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一战成了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
对于这一仗，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过：“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语言说朱毛红军势必会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还解释说红军与石达开部队的行进路线、战术等基本一致，且都是疲惫之师，这些分析都让蒋介石很是高兴，也期望能在大渡河一带将红军消灭。
对于布热津斯基提到的将铁索桥炸断一事，蒋介石当年真的没想到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红军抵达大渡河时，蒋介石下令炸掉泸定桥，但为何最终没有炸掉泸定桥，反而让红军上演了“飞夺泸定桥”的传奇之战呢？这其中就要牵扯到一个人，他就是刘文辉。
刘文辉是四川大邑人，1895年1月出生在当地一个农民家庭中，兄弟六人，他是最小的一个，13岁时，刘文辉虚报年龄为16岁报考公费的成都陆军小学，考试时，他在试卷上写道：“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这让阅卷老师大为惊讶，该校校长批示破格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刘文辉
刘氏家族的军阀源头还要从刘湘说起，刘湘的祖父和刘文辉的父亲是亲兄弟，1909年刘湘从四川速成军校毕业后，逐渐成长为四川总司令，成为四川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北伐后，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在刘文辉的早期军事生涯中，刘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16年，刘文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四川，刘湘就向别人推荐了刘文辉，刘文辉在此后的各派系军阀混战中，地位逐渐上升，到1922年时升任川军第9师师长。
打败杨森以后，刘文辉取得了四川帮办名义，1927年出任24军军长，两年后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当时刘文辉手下有7个师14万军队，地盘一度达到了81个县，此时他的势力达到了顶峰。
在早期，刘文辉与刘湘叔侄两人关系比较亲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主要还是在于理念差异，刘文辉主张留一人在四川，另外一人出川发展，但刘湘不想出去，也不想让刘文辉出去，这构成了他们的主要矛盾。
刘湘
除此之外，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两人也存在分歧，刘文辉与蒋介石矛盾颇深，他的势力发展壮大后想要“问鼎中原”，再加上当时各路军阀反对蒋介石的声势浩大，刘文辉也认为这是他的机会，就与唐生智等人通电反蒋。
中原大战期间，刘文辉站在了阎锡山、冯玉祥一边，而刘湘当时却是支持蒋介石的，两人也渐行渐远。
1931年，刘文辉从英国、日本购入大批武器与飞机，在途径万县港时被刘湘扣押，多次协商无果，两人的矛盾也无法调和，只得动用武力解决。
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的序幕拉开，这场叔侄大战是四川各路军阀数百次的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当时双方动用了30多万人，打了将近一年，最终刘文辉战败，只能带着仅存的12个团从成都退到了雅安。
虽然刘湘没有赶尽杀绝，但刘文辉想要“问鼎中原”的希望就此破灭，他不甘心如此，开始经营筹划自己新的领地——西康。
当时的西康治安混乱，多民族杂居，经济贫穷，文化落后，面对种种困难，刘文辉左右逢源，总算是让自己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到1935年初他才算是在西康站稳了脚跟。
当时正值红军北上，蒋介石既想要消除异己，又想利用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势力派兵“围剿”红军，5月，红军通过西康地区时，蒋介石一边下令刘文辉在大渡河沿岸拦截，一边让薛岳带领中央军追击。
泸定桥位于泸定城西，横跨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全长101米，用13根很粗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始建于1705年，是四川与康藏地区来往的咽喉要道。
当时蒋介石在制定“大渡河会战计划”的预案中，对于红军的渡河点判断是在宁雅正道，泸定桥在整个防御部署中位于边角位置，后来当他发现红军从安顺场夹河北上时，才发觉到了泸定桥所受的威胁，开始紧急下令让刘文辉派兵防守泸定桥，还命令他炸掉泸定桥，断了红军渡河的念头。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刘文辉举棋不定，究竟要不要炸掉泸定桥让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刘文辉为什么会如此犹豫呢？其中原因有三点。
第一是因为泸定桥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刘文辉在和刘湘的争斗中失败无奈退守西康，由于地势原因，他想要发展壮大无疑受到了限制，因此泸定桥就成了他与外界沟通的要道。
当时刘文辉的军队物资等大部分都要依靠泸定桥来运输，如果炸掉泸定桥，那就意味着刘文辉部和外界的联系中断，他的势力能不能保住都成了问题。
除了经济因素外，泸定桥的军事位置同样重要，由于两侧是陡峭的悬崖，再加上汹涌奔腾的大渡河，泸定桥对于刘文辉来说就是天然的防御屏障。
第二点是如果炸掉泸定桥，想要重建的话难度太大，当时西康非常落后，刘文辉被刘湘限制，使得他无法向外发展，因此他对于西康的治理有了长远的打算，还写了《建设新西康十讲》，自掏腰包办学等。
因此泸定桥要是被炸，重建势必会加重西康的财政负担，这与刘文辉制定的发展规划有所冲突。
第三点就是他和蒋介石积年累月的矛盾了，虽然名义上服从蒋介石命令，但刘文辉怎么会看不出蒋介石想要借红军之手削弱各路军阀的打算呢，如果红军被消灭，那么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他们这些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各路军阀呢？
基于以上三点，这才让刘文辉犹豫不定，对于炸掉泸定桥始终拿不定主意，如果让他置蒋介石的命令于不顾，肯定会被秋后算账，因此他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红军即将抵达泸定桥时，让守桥士兵将桥上的木板全部拿掉，只剩下铁索横在江上，红军是否能渡过大渡河就看天意了。
为了给蒋介石交差，面子上的工夫还是要做的，刘文辉又调了一个营去守卫泸定桥，还事先交代要“见机行事”，尽量不要损失一兵一卒。
有了刘文辉的交代，守桥士兵虽说有一个营，但在正面“阻拦”的实际只有少部分人，其余的兵力都在四周“布防警戒”，这才让红军取得了泸定桥战斗的胜利。
刘文辉利用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关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于1937年带着全家迁往康定，为了巩固在西康的地位，刘文辉与各派政治力量交往密切。
抗战爆发后，刘湘的川军被蒋介石调出四川，次年刘湘去世，蒋介石派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实际上打的是控制川康的主意，刘文辉联系了刘湘的部分下属和一些四川实权派人物，共同抵制，直到1940年，张群才坐上了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虽然表面上看，刘文辉缓和了与蒋介石的矛盾，但他的心里从来没放下过戒心。
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经张志和引见，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金融界爱国民主人士吴晋航的家中见到了周恩来，两人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
周恩来向刘文辉透彻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讲明了中共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独裁的方针与要求，刘文辉点头赞同。
周恩来鼓励刘文辉说：“望你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的自身团结，去促进整个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坚决予以反对抵制，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
周恩来一番坦诚相见的谈话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也增加了前进的力量，此后，刘文辉与共产党的关系从一般的联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
1942年4月，周恩来通过刘文辉在重庆的代表邹趣涛专程赶往雅安，向刘文辉转达了在雅安设立秘密电台互通情报，不在刘部发展中共组织等消息，刘文辉表示同意。
6月20日，周恩来找睐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情报工作负责干部王少春谈话，告诉他党中央已同刘文辉达成秘密协定，决定派他去西康刘文辉处做统战工作，在雅安设立秘密电台与中央直接联系。
周恩来对王少春交代道：“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主要是争取刘文辉，其次是邓锡侯、潘文华，要生根立足，不要暴露身份，起码做三年打算，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失败！”
7月24日，王少春前往西康见到了刘文辉，以私人顾问的身份在雅安住下，王少春每天将新华社发的东西抄下来后交给刘文辉阅读，此后八年的时间里，王少春每天雷打不动地将消息递给刘文辉，从不间断。
刘文辉对这份被他称为“红色参考消息”的抄件每日必读，他的大烟盘子底下就是藏着密电的保险盒，同时，王少春也经常将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或南方局汇报，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周恩来还通过电台与刘文辉联系，帮助刘文辉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明了形势，掌握主动，采取适当的政策。
王少春在川康地区八年时间帮助刘文辉学习理论，提高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与刘文辉共同研究反蒋的策略和办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帮助刘文辉化险为夷。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时，刘文辉还曾给予过资助，民盟开始吸收个人成员后，刘文辉受张澜邀请加入民盟，之后他一直利用特殊身份支持川西民主运动。
1945年4月，刘文辉主动派代表杨家祯前往重庆向中共领导人王若飞请教当前形势，当月他亲赴重庆与王若飞会晤。
1946年初，周恩来在重庆同刘文辉再次交谈，他说道：“局势无论如何演变，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现在是民主时代，望把川康的工作做好一些，以争取人民的支持。”
1949年1月蒋介石准备下野之前，派张群到重庆担任西南行政长官，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支持，蒋介石让人将刘文辉请到南京加以笼络。
4月下旬，应中共中央南方局邀请，刘文辉请曾庶凡代表他赶赴香港商谈起义，并派参谋长与邓锡侯商量川康起义事宜。
8月，刘文辉向周恩来报告了起义准备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周恩来来电说：“大军即将西指，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飞到成都召见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第二天，蒋介石单独约见刘文辉，观察他的动静，刘文辉沉着应对并没有露出破绽，蒋介石还不放心，又让张群和胡宗南到刘文辉的公馆开会，让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各自家属先送到台湾。
刘文辉和邓锡侯大发牢骚以作搪塞，蒋介石见状想要抓捕刘文辉和邓锡侯， 当天，刘文辉接到蒋介石的电话通知，让他下午到军校去，刘文辉察觉部队，打听了一圈后发现只有他和邓锡侯接到命令，而且负责城防的川军当晚也会被胡宗南的部队替换，这让刘文辉察觉苗头不对，决定马上行动。
为了不惊动宪兵与特务，刘文辉没带任何行李，只有两个随从跟着他一起坐车出门，离城门洞还有一段距离时，刘文辉先下了车，让司机把车开出去在城外等候，他和两名随从一起从城墙的缺口爬了出去，当时他正患有气管炎，两名随从扶着他终于来到了城外 ，与早已等候的邓锡侯会合离开。
12月8日，刘文辉、邓锡侯与潘文辉在都江堰会晤，第二天，刘文辉就以西康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的名义在彭县通电起义，邓锡侯、潘文华也宣布起义。
刘文辉在成都武侯祠附近有一个营的驻军，消息公布后，胡宗南的部队立即打了进去，大部分官兵牺牲，胡宗南的部队不仅将刘文辉在成都的家洗劫一空，还在下面埋了很多炸药，企图等刘文辉归来引爆，没想到一些想要发财的人闯进去引爆了炸药，刘文辉躲过了一劫。
全国解放后，刘文辉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6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刘文辉调任北京担任林业部部长。
50年代初，刘文辉主动将自己的房产等全部上交，一直住着公家分配的房子，到了北京后，他被分在了史家胡同，那段时间他经常早出晚归，时不时地去外地视察林业，在家中也备了很多林业方面的书籍阅读。
1966年国庆，刘文辉和一批民主人士被邀请去天安门，毛主席在看见刘文辉的装束后说道：“你怎么还穿呢子服？要跟我们一样嘛！”回去以后，刘文辉做了一身中山装，因为和毛主席一起上了天安门城楼，找他麻烦的人少了很多。
对于周恩来，刘文辉一直很感激，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曾保护过他，更是因为刘文辉一直将周恩来视作自己的良师益友，1972年，刘文辉见到周恩来时说道：“郭子仪当了24年的宰相，希望总理能超过他。”周恩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并没有说话，而是哈哈大笑。
几个月后，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他原本就有心脏病和肺气肿，到1975年时又发现了癌症，身份愈加虚弱，周恩来对刘文辉的病情很是关心，几次批示要尽一切可能延长寿命，有危险随时向他报告。
1976年1月初，刘文辉刚出院就得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他非常伤心，不顾医生不许外出的禁令，坚持要去向遗体告别，家人拗不过他，只好用小车推着他与周总理遗体挥泪告别。
不久后，刘文辉再次住进了医院，由于病情加重，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在中国近代的军阀当中，刘文辉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在主政西康期间，甚至还有过规定，要是政府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些措施都让西康的发展逐渐走上了正轨。
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他又有自己的小心思，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从这一方面说，他对中国革命算是有促进意义的，后来当刘湘死后他的军队被蒋介石拆分后，刘文辉这才下定决心亲近共产党，逐渐走到了人民道路上。
在他的一生中，笔者觉得有三件事足以被记住，一是他在泸定桥战斗中的作用，这对中国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他在广播电台中对台湾讲话，歌颂祖国的繁荣昌盛，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三是撰写了《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讲述了他从一个旧军阀回归人民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