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20 世纪初，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变法革新，史称“清末新政”，“兴学”是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川边藏区，地处边陲，远离封建政治中心，历来处于土司、寺院势力的控制和统治状态，清朝自乾嘉以来亦以此为“不毛之地”极不重视对这里的开发和经营。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得悉驻藏钦差大臣凤全在巴塘鹦哥嘴被杀害后，即派四川提督马维骐和建昌道员赵尔丰率兵进剿巴塘，围剿乡城。 平定之后，赵尔丰被任命为善后督办“川滇边务大臣" 。于是，一场以“改土归流”而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综合改革在川边藏区拉开了序幕。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进行了屯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兴学，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经边六事”。而其中“兴学以破其愚”则被认为是首要任务，被认为是六大议事之“纲”。

在川边兴学中，有一个人的功绩尤为显著，他在川边办学成绩卓著而不断受到朝廷的褒奖，甚至川边人民还给予他“极圣”的称号。他就是关外学务总办——吴嘉谟。

吴嘉谟，字蜀尤，四川井研县人，其父吴克昌为同治十三年进士，历任河北房山、宛平县、天津武清县知县，爱民如子，政绩卓著。

吴嘉谟为吴克昌长子，少时聪慧过人，拜在井研名儒王一山门下研读经史，后入尊经书院，长于词赋，被视为高材生，后又先后在井研来凤书院、犍为通才书院等处讲学，德行与文学并重，其所教学生，也多品学兼优。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嘉谟也像父亲一样参加京试，中进士，此时，正逢清廷创办新学，吴嘉谟被任命为四川高等学堂历史讲座，后又被聘任总办全省学务调查所，并参与筹划川鄂铁路。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赵尔丰为“输以文明”、“兼开民智”，奏请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设立川边学务局，次年，将川边学务局移到巴安（今四川巴塘）。

赵深知吴嘉谟能力，于是竭力邀请其为总办，负责筹拨学费、考察规划、兴办学堂、编制乡土教材、采购图书仪器、聘请教员和派员劝学等事宜。

吴嘉谟“不以边地瘠苦，热心毅力，选委员，延教习，购堂器，欣然出关”。

正如我们所知，川边地区在未改土归流之前，藏族虽有传统的文化和佛学，但是仅限于喇嘛寺内，即使在喇嘛中，能够诵读经文的也主要是上层喇嘛，一般贫苦喇嘛很难有学习藏文的机会。

在《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德格地区的农奴制度》中有记载，全县当时能写会用藏文的喇嘛只占喇嘛总数的15%，这还是被誉为藏区文化古城和宗教文化中心的德格。

因为喇嘛寺是川边藏区仅有的藏族文化、教育机构，所以藏族人民要学习藏文必须要求教于喇嘛，所有的藏文书籍，都是喇嘛寺的印经院出版。而对于广大平民阶层，文化知识是与他们绝缘的。

巴塘旧照

所以吴嘉谟初到巴塘越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在边藏兴学，这在藏区是亘古未有的事情，在藏区僧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最初人们根本不知道学堂是什么场所，只能按传统习惯，政府向民间支派“乌拉”杂役来进行揣测，因此一听说要开在巴塘设学堂，“群皆凝阻”，把送儿童入学视为“学差”，同时，一些寺院、头人、土司也暗中反对，这就造成了在川边兴学之处，生源成了很大的问题。

就连支持办学的麻书土司都无奈的表示：“地方百姓等顽梗无知，习惯已久，惟知操习夷字，均不知汉文汉语之益，虽经小的再三开导，伊等仍无向学之心，甚至有人言，倘如定要我们儿女入学读书，我们当父母者宁肯赴河而死等语。”

更有甚者误认为入学子弟是“将来皆调往四川当兵”。

鉴于此，边务当局提出“非整军无以御侮，非开利无以规远图，非改制兴学无以为政为教。”的施政方针。

边务当局在要求适龄儿童入学以外，在学校的设置上也采取了一些强制性措施。要求百户以上的村庄创办官话学堂一所 不足百户者，联合办官话学堂。

吴嘉谟对此也有充分认识，他指出在关外兴学和内地不同，开民智原非易事，不靠自己和同仁们努力，教育是办不起来的，于是在他亲自带领下，经常“奔驰于冰天雪地之中，周历遐荒，多方劝导，学生可以直接言谈，即乘机演说入学之益”。

最先办学的地方选择在了巴塘和理塘两地，因为这两地是关外汉民较为集中的地方，所以先在这些地方设学堂数所，让商民、塘民以及藏族头人子弟入学做示范，给以衣服，优以礼貌，联以情谊。慢慢的藏族人民稍微开始打消了疑虑，不时有人将孩子送进学堂读书。

接着，吴嘉谟又以学务局的名义规定：家住城区凡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男女青少年，包括已进入喇嘛寺的青少年扎巴在内都必须入校读书。

所有书籍、纸笔、墨砚等都由学堂供给，不收学费。在学堂时免费供给饭食。

关外学务局成立伊始，就从设立官话学堂入手，对修业年限、课程编配、教材选择、课本编选等进行了反复斟酌，均以儿童生活与其环境需要为依据，不受部颁标准的限制而自由决定。开设修身、读经、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图画、手工、唱歌、体操等课程。

后来在兴学期间，吴嘉谟也考虑到了川边的实际情况，对学制作出了一定调整，凡“惟三年届满，即可变通毕业”，关于每年假日，清廷学部章程都有规定，如每年放假长短与放假时间全国概应一致，并严令地方“不得于假期之外，另行放假”，当局考虑到当地“夏无盛暑，冬令早寒” 的实际，“拟展长年假，缩短暑假”。

当时师资力量十分缺乏，吴嘉谟于是由成都延聘师范生，前后两批共四十人。后在赵尔丰的促使下，四川藏文学堂成立，从内地招收文理通顺、身体健壮学生 120名入堂肄业，补充进入川边学堂。

在聘请的师范生不通藏语，藏文学堂学生又未毕业之时，学务局又就地取材，在巴塘、打箭炉等地开办了师范传习所，招收了一批制营号书、制兵、文童等为学员。

截止宣统元年 （1909年 ）九月，关外学务局共办师范传习班6期，培训学员 100余名，调训的藏文学堂学生尚不在内。

1909年(宣统元年)，赵尔丰晓谕巴塘、里塘藏民送子女入学告示。

接着，赵尔丰也在学务局的规定后面添加了不少奖励措施。凡是小学毕业成绩考第一名者，其家庭免支乌拉差役三年，考第二名者，免支乌拉差役两年，考第三名者，免支乌拉差役一年。其余前十名作为物质及银牌奖励。

“乌拉”差役指旧时藏区百姓对土司，寺院的义务劳动

这些奖励措施对于深受乌拉差役之苦的藏族人民有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他们开始鼓励自己的孩子勤奋读书，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而对于不入学接受教育者，同样有惩罚措施，孩子不入学，罪其父兄，并罚银五到五十两，按其家资科罪。

随着办学方法逐渐成熟，学务局便开始将巴塘、理塘、乡城、盐井四学区，逐步推及打箭炉、道孚、雅江、稻城等县。

而随着1908年巴塘女子官话学堂的开办，也正式标志着川边近代女子教育的发轫。由于清末川边少数民族女性所处的地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相对于内地女性尚在争取不缠足 的“天赋权利”，少数民族女性的地位则高了不少，至少没有人会认为她们该低人一等。

因而川边藏族等少数民族女性在生理条件和地位上确胜过内地女性，更有利于女学，这也显现出兴学者从客观实际出发并对其尊重。所以也正是从这里走出了我国第一个藏族女教授邓珠娜姆。

1945年邓珠娜姆被聘为国立政治大学藏文副教授

1911年，学校数从,1907年的2所增加到二百余所，,学生数从1907年的60人增加到九千余人，到民国时期，西康建省时，学生数已经达到了14698人。

民国时期巴塘小学老师

特别是巴塘，该县不足五百户的情况下， 各类小学就有四十余所， 学生千余人，而且 、体操、 国文、 算术试验大有可观。巴塘还拥有川边藏区唯一的图书馆， 赵尔丰通过各省支援，收藏汉各种图书三万七千余函， 成了川边藏区的教育和文化中心。

兴学成果不仅体现在学堂与学生数的逐年递增中，也体现在入学孩童的待人接物与日常交流中。受教育者，人人知忠君爱国，人人懂白话，人人能言译百字，彬彬有礼，彰显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底蕴，成功架起了一座文化交流互动的桥梁，这也使得在川边的行政更为顺畅。

其实在川边兴学上，还有很多人也是功不可没，我们知道办学的经费是办学的基础，没有充裕的财政支持，办学很难收到实效，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民国时期，国家动荡后，川边不少学堂停办的原因。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

赵尔丰认为筹集教育经费“似可缓而实不可缓之事”，赵尔丰曾多次在奏折中提到学务经费，他首先将光绪三十一年剿办巴塘、定乡、稻城、贡噶岭等处的叛军所缴获的财物交委员变价，折合白银万两，然后又将各处铜器运回四川提金，连铜变价，总共得平银两万三千九百两，然后一部分交给成都、华阳两县，发商生息，将利息作为补助关外学生衣履之费。

一部分最先存于康定，后分发新设的河口、理化厅、稻城、定乡县修建学堂。

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抽收牛猪肉厘、秤息等作为学堂经费。

同时，一些藏区开明土司如德格土司多吉僧格夫妇、绒坝擦喇嘛、同知王典章所捐廉银、藏民四郎雍左也慷慨捐赠财物房屋，协助办理学务。

特别是向察木多（今昌都）偶宿村藏族妇女四郎雍左，因为多年冤案得以昭雪，决定把平反后所得的金玉茶10杠（600斤）捐助学校作为教育经费，边务当局奖励“巾帼达人”称号，对其进行专门鼓励。

不久又有盐井的学生父兄共同开垦荒地，以作为学田的表率。

藏商桑登邓周见学堂的开设对于教育子弟有益无损，自愿捐献藏元八百元以作为本地学校学生购置衣服。

边务当局都对这些事情一一进行了嘉奖。

正是因为赵尔丰以吴嘉谟等人的努力，并且得到了当地开明士绅的支持，清廷对此也开始重视起来，到了清朝最后的一年，也就是宣统三年，对川边的教育经费已经从最先的三万两拨款提高到了八万两。

同时，吴嘉谟也注意到了开源的同时，必须还得节流，当时开办学校很多就是借用民房、庙宇来作为校舍，在短期内稍微修葺，就可以开学上课。这种方式既节约了经费，又可迅速的办学。

而正是这些多方面的经费来源和学务局的节流措施，保证了不从学生家长身上收集办学资金，也对办学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百姓见学校不征收学资，自己不花一分钱，而孩子就能知道汉语，有事可以和汉官直接说话，又见又是送衣服，又是送文具，而且礼貌有加，于是兴学之风，蔚然大起。

这时，吴嘉谟也清醒的认识到，“振兴地方，首在倡实业”，而且把经济建设与“兴学破愚”结合，择宜兴办了不少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川边藏区实业教育应运而生。

为此，学务局在后期又推出了不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学堂。比如农牧实业教育，蚕桑学堂，工矿实业教育，以及制革、制陶等学堂，主要是要让毕业的学生能学以致用，掌握一种生产劳动技艺，为毕业后谋生创造条件。

接着又开始在川边设立现代文明和科技的学堂，诸如巡警学堂，毕业后的学生分派新设各府、厅、州、县充当教习或巡长；或充当教习，以为开办警政之预备。

清朝电报局

电政学堂学生毕业后专门为康区电报联通、邮政铺设。

川边藏区近代实业教育的兴办，极大地冲击了川边藏区的封建传统教育，打破了寺院对教育的垄断，推动了封建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变。包括实业教育在内 “川边兴学”，不仅是川省清末“教育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堪称是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的开端。

任乃强教授

吴嘉谟后因开发教育有功，赏加三品衔，藏区人民多年后还怀念他当年办学的贡献。称他为“极圣”或“西方圣人”。康藏问题专家任乃强教授赞誉吴嘉谟为“康区的文瓮”。

1913年，民国成立后，蜀军政府派他担任炉边宣慰使，后当选为国会议员，吴嘉谟利用这次机会，考察了十多个省的教育情况，回四川后任四川巡按使秘书长，曾以观感所得，建议省府多所兴替。

对于西康边务他也多所相助，后年届古稀，还乡归隐，自号“半农山人”，1931年，吴嘉谟病逝于井研家中。

时光流转，百年转瞬即逝，让我们再来看看当年那些川边课本和老照片，切身体会一下当年川边兴学的一些记忆。

1.《关外官话课本》——格致

第十课:

冬天虽是莫(没)有什么菜，莲花白却是顶好的，大的一窝有十几斤，小的一窝也有几斤，听倒说比内地还好些呢。

第十一课:

巴塘的果木也不少。桃子就是顶好的，但是有两种：大的味道极好，小的是山桃，味道就差多了。

2.《唱歌课本》

兴学歌:西方世界佛菩萨，孔教西来比天大，讲忠孝，开文化。不论蛮娃，不分喇嘛，人人都要入学堂，学官话。蓄了头发，讲究礼法，眼见得四海成一家，再不当乌拉。

爱乡土歌：大朔山，高插天，金沙江，入四川。天生一个好江山，何故人民称野蛮，今我凿破混沌窍，龙旗插遍川藏滇，快来学，莫流连。

向学歌：桃源子，花正开，隔岁春风去复回。花开还结子，春去如流水。男儿正好乘青春，莫被桃花笑了人。

励志歌：阴阳强弱无今古，娲皇炼石天可补;不见魏木兰，从军替阿父?不见秦良玉，为国戡强虏？莫言巾帼无英雄，多少男儿不如女。

自爱歌：女子第一知羞耻，头要梳来脸要洗，姐妹莫拈香，穿衣莫露体。入学堂，明道理，大大方方，规规矩矩，朝朝日日好用功，大家谁不称赞你。

体操歌：女子操练身体强，盈盈花一样，淡淡的梳妆，楚楚的衣裳。知书识字人钦仰，齐心向学求开放，才显我巴塘女子赛过儿郎。

一百一十三年前，美国基督会驻巴塘传教士史德文在巴塘为“巴塘第一女子学堂”的师生拍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照片中63名小姑娘，分成三排，穿着统一的校服，留着同样的小平头，在四名老师的带领下合影。

川边女学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川边地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甚高，就像在体操歌中所言“才显我巴塘女子赛过儿郎”，而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兴办教育者对国家男女平等的思考。

旧时的川边藏区，除保留了原始生产生活技能教育外，由于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居住分散等地理自然条件的限制，学校的设置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和兴起，人民只有将子女送入喇嘛寺学习，寺院成了既是宗教场所，又是学习文化的重要场所，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及的，真正获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人，远远达不到开民智的条件。

民国时期巴塘小学棒球队

自民国以来，但凡论及川边或西康之教育，莫不给予较高评价，吴嘉谟以及背后的经营者赵尔丰，对于川边地区的教育兴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民族教育事业，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建设现代化强国尤为重要。

虽然我们看到，在开发川边教育时，有其局限性，包括在兴学过程中出现不适当甚至过激的行为。 比如教育同化、强迫入学等。

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在赵尔丰以及吴嘉谟等人的努力下，川边地区除兴办大批新式学堂之外，还开办了印刷局、图书室等教育辅助机构，突破了原先单纯的传统寺院垄断教育模式，无形中为川边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

并且让教育开始达到普及的程度，教育资源的下沉，让普通人也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素质，要知道据当时的统计，川边地区文盲率达到95%以上，在吴嘉谟主持的川边教育体制改革以后，由于政府的奖劝措施，使得社会下层子民开始走出家门入学堂读书。 受教育者由为数不多的上层迅即扩大到普通民众，这不得不说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

虽然后来经过了辛亥革命时代和民国初期的战乱影响，一度政府无力顾及边区教育事业，使当时的民族教育处于停滞状态，但是随着政治逐渐稳定，特别是西康建省后，西康地区民族教育能够迅速恢复，还是得益于当时清末兴学培养的那批人才，比如毕业于巴塘官话学堂的格桑泽仁（王天华）、格桑群觉（刘家驹）、江安西、降边嘉措等等都是当年的佼佼者。而其中后来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成为了当地党和政府的基本领导骨干。

参考文献：

井研县志：吴嘉谟

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教育

赵艾东：清末川边兴学对藏族女性的近代启蒙与塑造—巴塘女学堂师生合影考

芒康县志：吴嘉谟

江安西、来作中：解放前巴塘县的文化教育事业概述

何勇：解放前康区的民族教育

李绍先、周杰：清末四川“教育新政”与川边藏区的实业教育

张炼：清末川边藏区教育的开发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