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nirvana
编辑丨nirvana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主旋律之一,在这一历史潮流中,我们看到不少“边地”的精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开始逐渐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就像我们曾经提到的康藏精英,如诺那、格桑群觉等人一样,彝族精英也开始加入到了国族建构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政策走向和学界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他们的自我追问和对现代文明的渴求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岭光电
今天我们说到的彝族精英岭光电,正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连接凉山彝族新旧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经历了土司制度最后的没落消亡,也穿越过彝人间纷乱的浴血冲突,最终成为近代凉山地区民族交流的先行者。他坎坷的一生,从被动的融入汉地,到接受现代教育,从一名土司到现代知识青年和军官及行政官员,最后成为一名学者,他利用身份的特殊性主动穿梭于不同族群中,成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族际沟通的纽带,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潜移默化的民族融合进程。
壹20世纪30年代 土司官署
岭光电,彝名钮扭幕理,1913年出生于四川凉山甘洛县田坝镇胜利乡斯补村。其祖上是云南昭通乌蒙土司,在明代时与官兵作战,首领被杀,兵败后有一房人就逃到凉山邛部宜抚司岭姓处避难。
燰带田坝土司家后院 1907年 弗里茨·魏司
为避免回昭通继续受迫害,先祖那批人就在凉山住牧下来,被封为“斯补土千户”,封地在罗罗宜慰司安姓境内(今天西昌、喜德边界一带)。到了祖父岭廷福(字围恩,彝名沙沙比比)时,因为参与大渡河边围堵太平军的行动而被清廷封为副将衔,燰带田坝土千户。
岭光电出生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彝族家庭,从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录非常有意思,这个和后面要提到的岭光电重新作为彝族土司而对辖地进行社会改革可以互相参考。
旧时的彝人是非常信鬼的,因为他们家的房子在他出生时,已经住了几十年了,在屋中死去的人包括奴隶至少有几十人,所以家中认为这样相应的鬼也就多了,而生小孩,就更怕鬼来骚扰,所以必须在人丁兴旺的百姓家附近,新立竹笆房,孕妇住在里面分娩,才能躲过这些鬼。
岭光电在出生前,家中烧了若干次的羊胛骨打卦,才为他确定了出生地,入屋之前还要找人丁兴旺的家庭砍竹编笆,算了“太岁”所在方向,父母要先走向太岁方,再回转走进屋中,口中念念有词:“不要太岁来相逢”。
其实岭光电出生时,其家道已经中落,人丁也不兴旺,这时的土司印信在其二伯父岭维纲手中,但是两年后,岭维纲就去世了,土司印信再次传到了岭光电堂兄手中,但是我们都知道,近代凉山彝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医疗条件有限,不久这个堂兄也过世了,土司印则由岭光电堂伯岭维瀚掌管。
此时虽然已经是民国,偏远地区土司的承袭依旧按历史的惯性在继续。只是本地的军阀时常以各种借口,向土司施加压力索要钱财。掌握土司印信岭维瀚受不了这样的压迫,打算一走了之,甚至要打破规矩迎娶汉族女子为妻。
然而,在实行家支外婚和等级内婚制,并限制与其他民族通婚的彝族地区,这样的行为是得不到支持的。他的决定遭到亲戚们的强烈反对,因此被亲戚私自处以刑罚,杀死在家里面。1918 年岭光电的父亲岭维城和幺叔酿民也因病先后去世,此时年仅六岁的岭光电,与母亲相依为命,守护着土司印信。
1926年秋,川边军刘济南部到达田坝地区,以军费为由,向当地的土司和大户大肆摊派钱粮,斯补土司家势衰弱,成为索要的主要对象之一,最终和刘济南部爆发了冲突,其家被川边军借口“改土归流”查抄,其母也被害。时年13岁的岭光电因年龄较小得以幸免,但却变得孤身一人。
羊仁安
1927年,岭光电只能去汉源投靠“干爸”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寻求保护,依照羊仁安和头人们的建议,读过几年私塾的岭光电入富林小学读第七册,因为其学习努力,成绩优秀,羊仁安觉得此子有前途,于是决定将岭光电送到西昌的鸡心石小学读书。
贰民国时期的西昌邛海
在此期间,岭光电的视野开始逐渐拓展,接触到了更多的书。他后来表示,这一时期他已经开始对《五虎平南》、《三国演义》以及《说岳传》等书感兴趣,也崇拜岳飞、孔明等人物。
当然,他还因自己的少数民族的身份问题而被嘲笑为“蛮子”或被说是“吐丝”,面对这种情况他甚至“不敢同人争辩,因为汉语又比较差,说话也得谨慎,怕发出彝音,受人耻笑”。此类话语虽是玩笑,但也说明岭光电很早就意识到不同民族间的区别。
在此过程中,岭光电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在一次晚自习添灯油时,一个工人师傅不给岭光电添灯油,经岭光电要求,工人师傅很不情愿的给岭光电的油灯添加了灯油,却故意大声说:“蛮子也变了,来读书了,不抢我,要我给他添灯油,世道变了!”
其实我想我们是能够体会得出岭光电当时的心情的,人的一生是很难做到华丽的转身的,从一个身份到另一个身份,需要付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顾彼得
我是在有一次去丽江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两本书,是民国时期一个俄国人写的书,那人叫顾彼得,一本书叫《被遗忘的王国》一本叫《彝人首领》,《被遗忘的王国》写的是丽江的事情,《彝人首领》写的是其穿越彝区的故事。
其中竟然有一段关于顾彼得在富林羊仁安公馆中,见到青年军官岭光电的描写。
岭光电军校期间照片
“我注意到一位穿着整齐的中国军官正端坐桌旁,在点燃的一盏油灯下写字”,“他中等身材,装束同昨晚一样,身着剪裁得体的纯毛呢咔叽的中国军队制服,磨得铮亮的皮带上挂着一支大毛瑟手枪,脚蹬一双闪亮的高筒皮靴,头上剃着军队式的小平头。”
如果仅仅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个军人的血液中流淌着彝族人的血脉,但这种形象并不能掩盖其固有的血统。
“他与中国军官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他瘦长结实的运动员身材使人马上联想到彝人。他大概有30 多岁,相貌堂堂,他的脸色不是那种黝黑的类型,而是令人愉快的巧克力颜色,宽阔的下巴颇有坚决果敢之意。他有一张很感性的嘴和完美皓白的牙齿,又黑又大的眼睛灵活闪烁。”
但是当提到对彝族人的称呼上,岭光电非常敏感。顾彼得写到“岭光电每听到将彝族称为“猡猡”时,“敏感的脸上就浮现出厌恶的阴影”,并会郑重地说:“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希望你不要把我的意见当耳边风,虽然汉人把我们称做‘猡猡’,但我们十分憎恨这个称呼,因为它是蔑称,汉字里的偏旁带有‘犬’字,反犬旁的意思就是‘野兽’。我们也许是野蛮人,但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当着面这么称呼。”
我想岭光电对一段话应该理解更为深刻,那就是在他刚到西昌读书时,羊仁安对他说的那段话:“当个土司对一个连长来也要让步,为啥?就是没有知识本领,你若想当好土司,还得有知识本领,有了知识本领,不说一个连长,就是像我一样的司令官也不敢随便打整你。”
叁1931年,岭光电进入成都联中读书,其志向是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但是天不遂人愿,1933年4月的一天,岭光电回到盐市口,羊仁安突然诚挚而严肃的对岭光电说:“光电,我本来要扶持你进大学的,现在我遇到了困难,无法办到了,你赶紧去考个有饭吃的学校吧。我以后怎么样也难料,免得误你前途”。
后来岭光电才知道,原来羊仁安因“蒋如珍被杀事件” 持续发酵,因此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的矛盾激化。当他赴成都述职时,就被刘文辉软扣于成都。所以,羊仁安为求脱身,不得不为此花费重金,却始终不能够脱开。此变故使羊仁安的家业遭受重创,岭光电因此放弃继续进入大学学医的计划,并开始考虑其他的出路。
黄埔十期 通讯录
1933 年 5 月,恰逢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到四川省招收第十期入伍生,于是羊仁安就建议岭光电去报考,岭光电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口试等科目并被录取。1933年 7 月,岭光电进入军校。
军校毕业后,岭光电被分配到委员长重庆行辕办公厅工作,并参加行辕组织的边区调查团到宁属各地考察,职务是少尉翻译。
此时的岭光电已经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他希望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这个“新世界”认同的过程中,也会逐渐与一个更大的外面世界产生交流与互动,产生出一种融入近代世界的认识,从而与中国的其他民族结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才能更好地维护彝族同胞的利益。而教育和文化的开发,正是提高本民族整体素质,并通过彝族自身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1937年,岭光电回到了大凉山,羊仁安委任他为彝族事务大队长,越西县长也立即给岭光电发了委任状,恢复了他家原来承袭的土司身份,岭光电这时的思想也越来越清晰起来,在离开家乡多年,接触外面的社会,更加意识到凉山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落后,他要推动凉山地区进步,也要为凉山彝族地区争取参政权利。
但是回到凉山后发现事情并没那么容易解决,尤其是仅凭借个人的力量。这个问题有内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就是彝族思想的极端落后、氏族壁垒森严;外部原因则是官僚士绅的威胁。
肆岭光电(左)与民国著名摄影师庄学本
1937 年 3 月岭光电在自己住所创办了斯补边民小学,并利用土司权威强征“夷民”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医疗、气象等近代知识,以在“夷区”培养一批有新知识与新观念的“新国民”。在办学方面,岭光电得到了羊仁安的支持。
我一直对羊仁安不那么反感,其实主要还是来自岭光电的回忆录,就像羊仁安说对岭光电说的“使彝人有文化,懂得团结起来建设家乡,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残杀,不受歧视,过上好日子,便是修了大阴功。”所以,对于升学到内地的学生,羊仁安都予以照顾,给路费和名片保护通行。
而像曾在岭光电创办的学校读过书,建国后在凉山畜牧局工作的阿扎木呷回忆也说道:“岭光电先生身为一个彝族土司、身为一个国民党军政要员,在旧社会里,能为彝族人民、为彝汉人民办了这么多好事,是实在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他居然违反他们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培养我们这些娃子的子女读书,更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而西康省长刘文辉更是对岭光电赞赏有加,对岭光电说:“你一面办学校,一面送青年外出受训,这会加快彝人的进步。”岭光电在受伤寒时,刘文辉还特意给西康省医院院长万乾生说:“要千方百计把这个人救起来,这个人要是死了,彝人的进步至少要延迟一二十年!”
在大兴教育之外,岭光电还将卫生这个极具现代性色彩的概念带入“夷区”,针对“夷民”遇病则多信神鬼的陋习,特别在“夷民”中培养医药人员,带着医药用品穿行于深山“夷寨”,宣传医疗知识,治疗疾病;
主持祭祀仪式的彝族毕摩。1939 年。摄影:庄学本
针对彝人根深蒂固的鬼神观念,岭光电思前想后找了个方法,他把当地那些极端迷信的毕摩、苏妮集中起来,教他们几种特效药的使用方法,然后给他们发放药品,强制他们为病人送鬼送神之前,必须先给病人发药,然后才能念经念咒,岭光电后来戏称,他这个叫“神药两解法。”
对于那些不肯吃药的人,强迫肯定也没有用,他就编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在群众中宣传来。岭光电将这些“理论”后来记录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那番话吧:
你们认为鬼来害人,使人生病死亡,是他来吃人肉、喝人血的关系,这是有道理的,不然人怎么了瘦了才死呢?过去找毕摩、苏妮来念经、诅咒、驱逐、捉拿以及用牲畜来祭送鬼神,曾收到一定的效果,这也是事实。
但有时效果差,是为啥呢?一是因为牲畜的血肉不如人的血肉好吃,遇到狡猾的或吃惯好东西的鬼,他就不吃牲畜血肉,而要吃人的血肉的关系。
另一种原因是遇到凶恶鬼怪,毕摩、苏妮的经咒和法术拿它没法,它们一来作乱就只有等死。过去彝区有这种事,别处也有。别处对这些鬼怎么办呢?就是吃药。药是奇怪的东西,人吃了有好处,鬼吃了要受毒。人吃药下肚,药性就窜到经络血肉里,鬼来吃喝血肉时,不毒死它也毒伤它。毒死了当然人就清静了,毒伤了它也就逃走,再不敢来害人了。所以别处从古代就少有病痛死亡。
敲鼓的苏尼 庄学本摄
古代毕摩、苏妮也有不起作用的时候,现在又怎样了呢?更成问题了。为啥?鬼变复杂了,现在又来了汉族鬼、藏族鬼、苗家鬼、蒙古鬼,还有日本鬼、红眉绿眼的洋人鬼,多得很。
这些鬼不懂彝话,不懂彝礼,毕摩、苏妮只用彝话来向它求情,用彝礼来对待它们,它们能接受吗? 我看它们不懂就不会接受。
送给牲畜,它们喜欢吗? 它们用的是票子和金元银元,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不会喜欢牲畜的。不接受又不喜欢会怎么样呢?会加重病情,使人死亡。所以毕摩、苏妮对于现有的许多病症没有办法,也不敢去医治了。现在鬼多病也多,而且各种鬼怪的情况也复杂。就以它们的来去说吧,有的坐飞机,有的坐火车、汽车、包车或骑自行车,骑马的已很少了,与活人完全一样。
正在摆祭阵的毕摩
试问,你们送些牲畜给他们,它们会怎么样呢?它们不同于住在附近的彝人鬼,他们带不走牲畜!你们要勉强它带它就要生气,一生气就使病人遭殃要死亡。对这些鬼该怎么办?
还是只有用吃药对付它,就是念经送牲畜有效也很危险!鬼与坏人一样,吃惯了就要来的,而且相约一起来,那时彝人地方将成鬼的世界,彝人还能生存吗? 想生存也办不到了。所以为减少疾病和死亡,不被鬼吃光,就一定要相信药能驱鬼治病,大家有病就多找医生吃药 !
没想到这一番天方夜谭的说教,竟然一度产生了作用和效果,使许多彝人愿意求医吃药了。
伍抗战时期的1938年4月,岭光电受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委托,招收彝族青年入校培训,9月任国民革命军24军少校参谋。1940年1月参加乐西公路修筑工作,任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支队长。
岭光电认为,在这次筑路过程中,虽然彝民民工受够了苦痛,但是也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首先,在这次筑路过程中,彝民为国家抗战流血流汗,尽到了国民的职责;
其次,参与筑路的彝人认识到了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有利于摆脱过去那种“夜郎自大”的狭隘心理;
第三,通过筑路过程中的交流,参与筑路的彝民学到了汉民许多生产、生活技能,促进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
第四,参与筑路的彝民生病后,由于无法再用毕摩念经方法驱鬼,也没有多余的钱杀牲祈福,只能在简易医疗站救治,体验到现代医疗技术好处后,彝民开始更加相信医药了。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朱契先生
在此期间岭光电还结识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委派的康昌旅行团一行,岭光电向经济学家朱契先生谈及他对宁属彝人发展的抱负:
一是要开化彝民,二是要改善彝民的经济状况,三是拟训练彝兵十万,供国家对外作战之用。
岭光电对自己的民族的优缺点了如指掌,他认为彝人有着自己的文明,并非外人眼里的野蛮;彝人是天生的武士,不笨不傻,所以国民政府如果对彝人的政策得当,不是可以训练勇武善战的彝兵十万为全国抗日大局贡献彝族同胞的一份力量吗?
可以看出,此时的岭光电已经明显体现出了他深刻的族群认同和与时俱进的对国家、中华民族的认同。
陆1946 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召开制宪国大,川康“夷”人集团当即作出反应,在岭光电的运作下,川滇康三省 16 名“夷”人土司联名致电宁属屯垦委员会,要求在国大和各类立法机关中给予“夷族”席位。
1947 年国大召开前夕岭光电更是辞去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区长的职务,专注于国大席位活动,并联络傅正达、罗大英等从政“夷”人,组成“西南夷族参政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1947 年 12 月,国民政府在 270 名国大代表缺额中指定西康土著居民可获得 10 个名额,其中李仕安、杨代蒂以“夷”人身份进入国民大会,岭光电则在刘文辉的圈定下被推荐为立法委员,“夷”人参政的政治诉求得以部分实现。
国民大会制宪会议表决现场
最后,尽管这次夷人请愿的政治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国民政府鉴于复杂的边疆形势,且囵于传统的“华夷”观念,并没有在宪法和意识形态框架内正式承认“夷族”的民族地位,让部分“夷”人进入国大和立法院也无非只是为了方便今后管控“夷区”而采取的拉拢手段而已,不足以撼动“五族”政治框架。
请愿后,“夷”人仍未改变自身权益缺失,饱受歧视的境遇,故岭光电在后来曾对这场活动总结道: “算是请愿无成,个人所得”。随着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岭光电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共产党,以寻求新出路,加上有感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地下组织尊重并团结各民族的良好作风,更是增加了岭氏对中共的好感。
昭觉旧照
1950年凉山解放前夕,岭光电因其军人身份,又被委以二十七军副军长之职。4月岭光电命令所部在昭觉和平起义,接受解放军改编,昭觉和平解放也意味着西昌战役的彻底结束。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担任西昌民族干部训练班主任,加入到了新中国改造“夷区”、建构“彝族”身份的边疆新进程中来。
总结近代凉山历史上涌现出的一批彝族精英人物,如岭光电、曲木藏尧和李仕安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入正在经历巨变的近现代中国,去感受、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成功转型来作为示范,去带动家乡—凉山地区更多的彝族同胞来参与到这场社会巨变中来。
岭光电早年在汉地接受的近代化教育锻造了他较强的国家观念,而作为一名土司后裔,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之下,没有固守旧有的土司体系,而是主动推进凉山地区现代化建设,本身是难能可贵的。
更何况,岭光电凉山地区的建设实践,确实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影响。他所推行的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凉山地区与内地的差距,向国民政府争取参政权则可以促进彝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对于凉山彝族地区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解放后,彝区需要建设,需要教育,需要人才,军管会与西昌地委招收一批彝族和另邻彝族地区的汉族青年,进行各方面的学习训练,组织了西昌民族干部训练班,岭光电担任主任,为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培训了各种人才。
1978年岭光电调四川省民委彝文组工作,岭光电无羁无绊地、专心致志地再整理再从事彝族文化的研究、出版工作。
老年岭光电
1981年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编目整理,并受聘至中央民族学院彝文专修班任教,编写、整理了大量的古彝文经典书籍——《雪族》、《古侯传》、《跋玛特依》、《教育经》和《凉山彝族习俗》、《彝族尔比尔吉》等书,还解释了很多彝族古老语言和彝汉文化关系等。
老年岭光电
1985年岭光电着手整理其回忆录《忆往昔》,正是这本回忆录,让我们能够看到前面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东西,也正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了解更多近代彝族社会的形态,以及一个末代土司的族群认同和家国情怀。
1989年2月15日,岭光电病逝于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