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杨浩然] 我在光泽农村插队时曾当过一年小学教师，这一年的代课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1974年8月的一天，已经结结实实在农田里摔打了近五年的我，正在田里干活突然接到通知，被借调到本公社隔壁大队的官屯小学当代课老师。 从一个整天在泥里水里滚爬、每个工分都浸透了血汗的“泥腿子”，变成穿着布鞋、夹着书本的斯斯文文老师，每个月拿27元工资，在当时当地也算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了。 尊师是当地的老传统。我到官屯小学后，住进了整洁清静干爽的单人宿舍。每日三餐，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公社下派干部、挺胸凸肚的老官后头，到农民家吃派饭。人来点头，饭来张口，处处受到客客气气的招待，不是神仙，胜过神仙。 刚到官屯小学，吸着“斯大林烟斗”、原籍莆田，颇受当地人敬重的老校长庄老师，就一本正经地旁听了我上的几堂课，此后一反原先的平淡，主动找我谈心、交底、做朋友。 一天晚上，庄校长邀我到他宿舍去“喝一杯”。一瓶“二锅头”，一碟炒花生米。庄校长频频劝从不喝酒的我：“喝，喝！” 盛情难却，我就和他“打开了铁”——一人一盏，一仰脖子一杯酒地喝开了。烈酒穿肠过，快哉千里风！什么贫困、落后、忧虑都抛之脑后。 爷俩一见如故，推心置腹，边喝边聊。老校长说，官屯小学建制比较完全，教师都是师范毕业的，都不是本地人，本来可以搞得很好，但有的教师之间不团结，影响了教学工作...... “要端平一碗水。”老校长最后说的这句话我记得最牢。 当时我听说他是“脱帽老右派”，心里就困惑，这么敬业、正派、书教得很好的人，怎么看都不像“牛鬼蛇神”啊。 此后不久，“蓝、绿阵营”纷纷向我靠拢，做我的“统战工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庄校长的那碗酒、那句话垫底，我成功地充当了“和平使者”：诚恳交谈，不传坏话，调解矛盾，增进团结。教师之间和陸相处了，使我感到欣慰。 由于校长信任我，我在工作上也放得开，能出新意。例如当时的官屯小学没设体育课，严冬季节很多学生拎着竹火笼顶风冒雪来上学，在课堂上还是冷得发抖影响教学。于是我就经常在天气特别冷的日子里，在正式授课前，由我领队，全班先到操场上跑上几圈，再回到教室上课。 孩子们身上暖和了，学习积极性和教学效果明显提高。班上每个学生的特点我都了然于心，具体对待。学生的作业我认真推敲批改，并跟踪到底，抓住不放。课堂外我和孩子们一起开心地玩耍，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 时间一久，大队干部都对我相当客气，学生们及其家长更是对我毕恭毕敬。以前和我一起去吃派饭时，老官都是“领队”，踱着方步走在我前头，我像一个随从，现在他谦逊地和我并肩向“饭局”挺进。 我把到学生家里吃饭，变成了家访，常针对该生的优缺点，向家长汇报，对学生加以勉励。从家长们对老师的敬重中，看到了贫困山区的农民望子(女)成龙(凤)之心，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 官屯的知青点离小学很近，我到官屯不久，就和那里的知青们成了莫逆之交。我除了上课外，有空就去串门。我们一起神聊、唱歌、互借书籍、交流对时事的看法，坦诚相见，言出肺腑。 有一个冬夜，官屯的知青通知我去“赴宴”。原来他们从别的地方买到一条大狗，诚邀我去吃狗宴。 一到知青点，哇！好热闹。两个男知青正把褪好毛的狗架在燃烧的稻草堆上方翻转烘烤，女知青专司添柴烧水，配合默契，其乐融融。 屋外冰天霜地，屋内温暖如春。一大锅白萝卜炖狗肉端了上来，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还没开吃就已垂涎欲滴。大碗酒，干！大块肉，吃！连眦牙咧嘴的狗头也抱着照啃！大快朵颐好不过瘾。 狗肉宴后，各自安歇，那带着山野气息的狗肉宴，远胜过当今“西酒”的海鲜鱼翅。那一段时间，白天一个个神气活现，晚上睡觉全身热烘烘，光泽县的严冬霜雪又算老几? 和许多地方一样，官屯大队知青中也不乏优秀人物，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在迷茫困惑的气氛中，仍然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这给了我良好的影响和触动。 特别是有一些有学识、思维清晰、目光远大的知青，在经历了动荡、苦难和不公的待遇之后，逐渐变得成熟起来，他们是知青中的佼佼者。 当时有的知青主动和我一起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私下探讨、交流一些在当时看来讳莫如深的社会问题，使我慢慢地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开阔了眼界和思路。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也抓紧了看书学习。 在官屯小学工作了半年后，我又调回到本大队的张家排小学。张家排小学只有两个班，复式教学。 一、二、三年级一个班由一位女知青任教，四、五、六年级合成一个班由我任教，并兼任校长。学校软、硬件都很差，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 我“走马上任”后，立即抓了三件事。一是抓好教学，探索与搞好“复式教学法”。二是整顿校风与课堂纪律。三是解决学生学费困难的问题。 当时有几个小捣蛋男生，把课堂搞得“鸡犬不宁”，教学秩序受到影响。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独子就是“领头羊”。几位前任老师都很头疼，有的女老师还被他“整”哭了要求调走。 我发现这一情况后，就重点帮扶这个“小捣蛋”。有一次上课时，他又故意捣蛋，我严厉批评了他，他冲出教室跑回家去找他爹“撑腰”。 我一路穷追到他家，当着他父亲的面，又把他“训”了一顿。从那以后，这“小子”判若两人，表现明显好了起来。 我们知青的招工、招生等“生杀大权”，都在“父母官”该生家长、大队党支部书记手里，我明知道他是不能“得罪”的，但我还是敢于严格要求，因为我记住了他的嘱托。 事实证明，江支书是一位深明大义、办事公道的好领导和真正懂得爱孩子的家长。他并没有因为我不留情面地教训他的孩子，使他“丢了面子”而对我不满，继续真心实意地支持我的工作。据说那次我冲到他家的当晚，他又把儿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甚至动用了茅杆。 对调皮捣蛋的男生，我严中有慈；对老实勤学的女生，我是慈中有严。学校校风和课堂纪律明显好转后，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随之高涨，不久就有好几个辍学的女孩子重返课堂。 刚好县里办了个造纸厂，大量收购茅杆。为了解决学费困难的问题，我两次带领孩子们到山里砍茅杆，卖给附近厂的收购点，所得钱款全部用于学生交学费和杂费，也使学生受到了一次“自强自立、爱校、爱集体”的教育，也得到学生家长的好评。 那半年时间，我仍住在自己的生产队，每日早出晚归步行来回十几里到张家排上课，中午就挨家挨户在学生家里吃派饭。每天中午放学后，就会有一个学生留下来，恭敬有礼地请我到他(她)家吃饭。 张家排环境比较清洁但也很贫穷，农民和孩子们十分尊重老师，这一点在饭菜上也表现得一览无余。不论“贫富”，都是倾其所有热情招待，而且都把家里的卫生搞得特别干净来迎接老师。 条件好的，有咸猪肉、风干的野猪肉等。次一等的，也有自己摸的小鱼、泥鳅、田螺等美味。几乎每家农民都会给我斟上一小碗自酿的乳白色的糯米酒表示敬意。 这是用种在山区烂泥田里的“莲花糯”，加白曲酿制的约四十度的白米酒，感觉是我有生以来喝过的最好的酒，也可能喝得不是酒，而是品味着当地家长们的情意。 总之，到学生家吃派饭，天天是“座上宾”，如此这般，让我十分过意不去。但是“派饭”根本推脱不了，唯有继续搞好教学，教好孩子们来报答父老乡亲的恩情。 当年，和我一样当过乡村民办教师的知青有不少，我们并没有具备多少高深的知识，但却帮助这些穷乡僻壤的孩子，点燃了心中那渴求知识的“明灯”。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当他曾经为做过的事投入了爱心时，那一段人生就有了宝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