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nirvana
编辑丨nirvana
前言英国从16世纪兴起，在19世纪末创造了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其鼎盛时期拥有58块殖民地，其面积超过英国本土150倍，世界上1/4的土地飘扬着米字旗，被形象的称为“日不落帝国”。
在其利益的驱使下，英国踏上了中国西南边疆，在18世纪后期，英国急欲突破清王朝的海禁政策，扩展对华贸易，但是均遭到清廷的顽固抵制。
在海上受阻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指令英属孟加拉当局设法从中国西南地区寻找一条绕过清王朝禁阻的商路，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鸦片战争后，英国用武力叩开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门，但是却没有换来对华贸易的明显增长。
为此，英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内地市场，企图形成一条从中国东南沿海逆长江西进的同时，贯穿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连接起来的对华贸易战略。
基于此，1888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打开了西藏的门户，并为了英国在华和亚洲的优势，在19、20世纪之交之际，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再次发动侵藏战争，并以阴谋手段搞了一个非法的《拉萨条约》。
虽然后来英国政府从全球战略出发，否决了寇松的“缓冲国”计划，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部分”，但是事实上英国一直对西藏充满了很复杂的态势。
（一）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启发之下，中华民族开始觉醒，民国的缔造者们渴望在中国各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保持国家的统一。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从类1917年的类乌齐事件也就是第二次康藏纠纷开始写起，而不是1912年第一次康藏纠纷尹昌衡的西征开始说起（虽然这一次意义也非常重大）。
因为此时与封建社会所属的“家天下”相比，人民不再需要皇帝万岁。
但是第一次的康藏纠纷，也就是1912年，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特别是在广大的基层，有其难以回避的盲点，人民对于到底是改朝换代还是新的社会制度认识并不充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个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国人开始思考“中国人的中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梁启超
正如梁启超在《国性与民德》中所提到的那样“中国人开始自觉了，一是自觉了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二是自觉了凡是中国人都有权管中国的事 。”
所以这就是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现在我们来看看类乌齐事件的起因和经过：
英军训练的藏军
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川军发生哗变，少数士兵抢劫民居、掳掠寺院，引起西藏人民不满，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英国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万余人的藏军，围攻清军。
至 1913 年3月，中国中央政府所有驻藏官员及军队都被英国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势力逐出西藏。与此同时，藏军亦在川边地区攻城掠地，先后攻陷理塘、河口、盐井等地，昌都、巴塘被包围。
在北洋政府的命令下，川滇军队随即进援川边，并节节获胜，恢复昌都等地，甚或有继续入藏的态势。英国见状，乃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并予以威胁。
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下令川滇军队停止进攻，并派代表参加了英国操纵下的西姆拉会议。此后，在川边地区边军和藏军即处于对峙僵持的状态，时有零星的小冲突。
“类乌齐”位于昌都地区北部。民国初年，统领彭日升带了三个营的兵力驻防昌都、类乌齐和三十九族一带。与此同时 (1914年10月)，达赖委派 穹然木为 代本，带了藏军三百人前往三十九族地区布防，形成川藏边界局势的紧张状态。
1917年9月，川军统领彭日升部下的连长余清海，在类乌齐捕获越境割草的藏军两名，解于昌都，藏军方面要求引渡，川军拒绝，并将两名藏兵处以斩刑，把首级送给藏军。这事激起了藏军的反感和愤怒。于是双方军队干戈相见，发生流血冲突。
类乌齐冲突发生后，英国趁火打劫，给西藏当局“接济五子枪五千支，弹五百万”。在英帝的支持下，藏军大举进攻。川军由于后方发生川滇军阀内战，授助接济均断绝，只有孤军奋战，藏军乘机猛攻，经过五个月交战，川军粮尽弹绝，精疲力尽，最后昌都宣告失守。川军士兵被杀三百余人，其余被俘，军官有的缴械投降，有的自戕以殉，统领彭日升被押解至拉萨，死于囚中。
藏军占据昌都后，开始分南北两路大举东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川军望风溃降，以至北路的同普、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等县相继沦陷，南路察雅、宁静、盐井等县也处于危急之中。
刘赞廷
不过当时刘赞廷任边军分统，驻防巴塘，他所带五个营的兵力，除两个营在类乌齐冲突爆发时已调昌都援救外，尚存三个营防堵盐井、武成等县，与藏军奋战，藏军伤亡很大，故南路的藏军转而北上，袭取新龙，包围了甘孜县。
1918年7月，川藏两军在甘孜县的绒坝岔战斗二十多天后，川军退据雅砻江之东扼守。8月，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复派人赴拉萨，始得达赖复书，双方决定停止战斗，进行谈判。
这就是1917-1918年间爆发的第二次康藏纠纷，史称类乌齐事件。
（二）类乌齐事件，川军的迅速溃败的原因有很多，从西藏方面来看，一战爆发后，英国无暇东顾，拉萨当局担心中央政府利用英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战之际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因此，西藏在1914年向英国购买了五千支新式步枪和五十万发弹药，并在英国的协助下，将藏军由过去无固定编制，“酋长式“的地方武装的三千多人扩建为一万多英式常备军。
反观川边军，由于时局混乱，边军饷弹缺乏，习气也逐渐败坏，边军在赵尔丰时代有十一个营，民国后统领失和，兵源流失，所余半数为老弱，当时川局混乱，川、滇、黔军为了争夺四川地盘而展开混战，不要说边军没有后援，他自己都参与进了川内混战。
事情的发展是英国迅即介入并充任调停。当时，英国副领事台克满正由甘肃到达青海的玉树，当得知川藏纠纷之事，便借口赴巴安调查，强行出关，奔赴昌都，先找西藏当局官员噶布伦江巴登达，策划西藏方面巩固占领区，积蓄力量，再次东侵。
昌都旧照
台克满假充调停人，邀请川军代表、边军分统刘赞廷前往昌都，协定临时停战和约十三条。据刘赞廷本人称，这十三条是台克满独自拟议后才交给川军方面的代表，故刘拒绝接受，并指出“川藏两军之冲突，为中国境内局部之事，非外人所可得而干预。”
这次和约中决定:甘孜区的巴塘、甘孜、新龙、炉霍、道孚、雅江、定为汉军驻扎地，邓柯、石渠、德格以及昌都地区的类乌齐、同普，恩达等地为藏军驻扎地。在前线，汉军退驻甘孜，藏军退驻德格。
双方除汉军在巴塘及甘孜各驻二百名和藏军在昌都及宁静各驻二百名之外，一律撤军，停战时间定为一年。
这次停战协定的签订，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英国的介入和调停，这就给英国人继续干涉西藏问题提供了新的借口，为中英西藏问题交涉增添了新的变数和困难，也直接引发了在北京进行的新一轮中英交涉。
朱尔典
1919年的5月，台克满奔赴北京，敦促英国公使朱尔典向中国催议藏案，欲借边藏停战再次提出西藏问题并进行落实。
台克满的小九九是现在边藏停战的条约，所定的双方分驻地点，都是根据当年西拉姆会议的内外藏界线而来，到时实际控制也可以作为到时实行内外藏划分的根据。
5月3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外交部次长陈篆向英国提出了解决本次纠纷的书面建议，提出既然要谈和约，首先是必须申明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然后再讨论边界划分。而边界划分上也提出打箭炉、理塘、巴塘本属川边，应该并入四川。
但是英国不接受此方案，谈判陷入了僵局。
7月5日，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又向外交部提出意见，川边是川边，西藏是西藏，不能混淆不清，川边是赵尔丰办理边务时的改土归流之地，各土司不得抗命，更不存在属地割让之理。
其次，西藏本是中国属地，但自辛亥革命以后，受英国人愚弄，导致西藏是“虽无自治之名，却有自治之实”，然后现在需要的是要用武力收复川边失地。
陈遐龄的建议得到了广州军政府七总裁的支持，指出：“藏地关系中国屏藩，利害十倍青岛，祈协商共筹对付。”
再看西藏方面，此次的英国和民国政府的协商，西藏地方竟然完全不知情，据民国政府甘肃派往西藏与西藏地方沟通联系的李仲莲、朱绣在 1920 年 9 月给甘肃并转民国政府中央的报告，“最近英人使在京所提各条，莲等面询达赖，达赖并不知情，足征英人从中作祟，殊非藏人本心反抗中国也。。。”
（三）英国担心西藏问题久拖，其侵略企图没人理会最后自行失败，因此仍通过外交途径提出要“竭力设法”解决西藏问题。
顾维钧
1921年8月26日，顾维钧为英外相催促了结西藏问题并提出书面节略事致外交部电，英国又提出在北京或伦敦开会讨论中国的西藏问题。英国没有办法在跟顾维钧交涉时，甚至企图恐吓民国政府。中国如不续议 1914 年西姆拉会议的草约，承认西藏自治，英国今后将拟以自治国对待西藏。
如能开议，则把 1914 年草约加以修改，符合 1919年中国提案的意愿等。英国外相又说，其准备电告驻中英使，行文民国政府，假如中国不与其开议中国西藏地方问题，其即与西藏地方直接商定协约，让其驻江孜上午委员随时前往拉萨办理交涉，甚至假借其他与此无关的条件企图利诱中国上当，称中国如与其商谈西藏地方问题，即同意中国在印度设置领事。
顾维钧对其回应称，其问题将电告国民政府，有关西藏自治的界务问题，牵涉约法，政府不方便变更，如果英政府允许将界务问题全照中国意愿办理，则中国政府可能会对续议问题设法允从。又称中国政府忙于筹备参加华盛顿会议，难于兼顾与英讨论西藏问题。
（四）
而今天我们最想说的，是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往年不同的是，国家再已不是爱新觉罗家了，而是整个中国人的国家，这样的爱国主义热潮迅速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形成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全国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社会革命。
这场社会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害，人民都将目光投向了外交部，看着北洋政府如何解决辛亥以来这场藏事乱局。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推进，舆论的发酵，整个中国开始觉醒，其影响也逐渐向官员群体扩散，这件事情上，英国人的思维却很迟钝，并没有注意到整个中国局势的变化。
熊克武
但是就在当年的8月2日，四川督军熊克武提出了“守住我们国家的领土是公民的首要责任”。随着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之后，觉醒的中华民族意识所形成的力量，迫使北洋政府的相关官员更是不敢轻开涉及领土主权的谈判。
8 月13 日,朱尔典基于“西姆拉条约”，到外交部进行正式谈判，“内外藏名称系在印度会议时所定，且为权宜之计,既无根据,又无界限,将来必多障碍。本公使为久安之计,另有提议。以备采择。一拟将内外藏名称取消,仍用中国西藏名称，原议内藏之地，一半划归中国，一半划归西藏”,“
巴塘旧照
拟将巴塘、理塘、打箭炉、道孚、炉霍、瞻对等处划归中国,将德格及其以西各等处划归西藏”。
陈篆的回答颇为干脆：“中国实难承认。”
朱尔典转而说:“此项提议系本公使个人意见，并非推翻原议，如贵国愿采用原议，本公使亦不反对。”
陈篆则回答:“取消内外藏名称本次长亦非绝对反对,但如以上所述划分之法实不公允。”
可以看到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陈篆的态度从“保住面子”，到逃避，再到谨慎,有一个随五四运动产生的民族觉醒影响力变化而变化的过程。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北洋政府也认为涉及国家主权之事有必要咨询各省的意见，而在民间，得知有“西藏划界之事后”，江苏省教育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商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寰球中国学生会、华侨联合会、上海青年会、上海欧美同学会、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上海救火联合会，联名致电外交部,要求“事关国家主权,万勿退让,以弹后患”。
9 月14日，《申报》以“十一团体电争西藏问题”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引燃了新一轮的全国反对浪潮。就连各地军阀也纷纷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显示出了一致对外的趋势。
议还是不议？英国公使朱尔典还在满怀希望等待开议，他不知道的是，中国反对开议的电报已经像雪片一样飞到了中国外交部，外交部不得不立即向四川省议会和青海镇守使马麟发去安抚电，称“并未继续磋商。”
朱尔典
12 月3 日,朱尔典又到外交部催问何时再行开议，在陈篆提出了中国人民认为藏案比山东问题都更加严重，现山东问题以激起排斥日货风潮，藏事必然激起更加激烈的反对，不但非中国之愿，抑非英国之利。
朱尔典非常震惊，称”试问英国对此问题究竟有何错处,何以贵部长以为中国人民或致发生抵制英国商品之事”。
陈篆此时的回答颇具民族主义觉醒影响下的代表性：“西藏为中国领土。若本部而开议割弃领土之交涉，必致引起人民之愤怒。中国人民对于外交问题，不复从前之漫不注意。“”
甚至连在华的英文报纸都终于“醒”过来，也开始报道中英就“西藏问题”谈判中断的真正原因。《北华捷报》报道说。“中国政府突然延后谈判的原因就在于该国民众对会上提议的反对”；《上海时报》报道了朱尔典拜见段祺瑞的情况，但“中国政府将听从大众的意见”。
在英国的压力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力量面前，北洋政府顺从了人民的意志。这不仅是民意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后,国人自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胜利,阻止了“西藏问题”滑向难以收拾的深渊。
在英国的压力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力量面前，北洋政府顺从了人民的意志。这不仅是民意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后，国人自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胜利，阻止了“西藏问题”滑向难以收拾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