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本文认为《资治通鉴》装不下一个小小的“望尘莫及”，正在于：“望尘莫及”的背后乃是历史极其迂曲的演进。

大家都熟悉“望尘莫及”这个成语，此成语背后的故事也很简单，但故事背后的历史演进怕是连煌煌巨著《资治通鉴》都盛放不下。

先看故事：汉末三国，一个叫赵咨的举荐了一个叫曹暠的当荥阳令（举孝廉）。后来，赵咨赴任东海，路过荥阳，曹暠诚挚去迎接……左望也不来右望也不来……怎么回事？……“哎呀！”……曹暠忽然想起他这位老上级的风格，忙追出城去，可惜还是晚了——惟见长亭外车队的风尘（《后汉书•赵咨传》）。故事到这里，既见赵咨之不愿叨扰地方，亦见曹暠之真诚相会师友，颇俱当时的名士风范。

——但后面的事儿就不是这种单纯的味道了。

老版《三国演义》中的赵咨形象。赵咨更有名的事迹是代表孙权出使曹丕。

遇到这种情况，唐宋名士一般怎么办？

文采一般的，也就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李白、苏轼这样爱写又善写的，可能再随信附一两首传之千古的诗。——但曹暠反对：“就这？这哪儿行？”——不带犹豫地丢了国家授予的官员印绶，直奔赵咨赴任的东海而去，就为了把上次未完成的拜谒完成，把“您慢走”说完（《后汉书•赵咨传》）。——儿时觉得，后面这段较“望尘莫及”更具名士情怀；但读了一些历史，愈发觉得这段“不对不对”。

东汉新野令官印。印面边长2.5厘米，通高2.7厘米，铜质铸造，瓦钮。东汉篆刻的地位略等于东晋书法。

1、这位曹先生不是白身士子，而是实实在在执掌一方事务的国家官员。普通人自可以追上几百几千里就为了道声“您慢走”，盖因并不耽误别人，一方长官合适吗？2、那个时代的地方官绝非明清时手下只有几个捕快的县太爷。且不说他们皆有权自决财务及几乎一切民事，自西汉，郡守的地位便略等于中央九卿，申屠嘉即以郡守入御使大夫；至东汉，朝廷取消了西汉设置的“县尉”，地方官甚至兼领军务（《汉书》、《后汉书》等）。

——如此，就不干了？

曹暠自己给出的解释是：“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后汉书•赵咨传》）——读史稍多之后，知曹先生此说并非敷衍。1、当时的入仕之途，乃主要是察举和征辟，而这两种制度的考察重点都是“名声”。换言之，名著者总有官做。2、谁给与一个人这样的名声？一曰“天下清议”，一曰当地长官。名重天下者，重臣可以捧着印绶登门招募；名重乡里者，一如曹暠之能被赵咨推荐。

名士的影响力太大，内合外戚，外交朝臣，终令内官忌惮，成“党锢之祸”。

如此，名士视当地长官如先秦大夫视诸侯王，均不去想那个遥远的天子。其一，上文说了，当地长官本就军政财权一把抓，名士为了起码的生存也要陪着一万点小心。其二，个人发展全凭人家看得上。汉末这两点都像极了先秦，不可不谓为历史的倒退，致秦皇汉武似白忙活一场。钱穆先生论此汉末的倒退为“二重君主观念”（《国史大纲·第十二章》），即遥尊“君主”，但实际上一心为了“主君”。

且看：曹、孙麾下的文臣武将，几人视君主重于主君？曹操本人更视汉献帝的伏皇后、董贵人如草芥，视皇帝本人如木偶，连面儿上的尊重都懒得装。后来的司马家亦如此对曹家（《后汉书·皇后纪》、《晋书·文帝纪》等）。有人会说，“曹、孙仇汉有理”，毕竟他们都是自己干起来的，对汉朝并不感恩戴德。但深受国恩的袁家人袁绍也这样啊，母丧的排场快赶上国丧了，全无所谓逾制；更对割据一方这事儿毫不含糊（《三国志》）。

“二重君主”距离真正的“君主专制”，真望尘莫及。

钱穆：“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三国之后，“二重君权”的问题更严重。大家都知道，魏晋南北朝可是三百多年天下大分裂的时代，以致后朝的“君主”多来自前朝的“主君”，尤以萧梁等南朝为甚，这便引起华夏大地更普遍、更严重的“二重君主观念”（钱穆引《南史·宋书》：“吏不可以叛君。”）。对比而看，若说汉末三国的“二重君权”还有浓重的名士味、道德味，如曹暠、赵咨他们，此一时期则只剩下保身、建功等功利考量。无他，跟着“主君”比跟着“君主”牢靠。

——秦皇汉武那么专制，天下也无疑地归于一统，何至如此？

南朝陵墓石刻，位于江苏丹阳。

秦汉一统的背后确有中华文明的整体前进，因其的确符合举国上下对更少的战乱、更高效的行政、更辽阔的生产空间的企盼；但秦汉、三国及魏晋南北朝，均未找到持续地组织社会的办法，如科举制，致当时的底层人民并不能参与国事，社会向心力不强。地方长官爰得以联合名士集团成“变相贵族”，继而为“变相封建”——本不世袭的职位退而成为世袭的“州牧”，和先秦贵族的唯一不同之处也没了。

——如此一来呢？

当然是更激烈的争霸战、更悲惨的民生以及无穷无尽的上下猜疑、无休无止的阴谋诡计……直到贞观时期，虽已开始科举，但其制不成熟，“关陇集团”及“五姓七家”等“变相贵族”仍然严重掣肘着全社会的向心力。强君贤臣在位，此一问题尚不明显；待到国运走衰，社会向心力不够的问题便被无限放大，一如秦皇汉武时代之于东汉末年。好在唐朝有科举，且又过了几百年，“二重君权”已不那么严重。

如此，“五代十国”仅几十年，而宋元明清之想递嬗，更只有几年、十几二十年。宋以后，科举制几近完善，普通读书人渐充为国家的专业行政人员，“贵族政治”基本过去，长期裂土割据的时代亦终过去……不对啊，“君主专制”很好吗？“君主专制”当然早已过时，但相比“共主封建”，的确可看作一种历史的进步，如上文，盖以其能避免无谓的争霸之战，并带来更高效的行政、更辽阔的生产空间。

“君主专制”的尘土虽苦，却令上一时代的“二重君主”走了一两千年才望见它，途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天梯山石窟第13窟（大佛窟），位于甘肃武威，北凉时代。

之所以本文认为《资治通鉴》装不下一个小小的“望尘莫及”，正在于：“望尘莫及”的背后乃是历史极其迂曲的演进。如上文，“君主专制”绝非凭秦皇汉武的几次大胜或几卷雄文就能无缝衔接“共主封建”。秦朝就因“分封还是郡县”闹出过“焚书坑儒”，汉初的诸侯割据亦终酿成“七国之乱”，还有王莽，还有三国，还有西晋“八王之乱”……拉长了看，这一重要制度的积淀跨了两个千年。

王莽时代的青铜丹壶，出土于四川汉源。

《资治通鉴》并未上溯至封建的源头，即商周时代；更以其时代之所限，并未囊括专制的全部情形，如明之“文官、家臣、皇帝三家博弈”、清之“汉官、满蒙贵族、皇帝三家博弈”。——小小一个“望尘莫及”，放在拉长的历史演进里看，确已超出《资治通鉴》的幽远。“君主专制”之真正接上“共主封建”，怕是隋唐以后的事；之完全代替，再无门阀主君的干扰，怕是北宋以后的事，距今仅千余年而已，

所以，一般读物里所谓“秦汉开始，君主专制……”虽算不上错，但禁不住稍微细致的考察，乃至连“望尘莫及”这关都过不了。还那话，历史演进哪儿有什么一帆风顺？秦皇汉武开了个头，子孙后代却不停地往先秦故事里陷……至中华民族的制度积累到一定程度，至全社会的封建文化削弱到微乎其微，至思想观念全面匹配前两种社会现实……“君主专制”的尘埃才算完全盖住“共主封建”的覆辙。

【主要参考文献】无名氏《诗经》，孔子等“春秋三传”，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裴松之《三国志》，李大师、李延寿《南北史》，司马光等《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等。

写于北京家中

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