以免误服伪药,发生意外。
广告次年 3 月在《云南国民日报》登出后,有人对曲焕章说,在省外,一般人都把“百宝丹”唤为“白药”,认识“百宝丹”的人并不多。为了使广告发挥它应有的效力, 仍以 “白药”见报为宜。
曲焕章觉得友人的劝告很有道理。一在多月后,他把广告中的“百宝丹”改为“百药”,继续登报。从 “百宝丹”到“百药”一场纠纷因而产生了。
曾泽生认为,广告里的“百宝丹”突然变成了“百药”,是曲焕章“以诈术损害白药精信用”、触犯《刑法》的行为。因而向昆明地方法院,控告曲焕章“变造事实,妨害营业”,要求赔偿由此导致的损失“国币”七千余元。
曲焕章自然不服,自己在云南创制、风行多年的“白药”,反而被人诉为“以诈术损害白药精信用”!
曲焕章感到非常委屈,于是请人写了一长篇的答辩状,送到“昆明地方法院检察处”陈述“曲焕章之白药,无人不知”、“因求政府之保,谋权利之专,用杜奸人之伪造,乃命名为百宝丹”的经过。
根据《刑法》有关条文,对原告陈述的理由提出辩论。指出“原告人之告诉毫无理由”、请求驳回原诉。同时中述自己登报指出伪药杀人一事,是他的权利。原告妨害他行使权利,“请治以应得之罪!”
双方是你来我往,谁也占不到便宜,两人都是背景深厚,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出来为两人站台,形成了“袒曾”和“护曲”两派。
搞到后来,二人都是筋疲力竭,都不愿再继续打官司下去了,地方法院本来始终就是在劝说和解,见二人都无心再打官司,就立即草草收场。
但是这件事,却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这两种成药极其主人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广告战结果打成了“宣传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九月,云南人民热烈欢送六十军抗日将士奔赴前线,曲焕章慷慨拿出三万瓶百宝丹赠送六十军官兵。公生大药房也不甘示弱,送去十斤装的“白药精”三千瓶。
1938年4月,六十军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整个战争中,六十军官兵英勇顽强,艰苦奋战,许多人负了伤,要了这两种药后又继续冲锋陷阵。
在壮烈的交战拼杀中,这些药挽救了不少将士的性命。至4月6日台儿庄战役取得了歼敌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疯狂南进的嚣张气焰。
喜讯传到昆明,曲焕章兴高采烈,一口气买了三十万个鞭炮,连续放了三、四个小时,以欢庆这一重大胜利。
伍1938年,国民党昆明市政府借抗日救国之名,强行摊派曲焕章捐飞机一架。曲焕章尽其所能,认捐三万滇币,但四月中旬交款结单时,被官方格定为三万国币,折合三十万滇币。
曲焕章无能为力,即被关押在昆明市警察局。经多方说情,由云南富滇银行借款凑足交清后,才释放出来,国民党昆明市政府又以三万国币不够买一架飞机为由,无止境地逼交钱财。
焦易堂
正当曲焕章走投无路之时,正巧接到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焦易堂第三次(前两次未予理睬)请他到重庆任新成立的中国国医馆馆长之邀。 曲以前往治疗抗战受伤的高级将领为由,找到了一个脱身的好机会。于是,他独自乘坐焦易堂派来的小车匆匆前往。
曲焕章一到重庆,就被接到机房街中华制药厂内,焦易堂为曲设宴接风洗尘,蒋介石也再一次接见。中华制药厂是焦易堂等人作股开办的,他以抗日为名,要曲焕章参与合办,把万应百宝丹秘方交中华制药厂生产。
曲焕章
曲焕章拒绝交出秘方,焦易堂就把他软禁起来。盛夏的重庆,炎热如焚,曲焕章整天闷热汗出,又患暑痢,再加悲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同年八月,不幸去世,亡年五十八岁。
就这样,这位一代名医,惨死重庆。焦易堂通过报纸发表消息,表示哀悼、惋惜。蒋介石发表广播谈话:“在抗战正需用人才之时,我国著名的曲焕章医士的逝世,实为国家之不幸!”
1940年,曲焕章的妻子缪兰英承继夫志,恢复百宝丹的制售,并在香港印制精美的仿单,将曲焕章和缪兰英母子 (曲应龙) 的头像,以及金碧路曲焕章大药房的正面照印在仿单上。
在缪兰英的惨淡经营、苦心支撑下,曲焕章大药房终于经营到云南解放。
与此同时,曲焕章长子曲万增也以 “曲焕章父子大药房” 之名制售百宝丹,因质量不错,销路也很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昆明的市面上有曲焕章大药房百宝丹、曲焕章父子大药房百宝丹、公生大药房白药精,以及白仙丹等共八种 “白药” 制售。
曲焕章妻子缪兰英
1955年10月,缪兰瑛由衷的感谢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并为了使百宝丹有更大的发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缪兰瑛将“曲焕章万应百宝丹”处方和技术全部贡献给国家。
1956年,昆明制药厂接收了百宝丹,并更名为 “云南白药”,开始正式投入批量生产。而曲焕章父子大药房百宝丹和公生大药房白药精则通过公私合营,并入到昆明联合制药厂生产,其余均停止生产。以此为界,云南白药进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后记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不管是街头的药店,还是居家药箱,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云南白药”的身影,特别是当年我喜欢踢球的时候,云南白药简直是必备。
纵观一代药王曲焕章的一生,他精于伤科医术,而且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及博爱思想,对待患者都能热情治疗,不计较报酬,甚至多次为贫苦百姓免费治疗,而且还乐于慈善事业,勤于社会救济。
他艰苦创业,为国为民,在医药事业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受人敬仰和缅怀的药学家、实业家。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且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又有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更具备医者仁心、为国为民的爱国精神。
参考文献:
蒲元华:曲焕章与云南白药
郑世文:万应百宝丹及其他“白药”
张嘉恩 郑世文:曲焕章
万亿:“百宝丹”和“白药精”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