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海上某大学的学生对于出版事业异常踊跃。普通的大学只有得三四种刊物，年报月报周刊之类似乎是都与体面攸关，不可或阙的。但是这个大学里，月刊周报，分门别类，竟不下一二十种。内中有用铅字排印的，也有用誊写纸油印的，甚至有由编辑先生或撰述先生们亲手抄录的。人工用得最多的，似乎最是洛阳纸贵，所以每期的出品大率贴在学校园内一方大草地中间四五条岔路口的一块条告板上，好教同学们人人得先睹之快。 我朋友的朋友某君年前出版了一种文艺的刊物，一人独自著述，独自编辑，独自出资印刷，独自校对，独自发行；到现在已经出了一期还不知两期，但据说还要继续出下去。 体面一些的大学都有所谓年报或年刊的发行，他的内容，除了编辑先生们的玉照而外，还有许多——也无非是玉照，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在个人的玉照下面，往往加上一些此人在功课外作的业，个人抱的宏愿大欲；编辑先生对于他的月旦评语，有时也附带的写着。这种一年不过一度的刊物大都印刷装订得异常讲究，因为，据他们讲，他是有永久的历史的价值的。 这种种现象，有人总称之曰：“著作狂”，又曰，“发表欲”。狂字当然不妥；至于欲字，在科学的心理学里，究竟指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清楚，但觉得近年的知识界里确有“按捺不住”的一种倾向，一种力量。在编辑和集稿经验的人都是这样说。 这种欲望，大家知道，是很新的，和以前著述界“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欲望似乎是很相反的。以前著述的人比较为数甚少，著作之后，有力量付诸剞劂的人为数更少；能够在生前见到自己的作品流传的人更是寥寥无几。现在呢，例如我昨晚上写着这一段“发表欲”的文字，我今天早上就可以看见排印出来。不过我们要了解，古今著作界的心理终究是一样的，一样希望把作品流传出来；不过以前因为种种物质上的设备太缺乏，这种希望不能立刻实现，只好藏诸名山传之身后了；甚或以退为进的说他的作品根本便不希望流传。到了现在，因为物质的设备很便利，所以著述少的便著述多了，不著述的也著述起来了，甚至完全不宜于著述的人，也起了幸进之心。同样的一种欲望，但是今人要比古人发展得厉害，几乎到了畸形的地步，这种分别是的确有的。 不过发表欲的畸形发展决不止因为物资设备太便利的缘故。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著作界没有公认的标准。一篇文章，一首诗，究竟写得怎样，才算好文章好诗；一个做文章或做诗的人究竟做了怎样好的文章或诗，才可以称做一个作家或诗人：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标准。即就《学灯》半年以来编辑《书报春秋》的经验而论，读者对于一种作品的毁誉，往往绝不一致，尤其是文艺的作品，尤其是创作的文艺。著作界既没有相当的刀尺随时加以剪裁量断，各种长长短短不长不短的出品自然是纷至沓来了；轻于尝试的作家自然要多于过江之鲫了；换言之，所谓“发表欲”的一种心理倾向，自然不免漫无限制的发展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