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皮厚的无赖帝王——高从诲,割据荆南,在乱世中生存,蛇鼠两端

雁玉历史 2024-10-15 04:57:31
高赖子”的生存之术

高赖子”的基础要比朱温与王建好得多,后两者是自己历经血雨腥风奋斗而来,而他“高赖子”则是从父亲手中接来一份现成的江山。

“高赖子”大名叫高从诲,是荆南第二次出现的割据势力领袖高季兴的儿子。

高季兴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比朱温小六岁,比王建小十一岁。他的长子高从诲生于891年,等到了继承父业时,朱温与王建那代人早已灰飞烟灭。虽然“高赖子”这个名号儿还没摆脱父辈流氓性质的背景,但他的确比朱温与王建之流文明了一些,至少不那么喜欢使用暴力。他虽有与“贼王八”同类的外号儿,但他的生存逻辑上的政治先辈却是另外两个不太有名的人,此二公一曰韩建,一曰成汭(亦姓郭)。韩成二人于当时治国也有些建树,称曰“北韩南郭”。所说韩成(郭)二公“不太有名”是指后来史书上所言,而在当时的正面名声肯定在朱温与王建 之流以上。

从韩建、成汭到高从诲,每人都有同样突出的治绩,那就是招徕流亡、安定人心、省刑薄赋,当地出现了短暂的小康景象。

让后人不解的是,高从诲这么个可称得上精英分子的人,为什么落了“高赖子”这么个外号呢?

欧史给了一个较为概括的说法:“荆南割据之地面积很小,兵力又弱,夹在杨吴与马楚两地之间,以弹丸小国的状态存在。自杨吴称帝后,南汉、王画、马楚都以行朱梁的纪年为自保策略,向中原天子进贡,进贡时就得借荆南之路北上。高季兴与高从诲父子常常以请客的名义羁留使者,进而夺取进贡的财物,如果因此招致来信谴责乃至于发兵讨伐,高氏父子就把财物退给人家,丝毫没有得而复失的羞耻感。后来,南汉称帝,高从诲向其称臣,主要是南汉有丰厚的财源而经常赏赐给厚利罢了。老百姓的俗话说:夺人家东西,贪图一时占有之快而不知道羞耻,就叫‘赖子’,文明一点地说叫‘无赖’。因此附近各国,就给高从诲起了‘高赖子’这样的外号。”

“高赖子”的赖劲多少也受他父亲影响,或者他父亲是“贼王八”与“北韩南郭”两类政治人物的复合体。

翻开高从诲的家谱,他爹有过随人改姓的经历:先是给汴州富户李让当家僮,而这李让因给朱温送钱供粮之故,得以充为朱温的养子,改名朱友让。高季兴抓住了主人上升的机会,一力巴结朱温,也得以改为国姓,“太祖奇其材, 命友让以子畜之”。

等到他的事业干大了,他就不愿再冒姓朱了,何况李让就是个假朱呢?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他因功官拜颍州防御史,就改回了高姓。

此后,高季兴又改过一回名,将原本“季昌”的名字改成了“季兴”。因为此时,已非李唐天下,亦非朱梁天下,乃到了沙陀的后唐。为了回避李克用父亲李国昌的“昌”字,就将自己的“昌”改为“兴”。

这高季兴究竟有何才干,让朱温推赏不已呢?事在一句话、一条计。

这一句话,终使朱温压服了李茂贞。天复二年朱温发兵围凤翔后,想进行决战,可李茂贞就是不和朱温碰硬,而是僵持着耗朱温的大军。朱温无奈,想收兵返回河中镇。在关键之时,高季兴点了朱温一句话:“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惫,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虑者,闭壁以老我师,此可以诱致之也。”

听此,朱温深以为然,剩下的就是一计。他用死士马景诈降,伏兵杀进凤翔城门。李茂贞最后以交出手中软禁的皇帝为求和条件,与朱温妥协。

唐昭宗得以从李茂贞手中解脱,也大为欣慰,立刻给战死的马景以“忠壮”谥号,而高季兴由此也出了大名。稍后,荆南大乱,唐政府便安排奇才高季兴为留后;朱温篡位,亦不忘其功,在荆南节度观察留后的唐朝旧职上,给他升了一级,使其成为真正的节度使。

高季兴心机深,胆量也大。后梁灭亡后,后唐庄宗李存勖下诏抚慰高季兴,高季兴决心入朝一次,以探沙陀李氏的虚实。

有重臣梁震以为不可,说:“朱温与李存勖为世仇,在黄河两岸对峙二十来年,几经血战,你是朱温旧臣,入了朝,他沙陀李家能不收拾你?”高季兴自有打算,带领三百骑兵卫士往洛阳而去。

到了洛阳,李存勖还真想圈起他来,只是由于重臣郭崇韬谏之“以讽动来者”而罢。李存勖问他:“我已灭了朱梁,决心征服吴、蜀两地,你看谁当先锋?”

“我呀!为臣高季兴呀!”他主动请缨,李存勖大为感动,手拊其背。

高季兴借机造势,命人把李存勖的手迹绣在自己的衣服上,以示荣耀。想必当时二人喝酒,喝到了兴头儿上,这沙陀人又爱用手抓肉吃,满是油渍的手印也就印在了高季兴的背上。

高季兴借当先锋之机,迅速赶回荆南。正像当年陈敬瑄后悔叫王建去成都那样,李存勖也后悔放归了高季兴。等李存勖遣人飞马指示襄州刘训截杀高季兴之时,高季兴早已夜半闯出襄州,正是金鳌脱钓不复回!

高季兴赶回荆南后,先是感谢梁震,称曰:“不听子言,几不免。”但他也对沙陀李氏有了充分的了解,分析说:“李存勖身经百战而取河南之地,手抄春秋,对臣子夸耀,又说自己于手指上得天下,太狂了!又加上他好游猎,政事荒废,没什么可怕的。”

李存勖谋杀之计未成,反过来对高季兴加以安抚,同 光二年[注1(924)封其为南平王。

即便沙陀李唐封他为南平王,他也丝毫没表明对沙陀有一点实质的敬意,何况沙陀李氏内部又起了大乱呢。

李嗣源被部下推为皇帝,李存勖自焚。在得心应手的外交应付中,高季兴的江山得以维持。在整个五代十国中,高氏江山维持的时间为四十年,排在吴越(七十二年)、南汉(五十五年)之后,而历经“代数”排在王闽、马楚(各六代)之后。与吴越钱氏并列第二,为五代人。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七十一岁的高季兴安详过世,他比朱温与王建幸福多了,不但没死于儿辈的乱刀也没喝妃子的毒酒,而且高氏的第二代领导人无论见识与能力都胜过了朱梁、王蜀两家的第二代。

高荆的第二代高从诲是从政治风口浪尖上过来的,因此更知道权术的重要性。作为高季兴的长子,高从诲几乎是以人质的身份为朱梁王朝效力的。起步为供奉官,累升至左千牛大将军。后来得到恩赐,准予回父母处探亲。高季兴留下他,不让他再到汴京上班,而任命他为荆南藩镇的马步军都指挥使、行军司马。也就是说,高从诲受父亲信任,代父掌握了军事大权。

老高死后,高从诲又作了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检讨其父与沙陀后唐绝交的政策,让楚王马殷代为说情,修复与沙陀李氏的关系。同时,也派出一名得力文官刘知训专门向后唐新皇帝李嗣源奉表称臣。

高从诲为了让刘知训的外交行为显得更有诚意,还特意带上“赎罪银”三千两。李嗣源鉴于割据的事实,也不再计较过去高家与朝廷的过节,反过来又大加笼络。长兴元年(930)正式拜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追封高季兴为楚王,谥为武信。

长兴三年,又将其父原来曾有的渤海王爵位给了他,尽管渤海离荆南遥不可及,也算个赏赐吧。后唐闵帝李从厚上台,又封高从诲为南平王。

石晋王朝取代沙陀李氏后,曾派外交使节陶谷到荆南示好,高从诲选了望沙楼宴请大国来使。望沙楼下的江水中,战舰云集,气势壮观。北方使者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水军,不由生出羡慕。从诲见时机成熟,开始发动心理攻势,用十分忠诚的口气对陶谷说:“吴与蜀两地不服从中原皇帝已有年头了,请代我向皇帝建言,我愿大修武备,操练水军,以备皇上征伐两国之用!”

陶大使闻此大快,认为不枉此行,回去后就大为高从诲美言,石敬瑭闻此也乐得站不住脚儿了,立即再派使者送去披甲战马一百匹。

但当襄州安从进叛乱时,就暗中引高从诲为援。高从诲明面说不与叛军合作,暗地却文书往来不断。石晋政府军进军征讨安从进时,高从诲又派水军将领率舰队参战。等到安从进被消灭后,高从诲以水军相援有功为借口,请求石敬瑭将郢州划归他管辖。

石敬瑭算是看透了这个首鼠两端的家伙,坚决不答应。与石晋的外交游戏在遗憾中结束了,因为契丹灭了石晋。当此时机,高从诲马上派人给刘知远写信,劝他即位当皇帝。当然,这个劝进表中还有附带条件,要刘知远称帝后把郢州划给荆南。

刘知远知道“高赖子”的如意算盘,表面上答应,而实际上拒绝。因为刘知远曾是后晋重臣又久历世变,知道高氏父子是什么货色,尽管刘知远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况且,这高二代名声已经坏到逆风臭十里的地步,可谓天下谁人不知“高赖子”。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无形资产已经出现负值。

等刘知远真的当上皇帝,高从诲派去专使祝贺,在进贡献词之余仍要求得到郢州。这回刘知远态度硬了:“不给!”高从诲气急败坏,发兵攻打郢州,结果闹了个大败而归。从此,也就放弃求郢州为属地的打算。

在高从诲与后汉交往的过程中,最精彩的一幕是高从诲想以才情压人,没想到来使田敏才高八斗,将他比了下 去。刘知远欲征服马楚,派田敏去荆南借道,高从诲也正想利用此机会求问“中国虚实”。他原来认为,石晋被契丹灭后,粮食匮乏,兵源奇缺,并想以此点化一下中原使者。

田敏反而讥诮地说:“尽管杜重威将所率晋兵降了契丹,并占据镇州,但契丹并未将杜氏实力北移。质而言之,昔时石晋之兵,现在全为我刘汉所有。”

高从诲闻此,大为不悦。田敏反客为主,又送给高从诲一套《五经》,言外之意是:你当加强修养,多习传统文化。

“我学识浅薄,只记住了十八章《孝经》而已!”身为一国之主的高从诲开始发泼。

田敏顺水推舟,明褒暗贬地说:“好啊!能熟读《孝经》,就算得到道德学问的精髓了,有道是‘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这在《孝经》的诸侯章上呢!”这话说得高从诲不尴不尬,他只好错开主题,以主人身份罚客人换大杯喝酒。

当然,高家事业得以传承二代而不现危兆,不只是父子二人均会耍赖皮,还在于礼贤策士所致。此中尤以听从梁震之言为幸事。

当年,高季兴险受刘训之害,立以兵袭取复州的监利与玉沙二县,并欲明确告知沙陀李唐,以江划界。梁震劝说:“不可,若然则师必至矣,非大王之利。”高季兴见老师傅不起草文件,大为恼怒,等气稍一消,还是听了老师傅的话,终未提以江划界的事情。

模糊的外交政策,给荆南高氏带来了莫大的好处。高季兴死,高从诲立,老先生梁震恐怕这生于富贵中的高二代守不住摊子,告辞官位,归隐山林。

高从诲也不强留,只是请老先生答应一个条件,有重要事情,还得麻烦老人家。后来,有事请梁老先生面议,老先生骑一头黄牛直达议事地点的厅前,再下牛,进屋;而见了高从诲之后,也不叫他大王,叫个“郎君”而已。

当时的“郎君”二字就相当现在的“小伙子”、“年轻人”之类的。身居大王之位的高二代,能对梁老先生优容如此,也算当时的一则美谈了。

可见,这高从诲还不至于是头上长疮脚丫子流脓———坏透了的那种。

高从诲死(五十八岁)后,传位于第三子保融;高保融(四十一岁)死,传位给弟弟保勖;高保勖(三十九岁)死后,传位给保融之子继冲。

高氏家族还算比较团结,不像朱梁、沙陀李家那样总出内乱。

高继冲也是个聪明人,听从判官孙光宪的意见投降了北宋。赵匡胤也是个明白人,知道继冲终无大志,还让他世袭荆南节度使,此后又改为武宁节度使、徐宿观察使。宋史称曰:“在徐州近十年,委政僚佐,部内亦治。”

北宋赵匡胤开宝六年(973),高继冲以三十六岁(一说三十七岁)壮龄辞世。但至今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是被赵宋害死的,可见他比王建的儿子王衍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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