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作为一位成功的篡权者，他也继承了周帝国强大的军队、高效率的官僚体制，还有四通八达的国家水运网络。当然，还有那位优秀宰相范质。范质作为一个历仕唐、晋、汉、周四朝的老政治家，由周帝国的宰相转为赵宋的宰相，创造了冯道之后的又一个政治奇迹。
与郭威顺利接管后汉政权不一样，赵匡胤拿到了后周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后，遭到两次强烈的来自军事贵族的反对。首先是建隆元年（960）夏四月，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在潞州起兵，联合北汉攻伐赵宋；其次是冬十月，郭威的外甥也就是恭帝柴宗训的表叔、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抗拒赵宋，兵起扬州。
赵匡胤篡国，力欲笼络后周旧臣，对占据帝国西北部重镇潞州（今长治）的李筠更是客气无比，给他加官侍中（宰相之一）。李筠的部下认为应该随形势而变，服从赵宋的统治。李筠默然，在宴请赵宋使者的酒席上，他把郭威的画像挂在墙上，嚎啕大哭。一场劝顺宴席变成一场表决心的反抗誓师大会。
使者回去了，北汉送的密信到。汉主刘钧允诺将出兵帮助。于是，李筠不顾长子李守节的苦劝，发出了讨伐赵宋的檄文，并杀死已服从赵宋的泽州（治晋城）刺史张福，占据泽州城。
毕竟李筠是个才能一般的镇将，他只想借北汉兵造声势而无战略眼光。他的参谋人员闾丘仲卿给他指了一条明道：我们李刘联军难和汴梁精兵争锋，应当选择西下太行山，占据怀、孟二州，再封虎牢关，前锋置洛阳的战略与赵宋争天下。可惜，李筠根本听不进去。他本指望北汉发大批强兵来助，来的却是小股的老弱之辈。
李筠长叹一声，事已至此，也不得不往下走了。赵匡胤深知潞、泽二州为国家西北门户，亲自带兵，反击李刘联军。作为新皇帝他仍然如旧日为将时那样，精神抖擞，身先士卒。为了清理道路，他就用事先准备的口袋装石头，而后再找地方倒掉。很快，清理出一条平整的大道来，他率领的部队与石守信汇合，攻陷潞、泽二州已经不成问题。
李筠在城破之际赴火自焚，赵匡胤只抓到了一位相对重要的人物，李氏的部将卫融。卫融不服，只求速死。赵匡胤被激怒，用铁挝（兵器）打破了卫融的脑袋，卫融高叫：“这可算死得其所啦！”
赵匡胤感于其忠于职守，下令放了卫融，并任命他为 太府卿。
除了收复泽州，新皇帝还得了一位尽心尽职的新大臣。这也许是赵匡胤未曾想到的收获。
而在这场李筠与赵匡胤的对决中，最终葬送了李筠的不是他的错误战略，而是北汉“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联合与支援。在泽州被攻克后，北汉君主一见大势不好，带着自己的“拉拉队”回去了。这是北宋建隆元年六月的事情。在这个月里，原来苦劝父亲归顺赵宋的李守节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献城投降。赵匡胤没追究他的任何过错，将他安排到单州（今山东单县）当团练使去了。
李筠起兵的时候，李重进在扬州也做了准备。作为郭威的外甥，起初与赵匡胤共事时，他就非常忌惮赵氏。在无奈之下，李重进接受了赵宋任命他为节度使外加中书令（宰相之一）的官衔。李筠灭亡三个月后，十月份，赵匡胤命令李重进移镇青州（今山东益都）。又一次无奈来了。他决心起兵。
可惜，李重进也不是个战略型的人才。赵匡胤之前早给他下了药儿或者李重进的亲吏早买了赵宋的“药儿”，当翟珣将李重进写给李筠的联络信件让赵匡胤过目时，赵匡胤就说：“你稳住他，只要他不和李筠一块起兵，一切都好办。”
在另一方面赵匡胤确实也不想再打一场内战，因为他也没底数，究竟扬州之叛会不会导致东南半壁江山在南唐与吴越尚存之际又出现新割据者呢？他决心以最坦诚的方式来说服李重进，让使者给李重进送去铁券即那种永远免除死罪的凭证。李重进知道李筠已败，自己没了呼应者，打算放弃反抗，跟使者进京。可是，他身边的人劝他不要投降，修整城池、整治兵甲，足可以割据一方。
这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这个错误之后，李重进又走了一步“臭棋”，写信给南唐君主请求援助。南唐胆怯，赶紧将信件送到汴京去了。赵匡胤有了底数，派顶尖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率四路大军逼进扬州。在简单且无效的抵抗后，李重进如同李筠一样，赴火自焚。
对于赵宋来说，这次没得到人才方面的意外收获，被李重进扣押的使者陈思诲反而在城破前遇害。十一月份，赵匡胤在城破之日，亲入扬州，下令处死李重进的所有同谋者，人数有好几百。
在两场小规模的内战之后，赵匡胤决心重拾柴荣的统一国策。
当年柴荣攻取的孟蜀、南唐、契丹等部分地盘如今成了赵宋家的政治资产，但是，登上皇位仍有巨大的政治债务要偿还，那就是：无论是柴氏的江山还是宋家朝廷，一天不统一中国故地，就算是对历史和生民的负债。在柴荣刚刚登位的显德元年，竟有秦州的一位无官无爵平民千里进京，向皇帝献统一之策。当时赵匡胤职任禁军最高首长，对此不可能不知。
在他实现统一理想的道路上，虽然没遇到什么巨大的阻拦，但是毕竟花去了十六年的时间才先后灭掉荆南高氏、后蜀孟氏、南唐李氏，剩下的吴越与北汉只好留给弟弟去征服了。
赵匡胤死前五个月，他还对已经臣服的吴越国主玩了一次攻心战。
开宝九年（976），五十岁的赵宋皇帝宴请四十八岁的吴越王钱俶，两人欢聚一堂，饮酒闲话。地点就在赵匡胤专为钱俶准备的宅院里，钱氏为了表示诚意相和，带来了正妻孙氏与一个儿子。酒喝得差不多了，赵匡胤说：“住了两个月了，我也知道你思念钱塘，那就回去吧！给你这个裹得严实的小包袱当礼物，路上再打开。”
钱氏在返乡途中，急切地打开包袱一看，惊呆了；从惊谔中回过味儿来后，他满心感激，因为那包袱里全都是赵匡胤的大臣写的奏章，要求把钱俶扣下，不放归钱塘。惊谔、感激之后又是深深的恐惧：“看来，这赵家是铁了心吞并我吴越国土了。”
五个月后，老朋友也算名义上的上级赵匡胤死了。他死了，赵宋的政策也不会变。不是吗？钱俶在向赵匡胤敬献珍宝玉器的时候，赵匡胤一点不感谢，反而说：“这东西本来就是我仓库中的，根本就用不着献不献的！”
多么霸道！既然吴越江山不守，那就只好听赵宋家摆布了。赵光义当上皇帝的第三年，即太平兴国三年夏初，赵光义下诏要钱俶来朝。钱俶明白什么意思，再也不愿胆战心惊地保守钱塘，干脆把家搬到开封，做个闲人算了。
五月，钱俶到达开封，赵光义封他为淮海国王，常居开封。
钱俶想透了，他得以比“老上级”赵匡胤多活了十二年，终年六十岁。
后世人评价，整个五代十国中各朝各国的君主，没有哪一家比钱氏更会争取和平、享受生活的了。
在所有的篡代者与割据者中，钱氏享国最长，达七十二年。
钱氏割据一方，屡向中原变动的王朝称臣，并多用中原王朝正朔，而在政治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实用主义，可谓最早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谋。所有的当政者，就像他们开国君主是个精明而又大胆的盐贩子一样，把政治生意做到了极致。
起初钱镠见朱温称帝，断定中原必然迭生变局而无力经营江南，他的地盘又与中原之间隔着杨吴即后来的南唐，凭地产丰富、海洋之利，完全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在唐朝，江浙地区就是长安贵族集团的重点贡赋地区，没了中央政权的定额税收，他钱家只象征性地向中原政权送点礼物，何乐而不为？
钱镠在杭州，有感于钱塘江水逼灌州城，就大发民力，凿石填江，建起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的捍海石塘，又将江中突兀的巨石剔平，上建台榭，供自己与人民游乐。同时，他也大力扩建杭州城，使之周长达到三十里。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
后来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州美丽的人文景观构成实在是始于钱镠。与其说钱镠是个没有更大野心的割据者，不如说他是个杰出的城建专家！作为一个城建专家，他早脱去了盐贩子的气息，竟然学会了爱情甜如蜜的“浪漫”。他家乡的豪宅建成后，夫人每年春天都到乡下去观赏花卉，为了让心爱的人尽兴，他告诉夫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盐贩子的后代，也在逐渐蜕变，到了第三代即钱镠孙子钱弘佐那里，则俨然出现了儒者为王的景象，薛史称弘佐“幼好书，性温恭，能为五七言诗，凡官属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赏，由此士人归心”。
这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帝王生活，南唐的李昪也曾效法过这种生活方式，可惜孤儿出身的李昪玩砸了，赏雪的风月之会变成谋杀的序曲。
在钱家割据钱塘的七十二年中，有近半的时间是由钱俶来经营的，从后汉乾祐元年（948）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达31年，而他登上王位也实出意外。
钱弘佐死后，弟弘倧继位，内牙统军使胡进思不服，率兵政变，囚弘于临安旧宅，拥立弘俶（后改单字俶）継位。
钱弘俶还算心善，不想害死哥哥。就对专门看守钱弘倧的将领薛温说：“要是有人来奉旨杀他，肯定是假冒的，你一定拼死保护我哥哥。”
果然，政变者胡进思担心钱弘倧咸鱼翻身，就诈称奉王命来杀钱弘倧。薛温拒绝让他接触，胡进思夜间派人暗杀，钱弘倧则据屋呼叫救命。多亏薛温尽职，率兵进院，杀了从墙头跳进来的刺客。对薛温尽力保护自己兄长的行为，作为国王的钱俶大为感谢，当面称谢：“全吾兄，汝之力也。”如此心善之人在五代十国也是凤毛麟角了，比朱三家族那等弑篡行径、王闽家族兄弟残杀，何止强百倍！
钱俶一改其祖父苛征繁赋之法，大力推行无为之治：募民垦田而不收其税，因此境内再无抛荒的田地；有人曾建议他普查户口，把遗漏的人头税补上，他不但不查，反而将建议人押至宫门外，责之以杖，以示自己与民不欺，杜绝借故生非的恶俗之吏。
他在钱塘的治绩确实不错，只是由于南唐于北宋开宝八年（975）十一月被宋军灭亡，他才不得不与强敌接壤。两年半后，他只能纳土北上了。
一个经营七十多年的家族，受到北宋政权的大力优待，钱氏子孙也成为北宋仕宦中的重要一支。如钱俨，乃钱俶同父异母弟，入宋，历任观察使、判官等职，并撰有《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成为研究吴越历史的重要依据。又如钱俶子侄“惟”字辈，有五人分别任节度使、刺史及检校司空、追赠太师等实职与名衔。
最值一提的是钱易。钱易虽为吴越宗室，归宋后竟不得封，所以发奋读书。十七岁应殿试，不到半天时间答完三张卷子，提前交卷，令主考官嫉妒，指为“轻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有才，但不稳当。”故未得及第，反遭罢黜，但钱易也因此轻狂之举，名满天下。
咸平二年（999），再考，名列第二，上书讼，自认第一，真宗亦惜亦妒，硬改之为第三。
钱易登第得职后，不但才情纵横，而且理政有方，力谏真宗废除肉刑，真宗从之。钱易倾心地理与杂考，随真宗泰山封禅后，作《车驾所过图经》，为上乘地理（地名）之作。所著《南部新书》，虽有杂芜之嫌，但大补新旧两部《唐书》之缺，亦可佐之考证。
钱易文笔之迅捷，在宋代各才子之首，两三千字文章一个时辰即成，虽苏轼、欧阳修等后世名流亦不能及。此种功力不仅与其才思敏捷有关，亦得益于上乘的行书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