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苏林] 夜，寂静。 莫旗汉沽尔河公社去拉哈镇的“垫道”(当地人也称“县道”)。月光下游荡着几条身影，踏着不化的积雪，咯吱咯吱地晃动。 冬季的莫旗农村，夜间零下三四十度稀松平常，狗都懒得出来溜达。老乡们能干的事，就是半斤烧酒下肚，蜷曲在热炕头上，或偷偷摸摸约几个邻居玩纸牌，或哄得身边的孩子睡着后，再搂着老婆亲热。这在讲——叫“猫冬”。 谁也不会三更半夜，孤魂野鬼似地出门上路。 谷黑子、安宁、蔡嘎子、我和管兰星几个同地方插队的知青，决定一起扒车回北京。 “老苏，你扒过车吗？”安宁问我。他是军人子弟，不在乎十块二十块车票钱，跟着大家走，纯粹是出于新鲜、好奇。 “没吃过肥猪肉，还没见肥猪走？”我满不在乎地回答，“别人能行，咱们也能混过去。大串联时，谁掏过钱？再说了，自打68年下乡，溜溜干了一年多，鸟钱没挣着，拿什么买票？兵团、农场有工资，有探亲假，咱们找谁报销？” “脸不变色心不跳，只要车往南开，哪儿抓着算哪呗。”蔡嘎子口气硬得很。 谷黑子引经据典了：“听说地房子队的小松，夏天回京时，顺顺当当蹭到北京站。一看检票的挺严，他也就三块半豆腐高，岁数又小，于是把衬衫一脱，塞到军挎里，只穿背心裤衩，倚着出站口的大柱子卖呆儿。等人快走完了，检票的瞅见他：‘嗨，那小孩儿，在这儿干吗呢？’‘我玩儿呢。’‘这儿是你玩儿的地方吗？出去！’嘿，出站啦！” 我笑了：“就冲你这黑不溜秋，旗杆儿似的个头，能学那招儿？准拿你当苏修特务给抓起来！” 管兰星担心：“我也听说，现在要是被逮住，先送保安召干活，干够车票钱再放人，有这事儿吗？” “嗳，就是真去，也比生产队挣得多呀。“我下意识地摸摸空空如也的裤兜——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早采取预防措施，坚壁清野了。这还是临行时队里开恩，借来的。 “到拉哈了。”谷黑子指指白茫茫一片冰封的大江，对面闪烁着几点灯光。这儿人称“三江口”，大概因嫩江、松花江......在此交汇而得名。 夏季宽阔的江面，如今冻得镜面般光滑。一层积雪覆在上面，望过去是那么辽阔、静谧。原来的摆渡渡口处，一道宽宽的辙印蜿蜒伸向对岸，消失在夜幕中。 月光皎洁，万籁俱寂，江面、雪原在星月映衬下一派银白，颇有“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的意境。 心中油然而生浩渺、空灵的感觉，可惜，前行的路吉凶未卜，哪里有功夫去欣赏、品味？立刻，我又为如何上车而犯难了。 拉哈车站。一列火车呼哧呼哧地停靠，上车的旅客不多。已经钻进站台的我们，看看打开的三五个车门边都站着列车员，“往车后找，快！这儿只停靠两分钟！” 我招呼他们几个拼命向车尾跑，连敲几个紧闭的车门：“开门！”封满冰花的窗户被里面的人用哈气化开一个个小圆圈，一双双眼睛漠然地透过玻璃向外张望，毫无反应。 我们又赶紧向后跑。老天有眼！突然看见一扇没有了玻璃的车门，一个戴着狗皮帽子、两手揣在袖筒里的老乡正鬼头鬼脑地四下里瞅，眉毛、小胡子挂着雪白的霜花，一看就是没票的。 “开门！”我拼命拍打车门。他却只是傻傻地看着我，好像冻僵了。 不能犹豫，我奋力一纵，拿出引体向上的体操动作，双手揪住窗框，猛地纵起、翻身，大头朝下滚进车厢过道的铁板上，耳边响起嘶啦一声。 我知道，准是知青那“蓝花旗”棉袄(知青办给下乡学生派发的平纹布棉衣裤，老乡们称之为花旗布，贼拉不结实)的扣子被挂掉了。 可这时什么也顾不上，我打开车门，赶快把那几位连拉带拽拖进了车里...... 开张大吉，顺顺当当到了齐齐哈尔。不过总共跑了两个多点儿，就到终点了。我们随着一群背包摞伞的老乡贼眉鼠眼地从岔道口出来，还真没人盘查！ 齐齐哈尔车站，是日本小鬼子修建的，外形呈“中”字，据说出自“伪满时期”某位爱国工程师的设计。 虽然天冷得嘎嘎的，但广场上仍是挤挤碴碴。进了候车室，一股霉味、烟臭味、尿臊味，夹着团团潮乎乎的热气扑面而来。 早已看不见水泥的地面，腻着痰迹和鞋底带去的融化的黑泥，爬满黑色霉斑的墙壁上挂着尿裤子一样的横幅“抓革命促生产”。 穿着黑棉袄裤(那年头可没人敢穿花哨衣裳)或闪披老羊皮袄的候车人群，疙疙瘩瘩像蚂蚁滚蛋似地塞满大厅，孩子哭，大人叫，有不嫌埋汰的身下垫块破报纸闷头大睡；有叼着自卷的蛤蟆头倚着行李发呆。根本找不到稍微干净、宽敞点的地方落脚。 管兰星被熏得直皱眉头：“怪不得广场上那么多人，咱们还是出去呆着吧。” 看看时刻表，我说：“好像一会儿就有趟始发去白城的慢车，咱们干脆进站，先去车里等着吧。” 大家没有异议，因为都知道特快列车的车门管得严，不好蹭。 于是，几个人又溜进站。看见一列静静停在那里的空车车牌，没错，去白城。走进黑黢黢的车厢，影影绰绰地已有人先到了。 也是，免费坐车的混乱状况刚刚过去，我们没钱才蹭车板儿，老乡则是有俩钱也舍不得花在这上面。 反正都在“闹革命"呢，候车室脏成那个奶奶样儿都见不到一个服务员，看来，这趟车钱是省下啦。 有人传授过：最后几个座位不对号。我们慌忙各自找个座位坐下，谁也没心思聊天，只是在黑暗中默默坐着，静静地等待发车。 放人了！只见从检票口猪抢食一般涌出人流，一团团、一簇簇冲锋似地奔向列车，车门顿时聚成个马蜂窝状(中国人不排队的习惯是否都是在这个时期练出来的)。 列车员起初还有气无力地喊上两嗓子：“排队啦！检票啦！"而后一声不吭地冷眼旁观。 有把子力气先挤上来的跌跌撞撞占住座位，然后拉开车窗探出身子玩儿命往里接行李、抱孩子、拉老婆...... 看着这纷乱景象，我却无一丝幸灾乐祸的心情，只提心吊胆地盼着那些有座号的乘客别走到跟前问我：“你是这个座位吗？” 怕啥来啥，没一会功夫，我们几个全被赶了起来，只好讪讪地走开。再想到厕所对面的洗脸池找个空地儿，水池边早已站上人啦。得，就在过道忍着吧。 车开了。 “快半夜了，不会查票了吧？”安宁小声嘀咕。 “没准儿——不过看这挤劲儿，可能不会。"我瞥一眼车厢：在烟雾蒸腾中，通道里或坐或站满满当当全是人。 扒车人的心理，人越多越好，法不治众嘛。 “有纪念章吗？“谷黑子问。 他个子高，眼盯车厢尾部，从那边连钻带跨挤过来一个穿着油渍麻花的白大褂小伙子，一看便知是餐车厨师。 “有，干吗用？”安宁问。 “我会会那哥们儿，看能不能让他照顾照顾。"谷黑子迎上去，摆出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和厨师咬着耳朵，并把几枚纪念章悄悄塞到他手里(那个时期要行贿，除了语录本就是纪念章，初期阶段嘛。送烟送酒都是后来的事了)。 那小伙子带着司空见惯、蛮不在乎的神态，大大咧咧地笑笑：“没问题，查票时我告诉你们。” 送出礼，心里塌实多了。我顺着衣兜掏出半盒压瘪的葡萄烟，在生产队里学会了抽烟，平常只拿旱烟叶子卷大炮，两毛二一盒的葡萄烟，要买也得咬咬牙。 这盒还是临走时队里的小辉送的：“抽烟抽烟，这回消停啦，没急着啦。”时间已过午夜，由于慌乱、紧张，大家毫无困意，嘴说消停，心里打鼓，都在东张西望，生怕查票的过来。 令人欣慰却又略感失望的是，车到白城，连个列车长的影子都没见到。 我们在昏黄的灯光下溜出车站。谷黑子气愤地骂：“他*妈*的，让那小子蒙啦，白搭几个纪念章！” 我说：“行啦，破财免灾嘛，不管怎么说，也蹭了有一半路，知足吧。” 站前饭店里，一人花两毛钱买了盘盖浇饭，看上去有点黄豆、胡萝卜丁、几块土豆片，端出来冒着白汽，吃到嘴里冰凉、邦硬。聊做夜宵，也打发了时间，好准备下一程子奋斗。 后半夜，我们又扒上一列好像去山东的慢车。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慢车：咣当当、咣当当，十来分钟准停一站，然后便稀哩呼噜地下一拨人，又稀哩呼噜地上来一拨喷着哈气、狗皮帽翅上结着霜花的老乡。 伴着厕所传来的阵阵臭气和过道刮来的飕飕冷风，在昏昏沉沉中，天渐渐亮了。 “管兰星还真有招儿！”蔡嘎子指指拥挤的车厢中部：“她愣找了个座儿！”原来因车厢连接处太冷，不知什么时候，她凑到里面去，又不知啥时候碰到个好心人，给她匀出一角座位，居然坐下啦。 “还是女的占便宜啊。”谷黑子乐了，“听库如奇队小杰说，他们几个小子在回屯子的路上想搭车，招呼半天没人搭理。后来小杰把大拉毛(文革时兴了一阵的大围巾)罩到脑袋上，背着身子招手，真停下一辆车，等他回过身来，把司机的脸都气绿了。” “查票了，查票啦！”坏了，车刚离了个小站，我们的位置离餐车又近，根本没处躲，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列车长，领了几个列车员一路过来，边挨个儿验票，边推揉着没票的往这边拥。 骚乱中，我扫了一眼管兰星，只见她慢慢地、慢慢地往下出溜，乘列车员不注意，转眼就消失在座位底下，好在她是夹在三个人中间，缺了她，长凳也没空着。 周围的旅客忍俊不禁地笑着、聊着，却没人向下看。高！实在是高！不知她是怎么和邻人套的近乎。 “票呢？”列车长到了跟前。 “没票。”我嘎嚅。 “没票？往前走！”一句废话都没有。于是，像游街的五类分子，一群蹭车的皱眉耷眼、垂头丧气，在两旁旅客或怜悯或蔑视的目光中来到餐车。 “没票的赶紧补票，快点！嗨，嗨！嗨！！站起来，谁让你坐下啦？没票还上这儿舒坦来啦？！” “车长，我们是下乡插队知青，挣工分的，哪有钱买票，您就......” “又是你们这帮学生。”车长的口气透出一股子无奈，旋即冲着几个老乡打扮的人瞪起眼睛，“你们呢，也没钱？没钱坐什么火车？" 正训斥时，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下，“走，走，走，都下去！"列车员打开车门，不由分说，将我们一股脑儿甩到车外。 点点数，这一拨足足撵下20多人。 看看空无一人的出站口，看看指示牌，是个不能再简陋的小站——保康。 除了远远有个屯子大小的村镇，四周一片苍茫，草原不是草原，庄稼地不是庄稼地，盐碱滩上未融尽的积雪间，稀稀拉拉几根茅草在寒风中瑟缩，惨白的阳光照在身上，带不来一丝暖意。 一时半会儿，下趟车还来不了，进镇子歇着吧。 踏着草甸中弯曲的小径边走边和同路的村民搭讪，才知道这里原是内蒙科左中旗的地界，后划归吉林省。怎么绕到这里来了？谁也说不清楚。 一路沉默寡言的安宁发话了：“哥儿几个，我有点顶不住了，精神太紧张，我还是打张票回去吧。” 蔡嘎子响应：“我赞成，睡不好，吃不好，还紧绷着弦儿，就算回到北京，也非得闹场大病。” 谷黑子瞅了瞅我，我说：“已经蹭到这地步，你们走吧。我是王八吃秤砣，走到哪儿算哪了。” “成，估摸着也快进关了，咱俩接着往南蹭。”谷黑子下了决心。 于是，在荒凉的小镇饭馆里，安宁请客，一人吃了碗黏黏糊糊的面条，算是“散伙饭”，我们分道扬镳。 挨到擦黑儿，我和谷黑子又扒上一趟南行列车，问问旅客：终点天津。行啊，总是离北京越来越近。好在已经入夜，估计到天津前是不会再查票了。 屁股担在洗手池子沿上，蒙蒙胧胧中想到安宁、蔡嘎子不知在哪趟车上舒服地坐着，管兰星呢，可能已经进了家门，吃上热乎饭了。 我自嘲地苦笑-——这通折腾，就为省那几个子儿？山海关——秦皇岛——唐山——汉沽——“咣当！”列车突然减速，我猛然醒悟，快进天津站了，这是过道岔子呢。 正愣怔时，忽见两个穿短棉猴(这种连着锥形帽子的棉大衣，“文革”时期曾是天津青年的冬季流行服装)的姑娘不知用什么方法，猛地拉开了车门，灰影一闪，就消失在黑暗中。 一阵冷风呼地刮进来，列车员从休息室里蹿出：“谁开的车门？谁开的车门？”他把住栏杆向外察看，回头问我。 车速又加快了。 “不知道，刚看见俩女的过去。”我答。 列车员瞪我一眼，悻悻地重新锁上车门，又钻回休息室。 “咱们应该跟着跳下去就好了。”谷黑子后悔。 “一看她们就是老手，准带着车门钥匙，还知道哪儿减速，那咱们怎么反应得过来？”我对两位大概是天津的女知青又佩服又羡慕。 车到天津东。 我俩下车，随着几条人影向南边铁道口溜。已经看到道口的栏杆，马上就能出站啦。 突然过来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你们几个干吗去？”一口天津味儿。 我俩谁也没回答，有嘛可说的。 “走，回去！”我们默默地被押到一间教室里。课桌后已经有人坐着。 看来，截住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趟车的“客人”。讲台后是巨大的毛主席头像，旁边墙壁上写着“打倒xxx”、“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屋子里没生火，和我们的心境一样冰凉、阴冷。看看没有人再被押进来。 一位铁路工人模样的老汉走到讲台边，手捧毛主席语录，开始训话了：“.....你们逃票，是资产阶级不劳而获......革命工人不答应，人民不答应......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粪堆……” 谷黑子悄悄嘟囔：“主席语录都念错了，什么‘狗粪堆'，那是‘狗屎堆’。要搁在以前，立马就得被抓起来揪斗。” 我捅了他一下：“这日子口，还有功夫挑人家的毛病？琢磨琢磨怎么脱身吧。” 这时，戴红袖章的又领进来一个屯哥们儿，并顺手把他拎的黑塑料包打开，翻出一副扑克牌，扬了一扬，叫了起来：“你还带着赌博工具！斗他！”呼啦，三四个人立马扑上来，给了那屯哥们儿几拳，熟练地让他在人前坐了“飞机”。 杀鸡做猴哪！ 叹了一口气，我低声对谷黑子说：“得了，别顽固啦，闹不好真弄去哪儿干活就不合算了。补张票吧。” “最近的大站是哪儿？” “唐山吧？” “成，就咬死是唐山上的车。” 我解开黑棉胶皮鞋，用手指慢慢挑开权当鞋垫的乌拉草，从下面抽出几张零票——三张两元的湿漉漉的票子，往鼻子边凑凑，还带着一股脚臭(一共16元钱，怕人搜去呢)，起身走到老工人面前：“补票。” “哪儿上的？” “唐山。” “唐山？！”他全然不相信地上下打量我，当看到那身蓝色知青棉袄棉裤后，便露出恍然的神情说：“行啊，就唐山吧，1块8，掏钱。” 我极不情愿地递过一张两元票子。他用指尖提溜着抖搂抖搂(幸亏那时还没有假币，否则又是麻烦)，对我“齿于人类”的表现表示满意，很快办妥了手续。 补完票，腰杆儿立刻就直了。我们大摇大摆走出车站，天已放亮。 谷黑子说：“怎么办？照这样儿，北京站更难混。” “买票吧，咱们也真没小松的本事。” 3块6毛——天津到北京，再买个面包垫补垫补。剩点钱，狠狠心，3毛9分买盒带锡纸的“大前门”。 登车后，虽然也没座位，但倚在车门边，叼着烟卷，望着冬日照耀下的田野、建筑物一掠而过，生出一股暖洋洋、懒洋洋的感觉，那么舒服，那么惬意。 穷则思变，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不再硬扒、硬蹭，而是在车票上打起主意：有钱买票回京的朋友，到讷河或拉哈车站买张过北京一小站的纸票(不能买大站，大站票是硬纸板，很难处理，也不能上车补纸票，那是用圆珠笔写的，无法改动)，什么魏善庄呵，什么黄土坡呵，一路细心呵护，出站能躲就躲，千万别让检票的撕角，板板正正地带回莫旗。 溶一点灰锰氧(高锰酸钾)，轻轻抹在日期和发车站处，再用草酸涂抹，消去字迹，晾干；找块橡皮，精心刻出“讷河”、“拉哈”字样，蓝黑墨水开盖晾个十天八天，这样写出的日期，墨色便和售票处的相同。 如此炮制，足可蒙混过关。 每张票仔细使用，起码能混个五六趟。直至盖章处擦得透亮才作罢。 到后来，知青朋友开玩笑：你这儿快成售票处了。如今假票泛滥，屡禁不止，虽说一是生计所迫，一是利益驱动，目的各异，可要究其始作俑者，或许应推及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吧。 ..... 返京后，有了工作，出差的机会多了。渐渐地，坐硬板嫌挤了，渐渐地，坐硬卧嫌累了，渐渐地，坐软卧嫌慢了...... 可我清楚地记得，刚出差报销的头一年，只要上了火车，就睡，睡不好，吃，没胃口，总伴随着一种莫名的难以消除的紧张情绪。相当一段时间后，才恢复了常态。 大概是当年扒车时落下的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