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特意说道：“有两个人我们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张学良将军，一个是张镇将军，他们都为人民，为我们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程潜

张学良将军我们都知道，他是东北军的领导人，并联合了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逼蒋介石抗日，从而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因此周恩来对他的功劳铭记于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张镇将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为何能得到周恩来如此高的评价呢？

张镇是湖南常德人，1899年出生，幼时在家乡一所私塾启蒙，熟读四书五经等典籍，1911年，张镇考入湖南省立中学，接受现代教育，1924年毕业时，对当时国内军阀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的局面非常失望，当此之时，黄埔军校开始招生，张镇萌生了从军之志，与左权、黄克诚、邹华、黄杰等湖南籍的进步同学一起前往黄埔军校驻湘秘密办事处报名。

数天后，张镇与二十多名有志青年结伴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在广州，张镇结识了很多热血青年并顺利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步兵科学员。

在校期间，张镇等学员被编为学生军参加东征陈炯明的战斗，在惠州激战中，张镇两次立功，给兼任东征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由于这次作战表现出色，蒋介石对他印象很好，一年后，升他为黄埔学生连上尉连长，并参与培训基层干部，张镇干劲十足，在工作中非常勤奋，同时功课成绩也不落人后，遂被调任军校政治部科员。

当时的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年轻俊朗、儒雅非凡，平日里又十分亲和，是黄埔学生们的偶像，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张镇对周恩来非常尊崇，周恩来也对张镇很是看重，两人还在1926年有过一次长谈。

两人的长谈地点是在黄埔校园西边临近珠江内堤上，周恩来先是询问了张镇的家世，又问到了他对国内局势的看法，张镇的看法也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同，对他更是欣赏，但当周恩来得知张镇已经加入康泽、贺衷寒等人为首的孙文主义研究会，并已经加入国民党后，周恩来神色很是凝重，轻轻地叹息，显得有些失望。

当时的黄埔军校内，国共两党师生关系对立，张镇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对于斗争并没有表现得很热衷，因此在学生中的影响并不大，反而表现平平。

张镇

1926年5月，黄埔军校选派了60名学生与干部远赴苏联莫斯科留学，主学军事，为广东革命政府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培养战略补给力量，在留学生中以中共党团员居多，但也有一部分国民党员在内，张镇也在其中。

对于留学苏联，当时的黄埔学生都非常希望去，张镇自然也不例外，但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结果反而出乎自己意料，因此他既高兴又感动，因为审批名单和表格必须要有周恩来的签名才行，张镇也知道肯定是周恩来帮助了自己，因此很是感激。

在苏联学习期间，张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军事上，1927年底，他从苏联学成归国后，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副官，深受蒋介石器重与信任。

次年3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张镇跟随参加了陇海、武汉、徐州等战役，屡次立下战功，1929年，他被授予陆军上校军衔，这样的晋升速度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算是升迁很快的了。

1931年，国民党成立宪兵部队，次年张镇调任宪兵特务团担任团长，1934年晋升少将军衔。

当时谷正伦是宪兵司令，在他的领导下，宪兵部队成为国民党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其办案效率也仅次于戴笠的军统，很受蒋介石重视，在抗战之前，宪兵部队配合军统、中统等捕杀了成千上万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虽然对内重拳出击，但谷正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日分子，1935年，王昆仑向谷正伦举报外交部亚洲司处长高宗武和日本驻南京外交官员有勾结，且有出卖情报的嫌疑，请求拘审高宗武，谷正伦接到举报后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抓捕，反而暗中通知了高宗武。

这件事公开后，让谷正伦受到了很多谴责，其中也有张镇，他的一腔热血还未冷，对于日本人的野心心知肚明，因此对谷正伦的做法很不认同，以至于两人矛盾很多。

谷正伦

自这之后，张镇对谷正伦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在宪兵司令部里拍桌与对方争吵，一度闹到了蒋介石的跟前。

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居中调解，但并没有什么作用，两人形同陌路，为了缓和矛盾，蒋介石在1936年6月将张镇调任陆军第八师副师长，率部调往豫陕边区追击红二十五军。

在豫陕边区，张镇带领部队与徐海东部数次激战互有胜负，此时日军咄咄逼人之势已表露无疑，张镇在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也渐渐明白过来，日军在华北步步紧逼，蒋介石却一直追着红军打，这样的举动太让人失望，因此他在后面的作战中消极应对，并没有逼迫太狠。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镇反而有些欣喜，因为他一心期盼的时局终于有了改观，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答应抗日，张镇也迫切希望到抗日前线奋勇杀敌。

七七事变后，张镇带领的第八师移防上海外围，参加了淞沪会战，当时第八师在南翔一线布防，张镇带领全师官兵血战十个昼夜，始终没让日军前进一步，此时他们已疲惫不堪，上级下令第八师撤退休整，日军撤换防之机疯狂反扑，接防友军仓促之下有些抵挡不住，已经撤出阵地的张镇在向上级报告后，带着剩余官兵身先士卒杀上阵地，死死守住了南翔防线。

淞沪会战后，张镇又被调回到宪兵司令部担任宪兵副司令，在征得谷正伦的批准后，张镇重新编组宪兵部队，留下两个半团在南京城区负责治安，并进行巷战演练，以步枪、轻机枪等装备各部队，积极备战。

对于张镇返回南京担任宪兵首脑一事，周恩来两次对叶剑英和李克农做了交代，他说自己已经派人见过张镇，请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共同抗日，张镇也允诺会积极应对，还下令解除了在谷正伦手中发布的对八路军办事处的监视命令，并派了宪兵值勤小队加强对中共人士的公开保护。

1937年10月，经过数次交涉，国民党当局同意释放最后一批关押在城西郊东门中央军人监狱中的112名共产党人。

周恩来担心夜长梦多，立即安排让李克农去见谷正伦和张镇，洽商护送出狱同志转移皖东事宜，并要求取消押送的军警，由办事处自行安排。

谷正伦对于没能杀掉这些人早都耿耿于怀，自然不可能帮忙，他推说自己有事，一直不肯见李克农，这让张镇很是不满，索性自己做主，承诺一定会保证这批出狱共产党员的安全。

他带着人亲自送这些共产党员前往码头，又调了几艘民船，命令宪兵特勤分队护送人员登船，有十几名受伤严重的，他又出钱找了很多船民将大家抬上船，还为大家分发了生活用品。

说来也巧，那天日军飞机空袭了码头的补给兵站，幸好有张镇坐镇指挥才没出乱子，让释放的共产党员们安全地渡江去江北和县山区，这些共产党员后来都参加了新四军，投身抗战，李克农在这件事上发现了张镇的可贵品质，对他很是钦佩。

1937年11月底，日军即将对南京守军外城合围，形势很是危急，八路军办事处紧急撤退，叶剑英、李克农等七位同志分别乘坐两辆轿车出城，一路上宪兵部队并未阻拦，后来他们才知道是张镇提前打了招呼，让他们得以顺利离开南京前往汉口。

南京失守后，大量难民和溃兵涌入长沙，张镇带领宪兵部队稳定了长沙治安。1940年底，张镇出任宪兵学校教育长，1944年底，蒋介石任命张镇担任宪兵司令，晋升中将衔。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和谈，蒋介石为表示诚意，主动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当时我党大部分人都不同意，但毛主席力排众议决定去重庆，此举出乎蒋介石意料，在他看来，毛主席必定不会答应，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事已至此，他只好做出欢迎的姿态，让张治中陪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去延安接毛主席，在这期间，最忙碌的要数周恩来了，因为鉴于以往种种，他非常担心出变故，因此在毛主席一行尚未成行前，他就找到了张镇，向他陈明时局与毛主席的人身安危问题。

对于周恩来，张镇是非常尊敬的，当他得知周恩来的来意后，承诺道：“请周副主席放心，有我张镇在重庆，绝不会出半点差错，桥归桥，路归路，两党领袖政见不同不妨碍正常交往。”

这才让周恩来稍稍放下心来，毛主席到重庆后，先后下榻张治中公馆和特园，既然答应了周恩来，张镇也非常谨慎，凡事都会亲自过问，还派出武装宪兵在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两座公馆实行严密警戒，设立三道哨岗，就算是中统和军统的人，没有张镇批准也不能进入警戒区。

除此之外，张镇每天都会驱车前往这些地方巡查监督。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中苏友协礼堂举行盛大酒会，邀请毛主席参加，这场酒会参加多达上千人，张镇当时还在感冒发烧，为了安全亲自到现场巡视，观察动静。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张镇常常去特园、桂园等公馆内巡视，对一应人员实行特别审查，所用的车辆也派出专人分班看守，防止有人在里面安防爆炸物等，总之，相当细心严格，毛主席外出时，张镇总是一起乘车，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这一切安排都让周恩来和毛主席非常满意。

有人满意自然会有人不满意，这其中就包括了和张镇早有过节的军统局长戴笠，他几次私下里敲打张镇，问中共到底给了他多少钱让他如此费心竭力。

张镇反唇相讥：“你以为中共领袖如果在陪都出了事故，你我能逃脱得了干系吗？那不是害了有‘绝对安全’承诺在先的委座吗？你不会存心给委座添麻烦吧？”

戴笠被堵得哑口无言，只能愤恨离去。

在重庆谈判期间，还发生了我驻渝代表团干部李少石被枪击身亡的轰动事件，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周恩来也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尽快查明真相，张镇也非常紧张，他不敢掉以轻心，亲自去现场勘察提审开枪军人，调查走访人证，还请了专家查验枪支，很快就查明这是一场无谋杀北京的因交通撞人事故而引起的开枪误伤事件。

对于这件事，张镇在案发后的第三天就约见了周恩来、周怡、钱之光等人，作了事故通报及善后事宜，中共方面采信了张镇的汇报，并对此时做妥善处理，毛主席在返回延安后的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也肯定了重庆谈判期间张镇等人的办事能力。

谈判期间商定，1946年5月，周恩来会带领代表团前往南京，负责与国民政府联络洽商，代表团驻地就在梅园新村，共有三座小洋楼，周围还住着白崇禧、徐永昌等军政大员，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对这一带实行警卫，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监视。

周恩来带领代表团抵达南京后，张镇对负责保卫的宪兵部队训话，要求必须保证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并多次前往警卫哨卡视察。

在此期间，周恩来与张镇多次通电话，他和邓颖超、董必武等人每次出行前都会要求张镇派宪兵保护，张镇也都一一照办，相比之下，其他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就差远了，他们不是敷衍搪塞就是回避，因此，周恩来对张镇顾全大局的态度非常赞赏。

1946年底，苏北战事激烈，国民党反而节节败退，淮阴军调小组的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我方代表韩念龙到南京向周恩来做汇报时受到了国民党一方的阻挠，中统还策划了很多地主流民举行示威游行，指责新四军挑起争端，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12月11日，这些人前往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驻地表示抗议，还在现场举行记者招待会，更是放言要冲击招待处，张镇闻讯后立即赶来坐镇，还召开紧急会议陈明观点，斥责有些人是无事生非挑起争端，加派了一队宪兵部队，分三班对周围实施警戒任务，严禁不明身份的人靠近，此举确保了中共代表团的安全。

1947年3月初，因国民党施加压力，代表团不得不撤回延安，3月4日，周恩来邀请张镇夫妇吃饭，被张镇婉言谢绝，周恩来也知道这段时间来张镇所承受的压力，表示了理解。

1947年8月，张镇担任首都卫戍司令，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对国民政府进行了部分改组，李宗仁对张镇另眼相看、信任有加，肯定了他的工作，但这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让张镇辞去首都卫戍司令一职，只许他担任宪兵司令和宪兵学校校长。

1949年，程潜准备举行起义前，曾联系时任宪兵司令的张镇，让他将宪兵部队带到湖南，邀请他一起起义，但张镇并没有答应，说道：“蒋总裁对我有恩，陈诚多次想要置我于死地，都是老头子保的我，起义之请恕难从命，实在不行，我就只有跟着老头子一起跳海了。”

虽然拒绝了程潜，但张镇又说：“你们搞这个事情，已经有人报告我了，但请放心，出卖人的事我不会干的。”

这句话显然是让程潜放心，此后对他们的小动作张镇一律采取无视的态度，既不参与也不干涉，因为蒋介石的败局已定，自己怎么能阻拦其他人的“前程”呢？可是想让他像其他人那样背叛，他也不做到，也不会要求别人像自己一样对蒋介石“效忠”。

张镇带着宪兵部队先是退到广州，广州解放前夕，他又去了重庆，后来解放军进军西南，张镇乘坐专机逃往海南，后到了台湾，而留在西南的宪兵部队在副司令吴天鹤的带领下起义，对于吴天鹤的举动， 张镇并非一无所知，但他却没有采取行动，而是听之任之，并未做出卖战友之举。

到台湾后，张镇一直生活在台北，由于他的身体不好，并未担任什么要职，1950年2月，他在台北因病去世，终年50岁，张镇去世后我，国民党追晋他为陆军二级上将，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听到张镇去世的消息后也非常悲痛，此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他的贡献，还将他和张学良放在一起，足以见周恩来对他的推崇。

纵观张镇一生，他在跟随蒋介石后，虽然对他内战不休不肯抗日颇有微词，但并没有反叛之举，后来他也预料到了国民党败局已定，虽然程潜邀请他一起起义，但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让他无法背叛，因为他只求问心无愧，这才拒绝了程潜的邀请，但对于手下以及程潜等人的行动并没有多加干涉，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