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宁波慈溪人，1890年11月生。是民国时期早年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1911年夏，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即应上海《天铎报》的聘请，出任主要撰稿人，开始写政论文章，锋芒初露；后又任《申报》和《四明日报》特约撰述、《商报》编辑主任、《时事周报》主笔。用“畏垒”、“布雷” 笔名发表社论及杂文，提倡民主革命，笔力雄健锋利，享誉一时。陈布雷当年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向导》周刊也曾予转载。

陈布雷

1935年后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被称为国民党“第一支笔”。1937年7月初，蒋介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那篇著名的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尽管他心里充满了“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的苦恼，但他愚忠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致面对现实，陷入极度矛盾之中，终于在1948年11月13日自杀身亡，“自弃自了”。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1892年11月生，四川省乐山人，中国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1921年他发表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后同郁达夫、成仿吾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的诗文充满激情，豪放奔腾，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藩篱，声誉日隆。

郭沫若

1927年，安庆发生“三二三惨案”，蒋介石着手清党，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敏锐地觉察出蒋介石的野心，在3月31日，发表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貌，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从而被蒋介石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陈布雷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春。

当时陈布雷应蒋介石的邀请，专程从上海赶往南昌，他在北伐军总部见到了郭沫若。

陈布雷看到郭沫若一身戎装，英姿勃勃，就很倾慕地说：“沫若先生，今日一 睹风姿，真是三生有幸。”面对一袭长衫、文士气派的陈布雷，郭沫若也很尊敬地说：“畏垒先生的时评，真是力透纸背，横扫千军。”

前列者为郭沫若

陈布雷和郭沫若第二次见面，是在10年后的1937年9月。

1937年“七 · 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期望着能回到祖国。此时，时任福建省府委员的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希望他向蒋介石疏通一下，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郭回国参加抗日。陈布雷立刻答应下来。

郁达夫

一日，蒋介石提起了郭沫若，说郭写的那篇文章太刻毒了。他问陈布雷：“郭沫若这几年在日本究竟在干什么？”

陈布雷说：“听说郭沫若在日本10年，主要在研究甲骨文和青铜器。他写的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现在他想响应委员长号召，回国抗日。人才难得啊！若把这种人才搜罗起来，正可以说明你的宽容大度，用人唯才。”

蒋介石有些松动：“那么这个通缉令…… ”陈布雷说：“蒋先生，我看正好以抗战开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为理由撤销这个通缉令。”

接着，陈布雷又说： “蒋先生，郭沫若是日本通，我国抗战理应借重他，而且他现在处境很危险，日本政府已派人严密监视他。”

蒋介石点头同意，并授权陈布雷办理这件事。陈布雷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郁达夫和李克农。郭沫若接到郁达夫信后，于1937年7月25日经化装，乘“日本皇后”号，于27日到达上海。9月19日，蒋介石电召郭去南京。24日傍晚，蒋介石在陈布雷陪同下，接见了郭沫若。1938年4月，郭沫若同周恩来等人见面后，就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期。

陈布雷慈溪故居

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50岁诞辰，又是他从事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重庆文化界发起大规模庆祝活动。陈布雷是发起人之一，并写了一封贺信和一首贺诗给郭沫若，表达“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之意。郭沫若也写了谢信和诗，赞扬陈布雷“如椽大笔走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