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在豫北我的老家农闲时节，常常会有一些说书的到村里来说书。

“说书的”多数为盲人夫妻，也有为数不多的健全人。他们的全部道具十分简单：带上一把弦子、小铜锣、小边鼓和一个简板。每到一处，村里有热心人找来桌凳，倘若是月黑头天还要在桌上放一盏点亮的马灯，算是搭起了场子。

说书的往往是男人拉弦子，女人说唱。也有男女对唱的，但很少。

我是很惊异于拉弦子男人的聪明的。他们把铜锣、梆子等家什斜钉一棍，细绳竖穿，将其倚绑桌腿，然后将绳套蹬足。当女人说到故事的紧要关头，男人手拉三弦，脚尖点击，刹时锣鼓声大作，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种情景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以至于每当看央视的《我要上春晚》、以及其它地方卫视的绝活之类的节目时，总会想起那些拉弦子的盲人。就想，假如他们活到现在，说不定就上了春节晚会。

每有说书的到来，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起来。女人们早早做好了晚饭，等男人下晌来吃。在家的老爷爷老奶奶则早早吃了饭，一手拿着马扎，一手扯着孙子孙女，早早坐在书场的前面。带队干活的生产队长也会比平时早些收工，为的是早些听书。等人们吃过饭，陆陆续续来到书场时，天也完全黑了下来。若是夏天，一些爱干净的男人会脱掉鞋子垫在屁股下，燃上一支烟，静静等候；更多的人则是一屁股坐在土地上。那些孩子们则四处找些砖头摞在一起坐。

“说书的”多用河南坠子来唱，这是一种曲调柔美悠扬的地方小调。也有用别的小调唱的，但人们听不惯。一次，来了个说书的用山东大琴来唱，人们说不好听。又改说了坠子。

等人来得差不多了，说书的三弦一拉，简板一打，边鼓一敲，整个场子就安静了下来。说书人说：说书不说书，上场先说四句诗，说的是：墙头上画马不能骑，骆驼拉磨不胜驴，好儿不胜好媳妇，好闺女不胜好女婿......四句开场白后，女人右手拿简板，左手执鼓棍，随着男人的弦声而说开去：

“小三弦一拉咱归了正啊，

我手打着简板书开了封......”

那洪亮的、带着浓浓乡土韵味的说书声，飘荡在夏夜的乡村上空，滋润着我的父老乡亲们那干涸着的心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乡村，在照明还停留在煤油灯的岁月里，说书人以其纯朴古老而又独特的声音，香甜了庄稼人的梦。

第二天，人们在干活时，会津津乐道地议论昨晚听过的书，常常为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担忧，有的还打赌预测故事会怎样地向下发展......干起活来也格外地有劲。

这些说书的很是抢手，常常是在一个地方说上十天半月，说到故事的紧要关头，便有别的地方来请。于是就有村里组织者挨家挨户去给“说书的”收粮食，给多给少，全凭你自己的良心，并不强求，反正书你是已经听过了，随心吧。

我少年时代的无数个夜晚是在那悠扬的弦声和说书人的柔美的嗓音生中度过的。那时，我算得上一个十足的小“书迷”了。本村有说书的听，在方圆几里地的村里有说书的也跟着大人们跑去听，最远的跑到十多里之外的一个村庄。

听得最多的是《剿匪记》，这部书几乎每个说书的都会唱。文革时期，是不允许说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按现在的话说，说的是清一色的红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到最后也没能听到故事的结尾。现在想来，虽然听了那么多的书，却没有一本听完的。记得我曾问过我父亲：这书咋就说不了最后呢？爹笑着说：傻孩子，说完了说书的还有饭吃吗？

最让我入迷的也留下深深遗憾的是一本《红军英雄传》，说到“王老虎抢亲”时说书人走了，后来夜里做了无数个梦，梦到书中情形。

参加工作后，我曾到县图书馆特意去找这两部书，却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问图书管理员，回答是没有这书。我在里面能找到的，只有一本说书人说过的《平原枪声》。

几年前县里搞“三套民间文学集成”，让我写民间歌谣，就想起了说书人说的那些“开场四句诗”来。于是， 便带着儿时的记忆，和同事去采访一个当年的说书人，来到他家时，家人说已去世三年了，听罢心里泛起一股酸楚。

后来在城里，不时看见在街头摆摊算命的盲人大师，总希望能是我记忆中的说书人，却总不是。问了他们几个留在我记忆中的名字，他们说没听到过。想想也是：当年的说书人活到现在，年纪该在百岁以上吧？！看着城乡街头抽千算命的盲人“先生”“大师”，我总会想：过去的说书的，随着时代代的进步，他们也与时俱进地成了为人指点迷津的先师了。

光阴如梭。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每晚在电视里电脑上欢快地游戏着自己烂漫的童年，“说书的”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个很遥远了的传说，恐怕在他们所学的课本中也找不到这三个字吧。而当年听着说书声长大的我们，每天晚上也都玩起了智能手机，或者坐在了电视机、电脑前了。现在如果有说书的，就是装上现代化的音响设备，不要说孩子，当年伴着说书声长大的我们还会去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