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王朝，后汉立国仅仅四年就灭亡，是诸多原因促成的，短暂的后汉不仅有相敛将贪成为亡国的诱因，而且酷吏残害百姓，致使人心离散。同时，苛法勒国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酷吏集团误判社情，恣意行恶法，自以为可操法权以控天下；二是酷吏集团误判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终于导致血腥的政治清洗。

酷吏集团的头面人物是史弘肇，他要比西汉被称为“苍鹰”的酷吏郅都厉害多了。郅都专以打击豪猾大族与贵戚勋家为己任，而史弘肇专以虐杀小民为能事；郅都廉洁，“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而史弘肇则“贪戾凶横，负势生事”。

弘肇生年不详，荥泽（今郑州西北）人，农民家庭出身。少年时代，游荡村坊，惹事生非，拳头硬且跑得快。据说，他能一日走二百里地，徒步追马竟不成问题。

这样的身手正适合投军效力。史弘肇长成健壮的小伙子时，正赶上梁帝国末年，兵乱不已。末帝有诏七户出一兵，弘肇被家乡六户邻居推举，投入拼命博官的生死场。很快，他由本州开道都的小兵被选入皇家禁军。后来，他又转到石敬瑭的禁军当中，任控鹤小校。

控鹤小校官职不大却能比其他禁兵更近距离地接触皇帝与大臣。时为石晋重臣的刘知远看上了他，在出镇太原时，专门向皇帝从禁军中要走了他。到了太原，马上升他为牙校，主管节度府的内部警卫。由于工作尽职，不久又被刘知远提拔为武节左右指挥的都将，刘知远还向朝廷给他申请了个虚衔，“遥领雷州刺史”。

雷州离太原万里之遥，当然不能实兼两职，不过这个“遥领”等于证明他有了任高级行政官员的资格。刘知远给了史弘肇如此大的前程，他也知恩图报，第一次大显身手就是平定代州的王晖之叛。刘知远刚称帝时，代州刺史王晖不服，“以城归契丹”。史弘肇奉刘知远之命讨伐代州，取得了“一鼓而拔”的辉煌战绩。由于此战，他也得任为许州节度使，并以此职兼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史弘肇治军有一套严苛的办法，他不会轻易发怒、动刑罚，但要一动起来，谁也止不住。因此，所带部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没一个敢乱拿民物的，更不用说敢行抢掠了。这在五代时期确实是个不小的奇迹。

有一次，一位指挥使轻视上级年轻而不执行命令，弘肇立刻下令将其乱棍打死。被打死的若是一位小校或偏将也就算了，可是处死指挥使却实在闻所未闻。威慑力非常之大，效果也出奇地好，“将吏股栗，以至平定两京，无敢 干忤”。

刘知远对史弘肇十分信任，也高兴自己眼力好，所以临终将他引为四大顾命大臣之一，其余三位是杨邠、郭威、苏逢吉。

刘知远死后，李守贞为乱，不但长安凤翔一带民情纷扰，就是首都汴京也谣传变乱将起。

史弘肇当机立断，亲率禁军在首都实行全面军事管制，抓住行迹可疑分子，立刻砍头，吓得那些稍有不良行迹的人闻风远逃。史弘肇用法之苛，绝不亚于苏逢吉，所有被枉杀者的家眷没有一个敢申诉的。同时，对那些来自同僚的建议，他也绝不采纳。这就大大纵容了执法人员的恶行，薛史称“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

史弘肇还是迷信星相的人。当时发生“太白星昼见”的现象（实际是彗星），谁要敢抬头观望，被坊正抓住，立刻腰斩。他杀人的刑罚也多在正式规定之外，有断舌、决口、砍筋、折足四种，在军管时期几乎每天都有受此四刑者。他手下有两名助手帮其行法杀人，一为军司孔目解晖，一为亲吏（警卫）杨乙。

解晖办案，没罪的也无奈招有罪，以便速死。有一个叫何福殷的燕地商人买了一件价值一百四十缗（十四万钱）的玉枕，让家僮与委托商李进到淮南地面卖掉，并采购茶叶到北方卖。家僮起了坏心，侵吞了数十万货款。

何福殷一气之下，打了家僮一顿棍子，家僮趁诬告之风大起之际，到京城史弘肇处告状，编造说：“契丹人兵进汴梁时，叛将赵延寿曾给了何福殷一件玉枕，以此为礼物，让何到南唐那里建立后援关系，以图非常之谋。”

史弘肇一听，立即派人到燕地捉拿何福殷。解晖具体承办此案，对被抓到案的何福殷狠命地刑讯逼供，直打得何福殷胡说八道，牵连数人。史弘肇为谋何氏家财，大笔一挥，到案人全部判处斩首，何氏妻女全分给自己帐下的军士；何家财产，也全落入史弘肇的私囊。

史弘肇的另一个叫杨乙的爪牙，别看他只是个警卫员，史弘肇手下除了副将之外的所有军官没人不怕他。牙将、小校之类的，听见杨乙将至的风声，就立刻垂手待命。光垂手待命不行，还得向他进贡。每个月杨乙都能给弘肇从治域内敛到几万缗钱。

有这类强干之人为史弘肇办事，自然是效率极高，因此他也就越加不喜欢“粘粘乎乎”的文人。他公开宣称：“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由此，对没军功而混到好处的，他就更看不惯了。

有一次后汉隐帝赐给教坊使和伶人玉带与锦袍，让这些人到弘肇处拜谢，弘肇大为光火，骂道：“军兵健儿为国戍边，忍寒冒暑，还得不到如此赏赐。你们算什么东西，全给我脱下来。”

扒下伶人玉带锦袍，全给了军士。应当说，双方都没什么正义可言，一方以博皇帝一乐而取厚赐，无非是分侵民脂民膏；一方以强权行事，全然不顾礼数，无非是擅做权威。

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让人失去理智。隐帝时期，史弘肇已经是宰相之职，以武将之身得任侍中，偏偏想夺同是顾命大臣的郭威枢密使之职。苏逢吉和杨邠都不同意，才未一下子激成兵变。但是，他认为这是非常没面子的事情。第二天，又向郭威挑衅，举着酒杯对郭威怒目而视，几乎用喊叫的腔调对郭威说：“昨天早晨在朝堂上议论，为什么你的意见敢和我相反呢？来陪我喝一杯。”

另两位顾命大臣苏逢吉与杨邠同时劝他：“那本来是公事，您何必如此上心呢？”两人陪他喝了一大杯。没想到他反讥二人，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于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对毛笔的蔑称。

其意在指苏杨二人皆文人，于国无用。如此猖狂之论，让位居三司使的王章大为不满，生硬地顶了他一句：“虽然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顶得史弘肇大为尴尬，竟无法答言。

过了几天，王章似乎觉得顶得弘肇太过分了，就在家中设宴，把几位顶尖级高官全都叫到。那是私人宴会，就放开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又开始划拳。史弘肇不会，就让职任客省使的阎晋卿教自己。

苏逢吉见机会来了，就想报“毛锥子”之辱，拿着他找乐子：“别学了，别学了。罚就罚吧，挨着你的不是姓阎的吗？姓阎的都能喝酒不是?！”局外人不知，但在座的几位高官都知道弘肇的老婆也姓阎是酒妓出身，专门陪客人喝酒、取乐儿。

苏逢吉此语分明是揭他的老底儿。这下子可把弘肇气坏了，他道娘日祖宗地开骂苏逢吉。苏逢吉私下里就等他出丑，任凭他骂，就不还口。你不还口，我揍你！史弘肇挥动老拳就要打苏逢吉。苏逢吉见状不妙，出门上马逃走。史弘肇仍不解气，抓剑策马急起而追。多亏杨邠骑马赶上，劝住老史，这才没发生人命案子。

出了这样丑闻，汉隐帝并没追究。他虽贵为皇帝，可毕竟几位顾命大臣身负其父之托，于公于私都不能过责。于是隐帝亲自设席在郊外公子亭，试图给两位老臣也是长辈和解。

酒，是喝了，但二人并未真正放下前仇。

几位前朝老臣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让李业等人看不下去了，他们决心和汉隐帝一起首先除掉史弘肇。活该猖狂的史弘肇丧命，与他关系不错的阎晋卿想把得知的内幕消息告诉他，可他说家中有重要事务，拒不接见晋卿。

乾祐三年（950）冬十一月十三日，史弘肇与枢密使杨邠、三司使王章入朝，在广政殿东走廊下暂立，等候皇帝接见。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传话召见，倒是有数十名全副铠甲的军士从殿内冲出来，一拥而上，拿住了他们三人，没等他们明白过怎么回事来，人头就搬了家。一场权臣之争就这样戛然而止！

汉隐帝早准备好了诏书，所以一干人等又急赴史宅，将史家无论男女老幼、或主或仆杀了个精光。

史弘肇让汉隐帝感到威胁的不仅是那次自己亲自主持的郊宴的不欢而散，此前太后的面子也曾被弘肇给弃之如敝屣。换言之，皇帝本人可以跟老娘耍态度，但再大的大臣、再贵的权贵也没资格给太后难堪！太后的一位旧人之子借太后的关系在军中升了职，史弘肇闻此而怒，竟然杀了那位靠关系升官的人。应当说，靠关系升官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总不至于陷入犯死罪的地步。

史弘肇，给皇帝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有一天，汉隐帝听见邻近皇室的铁匠铺打铁的声音，以为是发生了兵乱，吓得一晚上没敢合眼。

然而，这次灭门之灾也害了一位好人，那就是史弘肇的儿子史德琉。他是个稍有文化涵养的人，又与儒生关系密切，常为其轻视“毛锥子”的父亲所不悦纳。在一次涉及人命的关键时刻，残暴的老爹还是听了他一句话。有一位参加科举的书生对考试结果不满，到贡（考试）院门口骂街，并到中书省门下申辩，苏逢吉下令将该书生抓到侍卫司，并下令痛打一顿且刺面比为罪人。

史德琉听说此事，婉劝老爹说：“书生无礼，府县或御史台就办了，何必以军法处置。让你治下的侍卫司来管，这分明是公卿大臣们要让你犯错误嘛！”史弘肇一听，立刻放人。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办的唯一一件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