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看山西，山西文明看晋南”，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华夏文明的起源在山西晋南。山西在华夏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表演”，山西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早的１８０万年前的西侯度石斧文化，到８０万年前的匼河三棱尖状器，再进入到旧石器中期１０多万年前的丁村、许家窑石球文化，最后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峙峪复合工具、柿子滩岩画、下川细石器文化，旧石器时代序列完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步入新石器时代后，山西所创造的农业先声———粟、石磨盘、天文观象台、成型的青铜铃、面积广大的陶寺城池等文明因素，无一不是代表了文明形成前的孕育阶段。进入文明社会后原始瓷器发明、铁器的使用、百花齐放的古建筑、晋文化的形成、三晋法家所形成的先进思想，这些都是先祖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山西之所以能率先在华夏大地碰撞出文明的火花，出现文明的曙光，是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分不开。山西地处华北西部黄土高原腹地，境内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山脉延绵，丘陵起伏，沟壑纵横，雄险巍峨。境内有大小河流１０００多条，大的河流有汾河、沁河、涑水河、三川河、昕水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等。汾河最长，全长６５９公里，纵贯全省，是省内主要河流。山西东界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北亘北岳恒山、五台山，南耸中条山，中立太岳山，山脉大致呈“多” 字形在境内分布。中部由北而南分布有大同、忻州、太原、临汾、长治和运城等盆地。东有巍巍太行山作天然屏障，与河北省为邻ꎻ西、南以滔滔黄河为堑，与陕西省、河南省相望ꎻ北依绵绵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山西又是一个夹峙在黄河中游峡谷和太行山之间的高原地带。«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在晋楚“城濮之战” 前，子犯曾对犹豫不决的晋文公说: “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山西自此之后被称为“表里山河” 之地。 山西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势，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境边的黄河和境内的山脉互为表里，构成一道天然屏障，山西东部的太行八陉成为华北平原进入山西的天然通道，而北部的长城关隘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由之路。因此据有山西，即可凭山控水，进退攻守，因势乘便ꎻ保有山西即可“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立于不败之地。也正是因为如此，数千年以来，山西除了成为尧、舜、禹等帝王之都外，其余统一而强大的王朝如商、周、秦、汉、隋、唐、北宋、元、明、清等虽不曾建都山西，其京师却无一远离山西周围。山西凭其“表里山河，称为完固” 的地理优势，就一直处于“京师安危之所系” 的重要战略位置。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貌使山西成为人类起源中心、华夏文明形成之地、晋文化发祥先驱。纵观山西文明进程，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从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都留下了珍贵文化遗产ꎻ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了特有的自身地域文化显著特征ꎻ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和艺术性，使山西成为中国地方文化最有特色的地区之一。 人类文明历史从发现有可考的遗址和时间算起，就与山西有一定的联系。全国旧石器早期遗址山西就占到四分之三，山西仅旧石器文化遗存就达３００多处。 旧石器遗址中有１８０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是我国类猿人阶段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西侯度遗址中我们发现了石斧和用火遗物，说明西侯度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石片加工技术和最早用火的，这个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距今１８０万年前。 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是以山西襄汾丁村文化和阳高许家窑文化。丁村文化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性质一脉相传的遗址群，也是继山西匼河文化而来，遗址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１０多万年前的丁村人较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也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代表着中国北方重要的石器文化传统。许家窑人是“北京人” 的后裔，大约在１０多万年前迁徙西行，遇“大同湖” 相隔，遂在此定居。这一发现弥补了从“北京人” 到“峙峪人” 之间的空白。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距今约２.８万至３万年前的峙峪人掌握了钻孔和磨制技术、发明了弓箭，开始了原始的雕刻艺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上，有两处岩画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下川、薛关的细石器和塔水河、小站的小石器更是别具特色。 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后，山西的文明发展更是以优异的成绩站在华夏文明发展史的前列。 首先是粟的培植，农业是文明之母，山西是世界上最早培植粟和高粱的地区，没有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的发生。农业发生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植物生长并可供农耕的环境。晋南有临汾、运城、长治三大盆地，盆地边壁是丘陵，有汾河、涑水河、沁河、浊漳河等主要河流纵横于其间，草地、沼泽错落其间，«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阳城县” 下引: “墨子曰:舜渔于泽。”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获泽，太岳山上有安泽，这说明在古代晋南湖泽众多，水资源比较丰富，利于渔耕。优越的生态格局，无疑成了人类早期最理想的家园。１９８４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在晋东南北部的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征集到距今８０００年前的磁山文化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足以说明这里农业的繁荣。 山西在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发展虽说不一定是最早的，但却是较好的。特别是在新时期时代晚期更是出现了文明曙光。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庙堂礼器鼓和磬，太原义井出土了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发现，对研究人类历史的文明和发展，探索山西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陶寺遗址的发掘，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３００万平方米。在襄汾陶寺遗址中连续发掘出土了陶寺早、中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大墓的精美玉器、彩绘陶器等随葬品，及以观天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观象台，证实襄汾陶寺遗址为“唐尧帝都”，西晋皇甫谧说的“尧为天子，都平阳” 当有所本。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农具和水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突破了水源的限制，农业活动范围更加扩大。陶寺墓中出土了含铜量近９８％的铜铃形器一件，证明当时人已掌握了冶金技术ꎻ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陶扁壶上发现了用毛笔书写的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当时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象征着国家形态的礼乐制度和阶级差别，也说明华夏文明时代的到来在山西晋南地区有了明显的标志。 山西境内山河呈南北走向排列，导致山西自古就成为沟通中原和北方草原的一条天然通道，也使山西成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一万年间多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关中的半坡文化经黄河、汾、渭三角洲直入山西后联合起源于晋南的西阴文化，浩浩荡荡向北进军，与南下的产生于燕山地区的红山文化在临汾盆地相碰撞，产生了文明的火花———陶寺文化，这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曙光。 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自古成为民族大熔炉。两周时期的晋国和四周犬牙相错的少数民族通过通婚、联盟、贸易等形式进行了民族大融合，晋悼公“魏绛和戎” 开创了三晋时期赵国“胡服骑射” 的先河ꎻ秦汉以来，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定居ꎻ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ꎻ“五胡乱华” 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山西又地处黄土堆积深厚的黄土高原腹地，土壤疏松肥沃，能够给人类提供生活保障ꎻ山西的矿产资源也是非常丰富，有运城的“潞盐”，垣曲中条山的铜矿、襄汾及翼城县塔山的铁矿等。«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 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指出“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他们之所以在晋南建都，除了看中的是这块土地上五谷丰登外，再一个就是盐池。有了人类必需品的盐，就能进行贸易交换，从而获取大量财富。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盐成为晋国和周边国家进行贸易的重要商品。青铜“戎生编钟” 铭文记载，在晋昭侯六年即公元前７４０年，晋国商人戎生带了一千辆车盐去湖北繁阳换“金”，这个“金” 估计是铅、锡一类的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接着，晋献公从赤狄手里夺取了盛产铜矿的中条山，铸造了风靡中原的“晋式铜器”，奠定了晋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物质基础，在侯马发现的铸铜作坊便是铁证。 在当时晋国中心区域的襄汾、翼城一带有储量巨大的铁矿，当铸造铜器的熔炉温度不断提高到能够溶化铁矿时，铁器便应运而生了。春秋时期的晋国是最早生产铁器的国家，范宣子铸刑鼎、侯马东周墓中出土的铁带钩、铁针都是有力的证明。秦以后至今，山西生产的盐、铜、铁等，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民族大熔炉使得山西成为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春秋时期晋国变革先起，首先是政治上的洗礼，晋国率先举起了革除旧礼的大旗，春秋初年的“曲沃代翼”，打破了嫡长继承的宗法礼制，晋献公时的“诛灭公族” 摧毁了血缘宗法系统ꎻ其次是经济上取消旧的公田制，废除劳役税，采取了按亩征收的实物税，宗法制度下的经济基础被瓦解ꎻ再次，在人事上“奖励军功”，不仅“庶人工商” 可以入仕做官，而且“人臣、隶圉免” 也可除去奴隶身份，这就意味着，国家人事的安排只看有没有功绩，而不论身份、地位和血缘关系，这样造就了一批凭实力和能力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 伴随着这场大变革，法治思想在三晋大地异军突起。形成了“天下法家三晋出” 的局面。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法家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战国初年，魏国率先变法，政治上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的吏治之道。经济上全面执行“尽地力之教” 和“善平籴” 政策，旨在解放生产力，打击投机商。实行主持变法的李悝，把实践升华为理论，编纂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典«法经»，把魏国法治措施推向新的高峰。继而韩国任用申不害，对内“修政教”，对外“应诸侯”，使韩国发展到了“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的强盛局面。赵国的“胡服骑射” 更是一场推陈出新、破除旧制的革命行动。 随着法治理论和实践成功，晋之法治思想向周边延伸和移植，吴起奔楚国主持变法，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出走秦国，由此“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商鞅也成为晋文化向秦文化移植的第一使者。秦统一中国前夕，韩非子的法治学说又被秦所用。韩非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严明法治，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要起用经过实践锻炼的有能力的官吏。韩非也因此成为三晋法家文化向秦文化移植的终结者。 继夏、商、西周以盐贸易之后，春秋时期的晋国采取宽裕的“工商食官”政策扶持商业发展，促使商业繁荣。明清之际的晋商更是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发展商业贸易，并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进而深入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也由于这些因素促成了山西成为金属货币和票号的策源地。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金属货币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国语周语»: “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此时为公元前５２４年。这只是文献上的记载，而１９９０年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２枚迄今最大的空首布，不晚于春秋晚期即晋国迁都新田的公元前５８５年。秦始皇统一货币后一直通行圆形方孔金属货币，只是北宋时出现了纸质货币“交子”，但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票号” 是在山西首先出现的，这就是嘉庆、道光年间山西的“日升昌”票号。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中说: “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晋文化发展期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时期。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受封唐地。从叔虞封唐到秦国统一天下的８００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河、汾之东“方百里” 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侯马盟书” 的出土，正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１米多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明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之一。 三家分晋不是晋文化的结束，而是晋文化的传播与扩张。秦汉以后，山西文明发展内容更加丰富，特色更加鲜明。 民族融合是山西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事实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文明内容充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山西地区的哲学、宗教、艺术大放异彩。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出土的一批宋金砖墓中，有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证明山西地区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近三千座，居全国之冠，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山西以其悠久深厚的戏曲渊源、举世瞩目的戏曲大师、古朴珍美的戏曲文物以及宏浩繁多的戏曲剧种，而被冠之以“中国戏曲摇篮”。 山西古建筑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高超文化欣赏价值。目前已被确认的金代之前木构建筑山西占到７０％以上，中国现存结构完整的唐朝木构建筑大殿都在山西，文物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宋以后各代，山西建筑艺术最为辉煌，留下了许多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建筑精品。如运城关帝庙、芮城永乐宫、临汾尧庙、霍州署大堂、洪洞广胜寺、应县木塔、大同善化寺和华严寺等。山西素有“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宝库” 的美誉，其古建筑保存数量十分丰富，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很高，以其“时代早、价值高、数量多、品类全” 而著称于世。宗教建筑、祠祀坛庙、宫殿衙署、石窟艺术、佛刹古塔、民居建筑、古代城池等古建筑，星罗棋布，遍布全省各地。明、清两代以至民国的民居建筑随处可见，如襄汾丁村民居、沁水柳氏民居、汾西师家民居、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榆次常家庄园、阳城皇城相府等，规模恢宏，建构精湛，堪称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明珠。山西古建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内容。 壁画和石窟艺术也是山西一道独特风景线。山西现存高品质汉唐至明清的寺观墓葬壁画有二万多平方米，展现了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壁画艺术。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达三百余处，其中的云冈石窟、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艺术价值极高。而且大同云冈石窟规模最大，与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中国“石窟三圣”，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山西文明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品质高雅，特色鲜明。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特有的文化魅力。她的文明历史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先进思想流传几千年而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千万年而不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珍贵的艺术精华，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的３.５万处文物古迹，国保单位１１９处，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历史对山西的眷顾与青睐，终于在这表里河山的黄土地上蕴积出一个亘古的辉煌。可以说，整个山西简直就是一部鲜活可读的中国通史，演奏的是一部博大雄浑的华夏文明交响曲。这一切足以使我们骄傲地向世人宣称: “华夏文明看山西。” 山西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文明的印证、发现是要依靠考古来完成的。考古的对象、内容和文物又有割裂不开的关系。文物能直接反映文明高低的程度。中国文物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智慧，标识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文物包括遗物和遗迹。文字、城市和冶金术都属于文物的范畴，这三个要素是文明形成的典型要素，但这三个要素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文明有一个孕育、产生和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文明因素都是组成山西、乃至华夏文明的重要成分。 本文由王芳摘编自畅海桦著《文明的见证 》一书中前言部分。内容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