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用具是中国文人在书房中必备的实用器具。然而，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实际情况来看，传统的文房用具，包括笔、墨、纸、砚和一些辅助器具，不仅是古代文人独具特色地为了表达中国书法、绘画特殊韵味和效果的实用器具，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其文化意义也更加深厚。尤其是当中国人长期以来所钟爱的宝物——玉进入书房之后，这些器具便成为中国文人理想、情感的寄托或是表述，同时也成为文人、士大夫身份地位的象征。

中国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篇章。文房用具，亦即笔墨纸砚的发明与运用，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代先民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创造了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而且还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文房用具，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厚重的优秀文化遗产。

中国的书写用具，常以笔、墨、纸、砚四种基本工具为世人所熟悉，并享有“文房四宝”之美誉。从目前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中国的书写用具应当以笔和砚出现最早。虽然西周以前迄今尚未发现毛笔的实物，但从史前发现的彩陶花纹以及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等方面，我们依稀可以寻觅到一些类似笔毫的痕迹或锋芒的迹象。例如，在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的房山琉璃河遗址、平谷刘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器装饰纹饰，采用绳纹、弦纹、三角纹等，有的陶罐肩部绘有朱红纹饰。这些图案规整，涂抹均匀，纹饰边缘有晕散现象，表明当时制陶时已经使用了类似具有含水、柔软、有一定弹性的绘画用具。由此，可以推测笔和砚孕育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周时期，古人在竹、木简和缣、帛上用毛笔书写文字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了。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毛笔，长沙左家公山15号战国墓出土的以兔毫制成的毛笔，应该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笔。其后各地还相继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毛笔。尽管这些早期的毛笔，在形制上与今日之笔稍有差异，如有的笔毛是被围置在笔杆的一端，再缠以丝线，并髹漆；有的则是将笔杆底端劈成数瓣，将笔毛夹在其间，而后再以细丝线缠束，并髹以漆，但是它们却为日后文房用笔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基础。

砚也称研，汉代刘熙《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功能上讲，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它与毛笔一样，均为古代先民发明使用的书写器具，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北京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的8000年前的北京房山镇江营一期遗址中，不仅出土有用尖状石叶蘸着红颜料装饰的彩陶，同时还出土有磨盘、研棒，均以卵石打制而成。磨盘为椭圆扁平光滑的卵石或长方形的板岩，并附有研棒。此外，考古学家曾在陕西省临潼姜寨遗址中发现了一套原始社会先民用以彩绘陶器的工具，其中有一方石砚，砚面微凹，凹处放有一根石质磨杵，砚旁存这种研磨器也可以说是早期的石砚，在商周时期也时有发现。如商代墓中出土的研磨器臼和杵以及调色用的盘等，都属于砚的早期形制。其中调色盘尤其精美，上端的造型是背向对并作站立状的两只凤鸟，钩喙大眼、短翅长尾，长11.8、宽6.5厘米。盘为方形，一端平，另外三侧有高起的边框，盘的后面雕饰的两只凤鸟，挺胸昂首、生气勃勃，既实用又富有艺术性。出土时盘底满染朱砂，故推测此盘当做调色之用。

就目前资料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文房用具，起源于战国至汉代，有数块黑色颜料，很显然，这是古代先民们借助磨杵研磨颜料的器具，唐宋时期渐多，明清之际，式样更为丰富，流传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

汉代，书写用具中的笔、墨以及砚的使用已较为普遍，纸也开始出现。特别是汉代毛笔的制作已开始考究，十分注重装饰，“极其华丽矣”，有的已经成为可供观赏的艺术品了。据文献记载，天子所用毛笔的笔杆上不仅镶嵌有珠宝，而且在装笔的匣子上亦饰有宝物，价值百金。

汉代初期的砚，形态依然比较原始，只是一个圆形或长方形扁石，一面磨平，另附一块小研石。首都博物馆馆藏东汉“青石长方形砚”即是这一时期的实物例证。该砚出土于房山石楼村东汉墓。砚为沙岩石，墨青色。砚面平整，长方形。砚体并无圆拱形砚膛与璧形砚池，但砚面有明显的自然凹陷，砚的背面与四周还有人为打磨的痕迹。该砚可视为秦汉时期逐步规范的典型砚的制式。由砚面明显的凹陷痕迹，可推测当时的研墨技法仍采用较原始的研石碾磨。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当时的墨尚不成形，所以需要用研石在磨光的砚面上加水，压墨磨成墨汁。此砚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一致，即发明于东汉的墨模尚未广泛流行。东汉以后，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这种早期带有磨杵或研石形制的器具，才逐渐消失。同时，汉代砚的造型也逐渐向多样化方面发展，并采用多种材料来制作，如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汉砚中，尽管已出现了圆形、方形等，但仍以三足圆形砚最具代表性。有的砚边或侧面还阴刻鸟兽等花纹，有的还配以扁圆形盖，盖顶有浮雕兼镂空的龙纹、螭纹等。线条流畅、风格古朴。从而使砚的地位逐渐提升并兼有了欣赏的意义。如：安徽太和县汉墓出土的双龙三足砚，其盖上圆雕相互缠绕的双龙，龙首高昂，身躯盘绕，形象生动，可谓汉砚中的精品。又如：首都博物馆馆藏西晋青釉三足砚，圆形、浅壁，砚膛平整，不施釉，露素胎以利发墨。三足饰模压乳钉纹，砚底部有阴刻弦纹、葵瓣纹，外壁施青釉，砚口为子口，原应配有瓷或漆木的砚盖。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另外两件东晋青釉三足砚，圆形、浅壁、平底，马蹄式三足，砚膛略高起，四周环以下凹的墨池，造型保持了汉晋流行的制式。

随着汉代人工制墨和造纸术的发明，当时被后人称颂的“文房四宝”已经齐备。东晋时，国家还曾明令以纸取代竹、木简。唐宋以后，人工制墨和造纸业便呈现出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局面。

唐宋时期，在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下，书画艺术更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们对文房书斋用品的需求程度也更为增加，追求佳品、追求雅趣成为当时普遍的风尚。这一时期，文房器具开始增多，除了笔、墨、纸、砚被普遍使用外，还出现了造型别致、工艺精湛的笔洗、笔架、印章、镇纸等。其材料除了早期常用的石、陶、瓷外，一些较为贵重的玉石、玛瑙等也列入了选材、使用范畴。

唐宋时期的制笔业已经相当发达了，毛笔的制作越发精细，身价也日益高涨。除了笔头用的毛料要认真挑选外，笔杆的材质、工艺也要精心地进行设计、加工、装饰。不仅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且还更加赏心悦目。特别是当时在宣州（今安徽省宣州市）和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还形成了制笔业的中心。根据文献记载，宣州笔和湖州笔在选料和技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仅使秉笔者运用自如，令文人名士垂青和推崇，而且还成为进奉朝廷的贡品。

唐宋砚的造型也开始发生变化，突破了汉代以圆、长方为主的简单形式，并由汉代的圆形三足砚向圆形多足砚发展，时称“辟雍砚”。同时还出现了箕形砚（唐）、抄手砚（宋）、随形砚等。关于“辟雍”一词，则是取自汉太学的一种建筑形式。砚的形状圆如盘，砚膛隆起，四面环以下凹墨池，砚面居中，这一造型酷似朝廷设置国学“辟雍”的建筑形式，于是人们把这类造型的砚称为“辟雍砚”。

唐宋时期砚的工艺制作更加考究，备受推崇。尤其是在砚的选材上，精心甄别，并发现了一批比汉代以前更为优良的砚材新品种，如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等。实践证明，由这些材质制成的砚，具有质地坚实，细密滋润，发墨不损毫等特点，所以一经问世，立即得到人们的称颂和赏识，并很快取代了其他砚石的地位，从此独霸砚坛千余年，价值昂贵，至今不衰。

一般来讲，古代文房器具，唐宋以前重于实用，造型大多简单，质朴形拙，实用性强。除了笔、墨、纸、砚之外，值得关注的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专供书写和绘画所需的文房用具，随着贵族官吏、文人雅士对审美及功能需求的增加，又新增了很多辅助文具。比如为了临池挥毫时更加得心应手，出现了臂搁、镇纸、笔掭；为了研磨更加便利净洁，创制了水丞、砚滴、墨床等；为了集藏善用，新增了笔筒、印匣、文具盒等。在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一批玉文具中，就发现有玉山形笔架、水晶山形笔架、白玉荷叶杯、青玉莲苞瓶、白玉兽钮印、兔形镇纸等。其中白玉荷叶杯，浅腹，花口，不宜作饮器，实为文房用具之一种，专家认为是文房用的笔洗。不过，这种枝梗花叶形杯可谓是南宋时期的新器型，它的出现，似与当时花鸟画的成熟与普及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器虽已残损，但仍生机盎然，风韵犹存。青玉莲苞瓶，出土时瓶内盛朱色粉末，若其确为辰砂粉，即为批卷所用之朱墨了。故此，该蛋形瓶当为莲花苞形朱砂瓶，外出时可系于腰上。白玉兔镇纸，似用一件半圆形的籽玉坯因势赋形碾琢而成，其兔之型浑圆，长耳伏于背上，底部平齐整洁，可当做镇纸使用。至于笔架、印章等，均为日后文房用具中不可或缺的品类。

元代以后的文房用具讲究观赏，质精形美，造型生动别致，雕琢精美华丽。其中，北京元大都北垣遗址出土的“青白釉笔架山”和丰台区南苑出土的“岫岩玉镂雕花卉纹三节盒式暖砚”最具代表性。“青白釉笔架”烧制于景德镇窑，五座山峰，主峰居中，峰顶云托圆月，其余峰间饰如意云，峰下雕刻江崖、浪花，蛟龙昂首望月。笔架不仅是文房用具，更可谓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元代青白釉瓷器珍宝。岫岩玉镂雕三节盒式暖砚，长6.2、宽6.2、高14.6厘米，由砚盖、砚、砚底三部分套合组成。砚盖上浮雕四层莲瓣纹，顶端是花蕊，四周镂雕几何纹。砚面凸起，上有长方形砚池，砚池上遗留有朱砂颜料痕迹，四周镂刻菊花、牡丹花纹饰。束腰式方案形砚底，下有四个蹄形足，正中的方形深凹，可容炭或温水，为暖砚。该砚构思巧妙，雕刻技法苍劲，具有鲜明的元代粗犷豪爽的时代风格。元代元统二年（1334年），罗先登仿照南宋林洪《文房图赞》的体例，写出了《文房图赞续编》，在其书中补充了以往谱录的文具，如朱墨、漆木简、砚屏、竹帙笔、石书镇、镜、琴、棋、弓、剑、矢、卷盒、茶具、香炉等，所列之器都纳入到文房清玩之列。由此可以推断“文房”由书案用具已经扩展成为文化内涵深厚的艺术门类。

明初，景德镇御窑厂已烧制御用文房用具，首都博物馆收藏有明永乐“青花云龙纹洗”，端庄、隽秀，表明文房用具已进入御用重器之列。特别是在明代皇家用玉中，文房用玉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例如出土于山东朱檀墓中的文房用具有玉砚、水晶鹿形砚滴、玉花形砚滴、玉管笔、玉笔山、水晶鹿镇及玉册等。另外，在上海市宝山县朱察卿墓中出土的一批玉器中亦有青玉猎狗紫檀木镇、青玉钮紫檀木镇等，代表了王室及达官贵人所用玉文具的品种及玉文具的工艺水准。明代中、晚期徽州程君房和方于鲁是当时制墨名家，分别著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完整地保存了两家各自墨品的图录，所制之墨精细之至，共近千种，是研究墨锭形制的重要史料，也反映了明代徽派刻版制模的艺术成就。

明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竹刻家朱松邻之子朱小松等以雕刻笔筒、明末清初的张希黄更是以竹雕文房用具名扬天下。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张希黄款竹雕山水笔筒”系张希黄竹雕文房用具精品之一，该器色棕黄、光滑润泽。浮雕暮春之时，两位友人话别，旁边一渔夫持箫吹奏。苍松、翠竹、石桥、楼阁、亭台，犹如一幅秀丽画卷，阳刻楷书“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留。希黄”。明代传世和出土文具之丰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和北京艺术博物馆都有较丰富的实物例证，有御用或传世青花、五彩瓷洗，印盒，文具盒，竹雕、玉雕、漆雕毛笔杆，各式玉笔洗，笔掭，笔筒等。

文房四宝在清代已基本失去其实用功能，绝大部分的案头文具，已经演变为皇室以及文人、士大夫书斋中最丰富多彩、最具艺术品质和艺术魅力的陈设物品。“文房四宝”的制作多集中在江南，尤以浙江吴兴的“湖笔”，皖南制墨名家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大名家”闻名于世。首都博物馆馆藏“棉花图墨”共16枚，分别雕绘种棉、采棉、纺织、练染等图纹，墨背阴刻描金御题诗和阳雕注文，并有一枚墨之侧面刻有“徽州胡开文虔制”款，并配有龙纹漆盒，该套墨宝似应是御用上等墨品。清代纸仍以“宣纸”名贵，但工艺较前突破，最有名的有玉版笺、罗纹纸、六吉纸、夹贡等。笺纸制作又以宫廷画师所绘笺纸最为富贵。清代在端石、歙石大量开采制砚的同时，还在东北的松花江采集石砚，并由造办处砚作巧琢成砚，多数刻有御制铭款供作御用或赏赐之用。此时的砚已经被文人、士大夫视为把玩收藏之物，并以所藏之砚命名书斋。此外，清朝最常见的瓷质和玉质文具有：笔筒、笔洗、笔架、水丞、墨床、镇纸、砚、管笔等，其中，玉笔筒和玉笔洗的制作多侧重于稳定庄重，笔架和镇纸则多为灵巧工细的风格。正如朱世力先生所说，明清之际是中国文房用具的鼎盛时期，究其原因，一是皇帝的喜好倡导，推动了文房用具的制作与发展，在封建社会里，上有所好，下必附焉。朝廷的干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大批文人名士把他们的知识、理念、情怀、志趣，融入并寄托到了朝夕相伴的文房用具之中，这就大大提高了文房用具的文化品位和艺术魅力，使文具从实用品逐渐走向了艺术创作的更高层次。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文房用具，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着中国古代艺术的神韵和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情趣，成为历代文具中的精华，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房用具的最高水平。

可以说，文房用具由新石器时代晚期萌芽，经汉晋时期被普遍使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经济文化的繁荣，从隋唐至元明清，千姿百态的文房用具和文房四宝一起交相辉映，组成了一个绚丽多姿、清新雅致，并且深具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具世界，文房用具最终演变为文玩之物，成为欣赏品和珍藏品。

本文由王芳摘编自于平著《书房中的玉器——明清玉文具鉴赏 》一书。内容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