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流动固然带走了浸在泥沙里的陈腐，但也无时不在含混地拨动着人的坐标，令到岸的我们刻舟求剑。
中国学术史进入20世纪，处境尴尬。
老祖宗的东西基本被各处舶来的解剖刀抚摩一遍，在王国维活跃的年代虽不算支离破碎，也伤痕累累了。王先生也在解刨台前，不同的是：旁人做出一副大义凛然、面如冰霜的样子，老爷子嘴边则挂一缕温存却郑重的苦笑。
王国维
王国维只能是王国维胡适说他：“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鲁迅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样。”——就是这么一个外相不风流，内相风流到极致的读书人，若把他摆在真正的清朝，他还是王国维，即便领一个“南书房行走”的头衔，也不会混到王大将军、王大总督；甚至做不成康有为，也成不了罗振玉；更永不可能成为曾李左胡那样的人物——否则，把他放上马背、置于三军阵前，恐怕令对手面面相觑，直问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王国维例举杜甫、韩愈、陆游这些素来被认为忠君爱国的先贤，并不无痛心地指出：他们：
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
这样一个人，一眼看穿神圣的尴尬，又如何奢求他一心一意、严丝合缝地为神圣效劳？他是贾宝玉，他是侯方域，他是《长生殿》里的唐明皇……
贾宝玉影视形象
前清遗老？文化遗民？王国维有贾宝玉等人的赤诚，却在很多方面比这些人杰出得太多，陈寅恪即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王先生的死因，说法已多，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写得相对容易接受：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末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以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有不少学者据此把王国维、陈寅恪都称为“文化遗民”，“遗民”不难想象，究竟什么是“文化”？所谓“钜劫奇变”，又究竟为何不可战胜？
陈寅恪撰王国维纪念碑碑文
自伯夷叔齐以来，宋亡有宋末遗民，明亡有明末遗民，清亡也有清末遗民。所谓文化遗民，大概指他们并不执着于某个王朝而执着于某种文化——尤其放在清末，可以说执着于整体的文化。彼时的中国文化像一口幽深的古窑，或者不屑于走进去，或者被它的幽静黑暗吓退，或者在洞口捡几片碎砖烂瓦，拿去做学者的奖章或起哄的教具。
王国维默默地走进去，跨过堆在洞口附近的废墟，把外面的新鲜空气递进来，那些经得住暴露的文物便留下来，经不住的便继续躲在“钜劫奇变”的说辞背后。历史无论再怎么进化，文化却具有天然的恒常性。当王国维如同陈寅恪所说的凝聚了整个文化精神之后，他的生命之于历史便有了超常的意味。
在此，生命的空间性消解了生命所置身的历史的时间性。也即是说，生命之于文化精神的凝聚使王国维这样的历史人物不再仅仅是文化芬芳的威受者，他的存在就是芬芳本身。他可以是一张桌子，摆满瓜果梨桃任君流连；他也可以是一棵树、是随便堆在后院的木材，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把寂寞的时间拖成一副更加憔悴的空壳。试想这样一个人：
你打在他身上的侮辱他都点头称是，并不反抗，并不跳起来叫嚣他的反感，但他像雕像一样守在那里，继续送来的侮辱只能是落在他肩头的一只麻雀，等他满身都落满鸟粪，他选择安静地坍塌。正如李劼所言：“王国维的自沉不是被历史的遗弃，而是其生命以拒绝指认的高贵姿态遗弃了一部可疑的历史。”
历史的流动固然带走了浸在泥沙里的陈腐，但也无时不在含混地拨动着人的坐标，令到岸的我们刻舟求剑。
陈寅恪
叔本华、海德格尔、萨特……那些王国维的遥远知音萨特说：“人被迫自由。” 海德格尔说得更彻底，人不自由的时候感到不满，人自由的时候感到恐慌。即便自由是这么一个烫手的洋芋，他人的干涉也损害着我们站在这个并不美妙的起点上体验世界。
于是，《间隔》里的男主角终于替全世界千百年来的虚伪文人喊出：“他人即地狱。”对王国维来说，他人即便不是地狱，也不会是天堂。
他太理解贾宝玉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太理解即便借叔本华之眼，贾宝玉也还是痛苦的，他的痛苦是一种对伟大叙事的颠覆，并在颠覆的起点上不断延伸，一直延伸到整个中国文化：
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
叔本华解读不了红楼梦，萨特仿佛可以，但时空的局限，他只能遥遥地丢下一句：“他人即地狱”，既解救不了贾宝玉，更解救不了王国维。王国维也好，贾宝玉也好，受困于他人的地狱里，以审美回应无边无涯的痛苦。
王国维的《红豆词》，其中两句：
纵教踏破江南种，只恐春来茁更多。
评纳兰性德：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可略看作他窝在审美的角落里，瞪着一双携带几分卡夫卡式恐惧的老眼，穿过墙头上的枯草，投射在心中一个尽可能干净、尽可能孤独的梦。
卡夫卡
我一直怀疑“成功”这个概念安·兰德曾被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成是“二十世纪最邪恶的人”。在她的小说《源泉》里，主人公霍华德是个建筑师，经历一系列波折，他最终成功了。在他的成功之路上，最疯狂的莫过他亲手炸掉自己设计的房子，只因为他的设计被工程的主持者修改了。
安·兰德
我一直怀疑“成功”这个概念，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凑在一起，商量着确立了它。多少人在盲目追逐成功的路上腐烂了，多少人终于挺到成功之路的尽头，而被先行一步的欲望养蓄至臃肿的成功已丝毫勾不起幸福感。兰德的“邪恶”很可能在于她高挥着“个人意志”，在个人意志的语境里，成功被无限宽阔地诠释着，以致于不成功也挺好。
放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容易看清：成功终究是俗人手里揉脏的抹布，它掩盖掉的东西、顺手污染的东西，远远大于它在灵魂的烛台上清理出的光泽。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以高更的生活创造了一个倒霉蛋查尔斯，他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字条后离家出走，只身去了巴黎……又过几年，去南太平洋与土著一起生活，患麻风病，失明……
毛姆
王国维、毛姆等等，其实都在问我们一件事：可不可以给自己保留一些“人”的瞬间，把心脏的跳跃从便士上暂时移开，以真诚的苦闷悬一轮独照我心的明月？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道：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外物是无罪的，“轻视”相比“重视”并不一定代表着深刻，人究竟有没有诗意，要看他是不是在流浪。背包远行是流浪，原地不动也是流浪，与人握手是流浪，把酒言欢也是流浪——一旦安定下来，人就回到稳定的社会关系中，成为“人们”里的一员。鲁迅说：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是资深的流浪者，光是“鲁迅故居”全国就好几处，日本也有；鲁迅也深谙流浪的深味，化笔底的冷静尖刻为浮动着勃勃生机的语言，不光从思想上，从审美上也是超越时空的。孙郁在《鲁迅对汉语的贡献》里说：
他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
——也许吧，越是现实主义者，越容易成为彻头彻尾的浪漫家。
王国维做到了什么？我们在互为地狱。
我们除了“自我”这一亩三分地，走到世界上的哪里都是“他人”。我们的存在互相挤压着，我们的历史互相纠葛着，我们的自我互相离间着。谁都不自觉地收编别人，收编别人进入自己的梦想，进入自己的价值观，把别人变成自己的一段历史，装在自己作为“他人”的地狱里。这个被装在地狱里的人，若无霍华德或查尔斯的勇气，便只能在“人们”里永世囚禁着——直到他彻底忘记在自由里呼吸的方式。
王国维做到了什么？
他不过是一个终生的流浪者——他到哪里，旅途就跟到哪里。
初稿写于2012年6月5日星期二，K大图书馆
改定于2022年7月28日星期四，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