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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大变革。在土地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官学衰弱，私学兴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士阶层逐渐崛起，作为士阶层成员之一的客卿产生了。

客卿的的形成有一个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客卿在出身、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等有很大不同。

秦国与东方诸国的客卿制也存在区别，这是秦国能在六国之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秦国客卿的状况在春秋时期与其他诸侯国相似，客卿多来自他国出奔而来的贵族，如丕郑、丕豹、公孙枝等。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提升，随着《求贤令》的发布，越来越多的士人前往秦国求仕，此期秦国的客卿制与东方诸国开始有所不同。

自秦穆公，秦国就开始重用客卿，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穆公四处求仕，任用五个外来者，吞并五个国家，在西戎之地称霸。

到了战国时期，秦孝公公布了秦国重用客卿的标准，只要能献计献策让秦国强大的人都能来担任官职，于是前来秦国的客卿规模更大了。

据学者考证，秦国从设置丞相职位开始到秦国灭亡的百年之间，在担任秦国宰相的24中国籍能够得知的有17人，其中16人都是客卿。

秦国不仅让客卿担任宰相要职，任用客卿将兵主帅也非常常见。根据对《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的相关统计，从秦穆公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130余次对外作战中，56次的率兵主将为客卿。

再看东方诸国，直到春秋中后期亲亲的宗法观念依然广泛存在，用人唯亲是常见现象，如晋国用姬姓、楚国排斥异姓等。

战国时期国际局势发生巨变，各国都意识到客卿的重要性，魏文侯首先开创养士的风气，因此得到李悝、乐羊、西门豹、吴起等贤才名将，魏国一时间成为人才中心。

然而到了魏武侯时代，魏国的养士用人、礼贤下士之风荡然无存，人才流失非常严重，商鞅离魏便是典型，后有张仪入秦、孙膑归齐等等。

魏文侯变法之后，赵国、韩国也相继变法，此期也是“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但后来极少重用客卿，导致大量人才流失。

齐国在齐桓公时期有重用客卿的传统，在管仲的改革的用人思想下，齐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

但到齐宣王没有继承齐国任用客卿的传统，他虽然善养客卿，但却不用客卿，后来齐国日渐衰落大抵也与客卿得不到重用有关。

楚国在楚悼王时期重用吴起进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其后继者不但不能重用人才，还中间不辨，楚国也无法避免地衰落下去。

由此可知，战国时期秦国对客卿的重用走在时代的前列，在秦国入仕的客卿不仅数量众多，规模庞大，而且重用客卿的传统从秦穆公至秦始皇未曾中断。

反观东方各国，虽有不少国家有重用客卿的经历，但没有行程传统，也没有坚持下去，于是在战国时期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不免落于下风。

战国时期社会上的思想异常活跃，大批士人脱离原本的宗族，或著书立说，或奔走游说于诸侯之间。

与百家学派相对，战国客卿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有儒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客卿等，秦国与东方各国在选用客卿的类型上也有所不同。

秦国对客卿的任用集中在法家，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斯等人。纵横家也不在少数，如张仪、范雎、公孙衍、蔡泽、陈轸等，其中张仪和范雎在秦统一六国中立下汗马功劳。

秦国任用的兵家客卿也很多，前文提到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任用的将兵主帅便是兵家客卿。

除了法家、纵横家、兵家，战国社会还活跃着儒家、墨家、道家等学派，但他们少有人来到秦国。

东方诸国在选择任用客卿时没有像秦国一样立下“能出奇计强秦者”的标准，他们更看重求仕者的名声。

对名声大的人，就算对国家的发展没有帮助，也会将其供养，尊崇之。如孟子周游列国时因为名气大，梁国、赵国、燕国都对其十分尊敬礼遇。

客卿对东方各诸侯国来说更像一块招牌，只要名气够大，无论出身哪个学派都能受到优厚的待遇。

这些国家仰慕的不是他们的治国才能，而是名声，能将名气大的人留在本国对君主来说是一种荣耀。

实际上，以名气为纳贤标准的方式不仅对国家的发展帮助甚微，也会对国家的人力财力造成浪费。

综上可知，在客卿的选择上，秦国从国家实际的需求出发，重视那些具有实际政治才能、外交才能和军事才能的客卿。

只要求仕者具备秦国要求的这些品质，能为秦国的发展贡献才计，不仅能身居卿相，甚至还能获得封地采邑，更能获得国君的信任。

对于那些只高谈阔论空洞理论的人，秦国是不会任用的。当时儒学大师荀子来到秦国，但秦昭王认为儒学对秦国没有好处，没有任用。

又如韩非，秦王嬴政为了得到韩非不惜向韩国发动攻势，可见秦国对法家的看重。因为在战国时代，法家是最具备治国才能的。

而东方六国在选择客卿时以名气为要，不论师出何门，有没有治国方略也不重要。

关于客卿制度，学者黄留珠认为秦国的客入仕升迁大体上遵循着“客——客卿——卿相”的公式，不过在客与客卿之间往往还存在着舍人的过渡阶段。

秦国的客卿制度与军功爵制密切相关，一般客升迁为客卿之后还需经历实际的战斗考验才会被任用为卿相。

秦国从秦惠王时代把客卿作为官职的纽带，并将由客入仕和军功入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

黄留珠先生还提出，秦国的客卿制度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仕途具有开放性，求仕者本身具有流动性。

开放性和流动性一方面能保证秦国人事行政上的新陈代谢，能随时随地任用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吏治的生命力，客卿也因此在秦国的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

秦国在选拔客卿时以言论和谋略为要，任用时灵活自由，客卿还能因功勋升迁至丞相之位。

与其他官员的选拔制度相比，秦国的客卿制有其特殊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破格录用，二是用人不疑，三是礼数周全，四是注重才能功绩。

关于秦国客卿制的形成，学界有不同的见解，以秦惠王、秦孝公时期为主。秦孝公时期，秦国制定了选拔、任用客卿的标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制度。

与秦国相比，东方诸国在任用客卿时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具有随意性和临时性，客卿很难被长期任用。

对东方诸国来说，客卿好比救火员，不必忠于任何一国，如公孙衍、苏秦都有佩戴数国相印的经历，哪国形势紧张，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再如燕国，当时为了报国仇，燕昭王广招人才，然而危机一解除，乐毅便不得不离开。

再观齐国，前来稷下的学者都要经过齐宣王的召见，通过对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等方面的考核授予不同等级的称号。

在这样的标准下，齐宣王优待孟子、田骈等，他还为稷下先生们建筑高宫大殿，对其极为尊崇。

由此可见，齐国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养士制度，但却没有相应任用客卿的制度。

东方诸国任用客卿的随意性在荀子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一开始，荀子在齐国担任要职，但因为遭到馋毁不得不逃往楚国，被封为兰陵令。

但是没过多久，荀子在楚国又被馋毁，被迫回赵国，赵王封其为上卿。又过了没多久，春申君后悔，派人将荀子请回来，官复原职。

然而，春申君后来被李园杀害，荀子也因此革职。由此可见，楚国没有完备的客卿制度，其对客卿的任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总之，秦国有重用客卿的传统，在秦孝公时期又制定了完备的客卿制度，选拔、任用客卿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

而东方诸国对待客卿的方式和态度具有随意性，没有专门的制度，因此客卿没能在这些国家发挥大的作用，人才流失也非常严重。

与秦国相比，东方诸国在对待客卿方面还不够成熟，既没有形成重用客卿的传统，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这使得国家发展较为缓慢。

秦国自秦穆公开始重用客卿，秦孝公时期形成完备的制度，因此大量外来人才涌入秦国，极大推动了秦国的发展。

但东方六国的客卿并非毫无用处，概而论之，秦国客卿的贡献主要在于统一六国，东方诸国客卿的贡献则在于思想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