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长枪大戟做支架，文质彬彬的钟鼓琴瑟挂于何处？反重力，浮在空气里吗？若然，则此种文明仅为人类史的小装饰；而此种礼乐，仅为赚人一哂的小杂耍……显然，我中华文明完全不是。

对于文学读者，《诗经》乃是我国文学的源头。古典诗词大抵自“诗经六义”而来：其题材大类，不出风、雅、颂；其主要技术，无非赋、比、兴。对于更关心历史问题的人，《诗经》如一大滴琥珀，封存了许多上古的场景、情感、风俗、传说……尤其是对于本文关心的周人的起源、奋斗等问题，太史公早就指点过：“你！答案的轮廓就在《诗经·大雅》！”《周本纪》几乎是散文版本的《大雅》。

琥珀中的鸟足，可见其极长的第三趾。

本文依据《大雅》，结合《史记》、《尚书》及古今学界的主流观点，对周人的起源、奋斗、挫折、成功略作梳理。有人会问，何不依据《国风》或《小雅》，那写得多好？的确，《大雅》古拗横肆，远不如“关关雎鸠”、“杨柳依依”好读；但《国风》或《小雅》的绝大多数篇章乃是取自西周开国之后的社情民意，不如《大雅》里的《绵》、《皇矣》、《生民》等等直接是周人根据先祖事迹所作的史诗。

先看第一个问题，周人怎么来的？

据《诗经·大雅》、《尚书·周书》、《史记·周本纪》等，周人始祖是后稷，后稷之母名姜嫄，姜嫄踏天帝足迹而有孕，后稷降生，生下来是……一颗蛋。《大雅·生民》篇有云：

履帝武敏，（“武敏”即“足迹”）

……

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

先生如达。（“达”应为“蛋”之音转）

不坼不副，（这颗蛋怎么打也打不开）

……

——若以“神话基于现实”为前提，姜嫄踏天帝足迹而有孕的真相可能是什么（“履帝武敏”）？那颗蛋（“达”）的真相又可能是什么？

后稷画像

（一）那些脚印

先说姜嫄的怀孕方式。闻一多先生认为，“履帝武敏”乃是一种原始仪式之中的舞蹈。“帝”肯定不是真的天帝，而应是扮演天帝“神尸”的某个人。当时的情况大致是：神尸舞于前，姜嫄随其后，踏神职人员的足迹而仪式进入高潮。舞毕，与之生子。——确有其理，因神尸云云在今仍有余绪。据岑家梧先生《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其家乡琼州澄迈县即会在祭祖时请族中长老扮演神尸以传达祖先祝福。

闻一多先生

刘毓庆先生等当代学者认为，当时的实情是：耕作之后，姜嫄与人合于野而有孕，生后稷。待周人的文明程度提高，有了崇祖意识，避尊者讳而曰“履人足迹”；又传了若干代，至周人称霸西方而足以对抗殷商的时代，成“履天帝足迹”而生后稷……简言之，此事修饰自天然，再由修饰进升为神迹。——总得看，这两种观点均言后稷时代仍是“不知父只知母”；不同仅是，闻先生视当时的文明程度略高。

——姜嫄怀后稷的真相大约如此，那颗蛋又是怎么回事？

（二）那颗蛋

明清之前，太史公他们大抵只当它是奇人天降，未加深究；“考据”盛行之后，清代学者开始怀疑：什么蛋不蛋的，后稷出生时无非裹着一层胎膜，如小羊羔刚出生时裹着的胞衣。——似不妥。1、人类即便在出生时带着一点母体组织，也不可能如诗中的“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怎么破也破不开。2、学者毕竟远离生产，不知羊羔出生时通常不是裹着胞衣滑出来，而是先出前蹄后出头，胞衣最后排出。

羊的出生过程很艰辛，毕竟也是胎生。

个人愚见，那颗蛋可能有两种情况。

其一，后稷出生时体格太弱或体型太小，以今度之，三四斤甚至更轻。依据是，在其出生后，很快被母亲姜嫄抛弃。除了“不祥”，更现实的是孩子养不活。遭弃之后，后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族人的失落便成了惊喜，惊喜又成了神话。其二，后稷就是正常出生，但周人既已尊之为祖，便需绞尽脑汁地表述“第一个人”是怎么来的。如上文，“履帝武敏”的过程便充满神性，生产的过程自不能普普通通。

“第一个人”当然不能是普通的胎生，那……还能怎么生？

大自然中的鸟蛋

一则，人们见惯了自然界里的卵生，爰无意识地选择了卵生；更重要的，卵和母体是长期分离的，就像凭空出现一样，非常符合“第一个人”的出现方式。至于“第零个人”后稷的母亲姜嫄，《诗经》或史书里没说她是怎么出生的。盖因高歌着《大雅》的周人早已进入父系社会，仅把后稷作为始祖及“第一个人”——致“第零个人”只是“第一个人”的“一部分缘起”，如西方的玛利亚只是“圣婴的容器”。

对于圣人的诞生，东西方的表达逻辑极相似。

——是的，西方人也是以类似的逻辑表述其文明的起源，东西差异何其大，但都是人。东亚诸民族更不必说，乃至连“蛋生人”的核心情节都不怎么改，可看流传于朝鲜半岛的朱蒙的出生、黎族老祖的出生（张华、鲁迅等）……补充一点，盘古的神话应当比后稷的神话晚得多（最早见于三国时代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历三代，越秦汉，至隋唐，更广大更强盛的中华民族形成，周人一族的创世神话便不够用，或有以“姜嫄蛋生人”为蓝本的“盘古之生于蛋形混沌”。

——无他，为当时的全体“新中国人”寻一更久远更宏大的联系。

盘古的诞生方式和后稷太像

后稷之被周人作为“第一个人”而加上诸般神迹，一方面，生命力真的强，如上文，被母亲扔了也没死（《生民》有详细过程）；更重要的，他是开辟周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农业时代的人，或说，他是最早一批“高级农艺师”的杰出代表。尧帝因此授予他“农师”（《周本纪》），《大雅》因此念着他的功德，整个部族因此得以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奋斗下去……公刘接棒后稷，带领周人又迈了一大步。

公刘墓，又名人祖坟，位于陕西彬州龙高镇土陵村南、泾河北岸的山谷之间。

公刘具体是谁，不可知；生于后稷之后何时，不可确知，距今三千多年。在他的时代，周人主要在两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其一，生产的规划性进步很大，《大雅·公刘》篇描述了公刘带着族人考察地理、水文，并据以规划灌溉、垦荒，写后稷的《生民》篇还没这些。其二，筑城的意识非常强烈，刚一定居便筹备筑城。当时的城市应达不到周文王时代行政中心的水平，但起码能为周人隔开戎狄的侵扰。

（一）戎狄问题与周人的长征

戎狄对周人在内的华夏民族的挫折由来远自。据《史记》、《尚书》及后世学者，他们大约是相对殷人、周人的边缘民族：往前去，大家同源；但往后去，“边缘”与“主体”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起码在公刘的爷爷不窋的时代，“华夷杂居”的局面便维持不住，至公刘，周人只好战略转移。此一挫折也成为上述周人两大进步的重要动力。戎狄在后面追，在旁边搅，生产便需更讲效率，筑城便需同步进行……

《公刘》开篇即言周人举族大迁徙：

笃公刘，

匪居匪康。

乃埸乃疆，

乃积乃仓；

乃裹餱粮，（“餱粮”即“干粮”）

于橐于囊。（大包小包）

——大包小包，能装多少干粮装多少，走吧！那，往哪儿走呢？

彬州的一处公刘雕像

周人的第一站，“胥”，但似乎没住多久，《公刘》言“于胥斯原”，意为“到胥这个地方看看”；第二站，“京”，也没住安稳，“于京斯依”，仅“到京这个地方留居”；第三站才定下来，“于豳斯馆”，周人到了“豳”并在此地盖起房子，竟至“止旅乃密”，房挨着房——上文提到的“筑城”即在此豳地筑城。《国风》有《豳风》篇，即今陕西彬州一带的民歌；《豳风》之源，在此公刘时代的第三次长征。

笃公刘，

既溥既长。

……

豳居允荒。

——伟大的公刘！看啊，豳州！

（二）周人的老家在哪里？

周人走到豳地，第一次出现了较确切的地名，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熟悉的周人的家乡“陕西”。换言之，后稷时代的周人大概率不在陕西；历经至少三次长征，他们才从某一“华夷杂居”之地迁徙而来，途径“胥”、“京”及其他千山万水。如此，最早的周人在哪里？亦即，那颗裹着一代农神的蛋究竟降生在哪里？太史公认为是“邰”，今陕西武功一带，的确，《生民》里明白写着“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那还有啥可说的？

早期周人耕作场景

上文说了，仅公刘时代，周人便举族迁徙了至少三次，最后一站是豳地。但，彬州离武功不过二百余里，举族跑了这么多年才跑了这么点路吗？“乃裹餱粮，于橐于囊”，一派破釜沉舟的气象，怎么也不像是仅仅搬家到隔壁的架势。更重要的，考古不是这样显示的。邰地的确有不少周人活动的遗址，但不是早期周人的遗址。从器物上看，邰地出土了不少“豆”，而其他早期周人的遗址中没有“豆”。

——陕西武功一带应为周人较晚的聚居地，并非老家。

豆为一种盛食器，图为战国时代镶嵌错金蟠兽纹铜豆。

当然，邰地的考古还在持续，只是目前不应再无疑地跟从太史公的权威了。周人的老家还可能在哪里？据钱穆、邹衡等先生，许在山西；据何楷、刘毓庆等先生，许在甘肃。总之，尽管周人最重要的根据地绝大多数在陕西境内，如上文提到的豳地及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时代的岐山（今岐山一带）、丰、镐（今西安一带）等等，但周人大概率乃是一群把他乡经营得比故乡好得多得多的外来户。

所以，这是一个既能停下来种地、筑城又擅长远征的民族。殷人亦是。这两点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质和重要优势。

新近发掘的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位于陕西岐山京当镇王家嘴村西北。

周人始于后稷，并跟从他这样的高级农艺师走进农业时代；公刘跑第二棒，把周人带到了戎狄更少、农业条件更好的陕西。至此，周人基本告别原始生活状态，便是触不到“彬彬礼乐”，也已撑开“赫赫宗周”的轮廓（《小雅·正月》）。第三棒是周太王，公刘之后周人的重要领袖，其更有名的称号是“古公亶父”。周太王即周文王的爷爷、周公和武王的太爷爷——后三位已是西周政权的直接缔造者。

古公亶父雕像

（一）戎狄依然追得紧，但周人开始打胜仗

据《大雅·绵》，到了太王的时代，公刘他们好容易开辟的豳地又住不下去了：

绵绵瓜瓞，（音“叠”，指小瓜）

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

……

——大人小孩像大瓜小瓜一样，沿漆水河摸爬滚打，从豳地勉为挣扎到今陕西岐山一带。还能为什么？戎狄又来了！

好在周人的战斗力较公刘时代显著提升，还是打不过，还得搬家，但总归：

乃立冢土，

戎丑攸行。

——刚在岐山周原安定下来，周人即以戎狄战俘血祭社神（“戎丑攸行”），之前的《生民》、《公刘》可从未显示过周人的武功。但以《绵》之中的太王时代为界，周人越来越能打；等到写太王的孙子文王（《皇矣》等）及曾孙武王的那些篇章（《大明》等），周人已是轻松收拾戎狄并虎视殷商的西方霸主。所以，太王时代，周人最明显的进步在军事能力上，轰轰烈烈的“武装殖民”由此开始（钱穆）。

西周早期太保冓戈

——若无长枪大戟做支架，文质彬彬的钟鼓琴瑟挂于何处？反重力，浮在空气里吗？若然，则此种文明仅为人类史的小装饰；而此种礼乐，仅为赚人一哂的小杂耍……显然，我中华文明完全不是。

（二）稳扎稳打地奋斗，势力大到威胁殷商

在周人有资格与殷人为敌之前，还走了哪几步？第一步，周太王带着王后太姜亲自勘察周原，并很快确定此地乃正是一块膏腴之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连地里的苦菜都甘之如饴。第二步，周人一边盖房一边开垦田地。值得一说的是，当时盖房的方法，不仅秦始皇还在用，现在都还在用。其为“其绳则直，缩版以载”：先精确测量，规划清楚；之后以绳将木板与木柱固定，再在板中填土夯实。

当代夯土艺术建筑

第三步，房盖上了，田也备好了，开始盖祖庙、城门、宫门、土地庙（杀戎狄战俘的地方）等军政性建筑……终于，正式行政。走完这四步，周人也到了太王的儿子、文王的父亲王季的时代；此一时代，周人应已完全解除戎狄的威胁，并有了明确的取殷商而代之的规划。王季就这么死的，文王亦因威胁殷商而险些丧命（《周本纪》）；《大雅》中的很多篇章即自王季一代始大谈特谈“上膺天命”。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大雅》中的《大明》等篇章浓墨赞美了王季的王后太任及文王的王后太姒；加上《绵》篇中古公太王的王后太姜（此三位即《思齐》篇中的“周人三母”），可知：周人妇女在整个部族的崛起中至少能顶半边天。——此亦是“母仪天下”一事在整部国史中至高至重的重要缘由。——相比之下，《公刘》及《生民》的时代中尚无“王后”的概念，此又是周人步入文明的重要表现。

——也可看出整个部族自原始的“父系”到较文明的“父权”的演进。

“三母”画像

《大明》仅言“天为殷适”，即“上天为殷人立了敌人”；写于《大明》之前的《绵》却实在得多：“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文王正在崛起，已能为周边小国（虞国、芮国）主持公道。没别的，既已是“西伯”（西方霸主），不进则退；考虑到商纣王这人……退无可退。——所谓“天命”，大抵乃一种“能力越强，野心越大，责任感越强”的良性循环。——周人不仅步入了文明，还拥抱了这种循环。

武丁时期甲骨文刻辞。那时的殷商，周人不可望其项背。

——总全文而看，周人的崛起过程大致是：

1、自陕甘边地到豳州，周人一路种地、筑城，但文明程度不高，莫说殷商，戎狄都打不过。2、至岐山，周人草创制度，步入文明，不仅解除了戎狄的威胁，自己也能安居乐业。3、至王季、文王，周人围绕周原、沣水建立“西伯”的地位，虎视殷商，“赫赫宗周”已很清晰。4、武王、周公“奋三世之余烈”，终取天下。5、周公之能制礼作乐，并非全是他个人天才，而是基于周人文明的漫长演进。

【主要参考文献】无名氏《诗经》、《尚书》；司马迁《史记》；张华《博物志》；牛运震《诗志》；方玉润《诗经原始》；鲁迅《古小说钩沉》引《述异记》等；钱穆《国史大纲》；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刘毓庆《雅颂新考》及其《诗义稽考》引《虞东学诗》、《诗意旁通》、《诗经广义》、《毛诗传笺通释》、《诗古微》等。

写于北京家中

2022年10月8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