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生民痛遭涂炭，相对而言，割据江南的吴越与南唐情形稍好一些。其原因就在于两国主均不专事征伐、扩张，又与北方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同时都力睦邻封，免致江南域内的大规模战争。
南唐立国晚于吴越三十年，早于吴越三年为北宋所灭，倘从被其和平篡代的杨吴政权之初建算起，那么其割据之状形成又早于钱氏吴越五年。
南唐立国者李昪本是街头流浪的孤儿，被杨行密掳得。
杨行密诸子不容此小小孤儿，杨行密就将小家伙转给自己的权臣徐温，徐温喜其相貌，遂收为养子并起名徐知诰。徐知诰长大成人，借助徐家在吴的权力基础，自然得任要职。
在乱世愚代中他是少有的好学之人，并用心接纳儒学人士。在从政方面，知诰也以宽为主，并能自我约束，过俭朴的生活。升州百姓对其称赞有加。
徐温出镇润州，共统领六州，其中升州为属地之一。他不太相信知诰有此智能，就去实地观察。到升州一看，果然是“府库充实，城壁修整”。为此，父子二人还出了点小磨擦：徐温让徐知诰去润州任刺史，也就是说在其父直辖地为父分担责任；而知诰本人愿往宣州去，再显身手。徐温坚决不同意，才转为润州刺史。
这个小磨擦也成了当时政坛上的佳话，衬托出了徐知诰的政治才干。
有了知诰治理润州，徐温大为放心，自己转镇金陵，并派另一个儿子徐知训坐镇广陵（今扬州）。父子三个分别把持杨吴重镇，徐家专政日成固若金汤之势，取而代之只是早晚之事。
早在父子三人形成掌控杨吴心腹要地形势之前，将来诸子中谁能接替徐温就成了大问题。徐温任人唯贤，在家中训诫诸子时常夸徐知诰，并责骂其他几个儿子跟不上徐知诰。这样子徐知诰就招来徐温几个亲儿子的忌恨。
其中最忌恨徐知诰的是徐知训，他曾两设险局，欲除徐知诰。
第一次他以兄长身份召知诰喝酒，席间伏下甲士，待机而动。行酒吏刁彦能察觉此事，趁斟酒之际用手掐了徐知诰一把，徐知诰明白事有非常，起身逃走。
第二次是徐知诰从润州至金陵入见父亲，徐知训在山光寺设宴与诸兄弟会饮，又欲借机除之。这次多亏徐知谏从中报信，使徐知诰得以脱身。
徐知谏是明智的。兄弟相残必然引发家乱，不要说取代杨吴，就是保住徐家现状都难做到。徐知诰更有忍耐之心，并不与徐知训计较，他知道徐知训这等骄横之人早晚要出大祸。果然，广陵治内发生了朱瑾兵乱，徐知训被杀。
此时，还多亏徐知诰从金陵渡江进兵广陵，才消弭此乱。
由于徐知训被害，徐知诰又兼治广陵之地。他一改老兄酷苛之法，宽政待民，听到分布在民间的耳目汇报，得知哪家婚丧用度不足就派人送钱去，以资主家用度。为了真心地做到与军民共甘苦，夏天里他不设遮阳伞，暴露于阳光之下，而且还不扇扇子。左右之人有劝他遮蔽阳光或扇一下纳凉的，他都拒绝，声称：“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
于是乎，在徐温的强权下，民众之心都表面归于徐家，而实际上是指向徐知诰一人。更兼徐知诰引纳宋齐丘等一班文人及滞留于吴地的唐朝旧族，掌权基础更加牢固。
权力交接过程中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吴武义元年（919），徐知诰已经兼职左仆射（宰相），参与处理国家大政，其势显然绝对地压住了徐温的几个亲生儿子。其后，徐温的行军司马徐玠多次劝徐温派亲生儿子去广陵拿过知诰的兵权。在徐温病重之际，终于决定采纳徐玠建议。可是派去接位的徐知询半路上得到父丧消息，奔还金陵。徐玠见徐知询所部不足为谋，转而投广陵，为徐知诰出谋，诬陷徐知询谋反，并拿一个叫周延望的徐知询所部客将当了替罪羊。
在给了知询右统军职务的同时，也镇住了知询，使其有谋而不敢发。
以柔克刚，他徐知诰已经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吴睿帝杨溥大和三年（931），徐知诰由太尉、中书令之职从首都广陵出发转任金陵镇将，一切如其父当年之制。当然，他也按照徐温的模式安排了自己的儿子，让儿子徐璟出任司徒同平章事，是为宰相之一，并以王令谋、宋齐丘为左右仆射同平章事。此二相名为保杨吴王国，实际上是辅佐徐璟并与徐璟一起控制中央权力。
大和四年，杨溥封徐知诰为东海郡王。此时，他已经从小小孤儿步入中年，由于政事繁杂，耗费心血，他两鬓见白。照了照镜子，又对手下侍从官周宗长叹一声：“唉！功业已成，我也老了，怎么办呢？”
周宗何等聪明，立即入京，要宋齐丘准备禅代之事。老谋深算的宋齐丘以为不可，并称言要斩周宗以谢天下。这一着算是失败了，徐知诰给了周宗一个池州刺史的职位，打发他离开自己。
吴睿帝杨溥闻此，只好再次提高徐知诰的政治地位，以免立时生篡，大和五年即进封东海郡王的第二年（933）又封其为齐王。
在篡代的各项工作基本准备就绪以后，徐知诰决定放弃以广陵为政治中心的打算，以金陵代之。
天祚三年（937），他正式建立齐国政府，并设立宗庙，以宋齐丘、徐玠为左右相。其势已明，其意已决，吴睿帝杨溥只好派本家高官摄太尉杨璘传达自己愿意传位给徐氏的诏命，并行使了最后的权力给徐氏确定国号为齐、年号为昇元。
徐知诰亦作感恩之状，给杨溥上了大大的尊号，其曰：“受禅老臣徐知诰，谨上册皇帝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
位至皇帝，自当追述祖先。于是，徐家诸子也谦逊起来，奏请皇帝复归本姓。徐知诰表示不忘徐氏之恩，让群臣商议，于是在群臣要求下改回本姓李氏。
一个平白无故的李氏不足以说明李昪当皇帝的天命所在，他就试图从唐朝皇族中“寻根”了——自言为“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荣”，这“荣”呢，就是他父亲，至于他父亲李荣怎么一下子从李判司李志的儿子变成了种田老农，就不必细考了，反正最终的结论是“我是唐朝建王李恪的四世孙”。
有了“四世孙”的天命合法性，他就能从杨吴政权中脱壳了，随即把齐国的国号丢掉，改称国号为唐。
“看到了么？李唐天下在江南复兴了！”这是一句李昪想对天下声明而又未说出声的“心里话”。不过，早有人替他演过这样的政治戏剧了！前一年即公元936年被石敬瑭灭亡的沙陀李氏王朝，不是也叫唐国吗？只不过末帝李从珂是原来姓王的汉人被沙陀李氏收为养子而已。
李唐，李唐，给后人留下多少无形资产呀！
有了这江南的李唐帝国，李昪已经很知足，他决不会自欺欺人地叫喊“复兴中原，还都长安”之类的口号，只要不把继承来的徐家基业、杨家天下给弄丢了就是了。在位的七年间，他广施惠政，核定民税，开荒造田，干了不少好事。虽然晚年因服金丹导致了神经不正常，民心稍失，但他的《昇元条格》不用外戚和宦官的规定还为中国政治史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昇元六年（942），钱氏的吴越宫室遭受火灾，损失巨大，李昪力排群臣乘灾取之的建议，派去专使吊问并给了大量财物的援助。有此一举，四十年的仇恨彻底泯灭。
当初，杨吴与钱氏吴越，势若水火，杨行密专门下令，用粗绳穿钱，号为“穿钱眼”，意思是说要戳穿钱镠的眼睛；钱氏亦不相让，每年都发动一次用大斧子砍柳树的活动，因柳树与杨树常并列而种，因此砍柳行动被称之为“斫杨头”，意思是说要砍杨行密的脑袋。
在援助钱吴救灾之前的数年前，李昪实际上悄悄地进行了和解外交，将两国交战时俘虏的吴越将士送回；吴越亦有回应，对等地放归了被俘南唐将士。
总的来看，李昪是个上等的战略专家和优秀的外交天才。
李昪有一位叫冯延巳的幕僚，喜欢战争也爱说大话，曾公开讽刺身为皇帝的主人：“田舍翁安能成大事！”李昪听了也不追究，因为他知道：依南唐地力兵员，不足以打败北方传统的政权，就是连近邻的钱氏吴越都没法吞并。再大的英雄逢此乱世愚代也不会有大的作为，“英雄逢此奈何计”也该是李昪心中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能够看透天下趋势的政治人物也不只他李昪一个，——力助他取杨吴而代之的宋齐丘在李昪即位后，辞职遁入九华山中，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
虽经李昪力召，他勉强干了一阵，就由相位上出任洪州节度使去了。等到李璟继位，宋齐丘不得已又被召为宰相，但他原来力荐的陈觉、魏岑等人实在可恶，争权夺势，闹得江南小朝廷鸡飞狗跳。于是，宋齐丘再度罢相后，稀里糊涂地当了几天浙西节度使后就坚决归隐了。
如果上一次归隐九华山，他是带有半是超脱半是牵挂的心情走的，那么，这一次他是彻底地抛弃了世俗。
“英雄逢此奈何计”也该同是他心中的一个感叹。还好，李璟赐号给他，称“九华先生”，并给爵位青阳公。青阳县税收全归老人家颐养天年之用。
九华先生一力荐举的陈魏二人已经名声败坏得到家了，连同那位讥笑李昪为田舍翁的冯延巳，还有冯延鲁、查文徽，被南唐人民并称为“五鬼”。
李璟拒不听信翰林学士常梦锡的劝告，拒不废去“五鬼”，成为李璟政治的一大污点。
李璟在位十八年，虽有灭王闽、马楚之功，但终因战事颇繁，将其父传下的小康家国折腾得七零八落。在北方柴周的军事打击下，无可奈何献上江北十四州土地，奉表称臣，削去帝号。
李璟本身就不是个当皇帝的材料，但序在长子，就不得不干了。在本质上他是文人，少年聪颖，十八岁就能作诗。其中四首存于《全唐诗》，传下来的词也有两首，均名为《摊破浣溪沙》。但是作为一个文人，他多少是个半吊子，不如其子即第三代南唐君主李煜有名。
李煜一首《虞美人》名垂青史，其词有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了表达爱情的千古绝唱。
其实，早在亡国前，李煜就厌烦了政治，在《临江仙》一词中有句：“炉烟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后来的北宋著名文人苏辙在此幅词轴后作跋曰：“凄凉怨慕，真亡国音也。”
苏辙的评论并不过分，因为亡国之后，李煜北归汴京，被封为违命侯，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反思过去的政治经历。在这种非强迫的反思中，表达了他对政治、战争的陌生而仍徘徊于一个人的田园世界的精神状态，他在《破阵子》一词中写道：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