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李村地区的乡民住户，基本上来源于明初朝廷的移民迁入政策，原住民反而很少，村庄地名也多为明代移民落户后产生，名称多以移民姓氏打头。

据李村李氏祖谱所载，始迁祖为李周公，于明代正统年间由云南迁来李村河北岸，落脚后遂以姓氏为名，称“李村”。最初的李村，仅指李村河北岸的河北村，而后因李村大集逐渐兴起，李村一名扩展包括了河岸南北及周边几个自然村落，“李村”变成地理标识。

明清时代的行政编制区划，李村属于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当时即墨县所辖共有七乡，仁化乡是其一，下有十四社，李村在仁化乡郑疃社。

李村和李村大集的名字，最早见于史料文字的，是在明万历七年版（1579）《即墨县志》中，编者是时任即墨令许珽，根据明万历七年版《即墨县志》，当时即墨县内共有市集17处。其中在城有五，分别是东门里集、南门里集、东关集、南关集、西关大集。在乡有十二，分别是客旅店、零（或为灵）山、信村、团湾、城阳、栾村、刘家庄、南村、流亭、李村、棘洪滩、长直。

其中明确记载了李村乡集的位置，在“在县南六十里”。

两百年之后的清代乾隆版《即墨县志》，记载即墨县内市集为28处。其中在城有四，西关、东关、南关皆为小集，另有西关一处大集。在乡有二十四，分别是长直、刘家庄、南村、栾村、信村、棘洪滩、流亭、李村、王村、客旅店、瓦哥庄、灵山、城阳、段铺栏、林哥庄、程哥庄、华阴、石泉头、皋埠、移风店、王哥庄、段村、普东、七及。

李村集，仍为清代即墨县二十四乡集之一。

1891年，清政府经过多年的讨论筹备，终于在胶州湾东岸的胶澳青岛口驻军设防，章高元的到来，成为近代青岛建置的起点。

六年之后的1897年11月中旬，德国佬寻找借口，制造了“胶州湾事件”，正式侵入刚刚建置不久的胶澳，次年3月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范围囊括了即墨仁化乡、里仁乡和胶州的部分村庄以及胶州湾海域在内，超过1100平方公里的海陆区域（陆地面积约550平方公里）。

1899年10月，根据新的殖民地规划，德国人将胶澳租界划分为两大区域，內界和外界。“內界”为青岛区，即近代青岛传统老市区范围。此区域以外的“外界”，称为李村区。

除了青岛核心区的建设，德国人对李村区同样重视，设立了李村公所和警察署，直属总督府民政部管辖，并且李村河中游，辟地修建了配套的生活、医疗区域，法院、教堂、兵营、监狱、邮局、医院等等一应俱全。为了生活和卫生保障，在下游修建了水源地。

彼时的李村，经过明清四百余年的发展，北边经过王埠、流亭可到即墨，东边经过张村可至沙子口，南与青岛区毗邻，西侧过沧口至胶州湾，是道路交通要口，四通八达之地。在德国人的努力下，李村由几个自然村的集合，一跃成为德署总督府直管的城市两区之一，重要的行政、司法中心。

起初，在李村传统居民眼中，德国佬和大清国的管理，似乎对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无非是以前有事情找即墨县衙，现在有问题向德国人的李村公所反映。但真实变化，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按照大清旧制，当地乡民的传统捐税，只有每一亩地的课税银三分二厘，其它再无直接取用于民的附加税收。德国佬来了大不相同，不仅原有田税增加，又出现了更多不曾听闻的新税种，诸如港口税、地产税、狩猎税，乃至狗税、盐税、啤酒税等等，对于当地经营的车轿、客栈、烧锅、当铺、拍卖、旅社等等一律纳入管理，颁发特别营业执照。

按照德国人《胶州发展备忘录》所载，“上述税制只是暂定，预期本地区今后几年的发展将提供制定新的税收标准和方法依据”，这是德国佬关于胶澳租界的“未来税制和财政自治”的中长期打算。当时被重点关注的除了李村河中游的李村大集以外，还有一个位于大枣园的小集，当时的德国人称作“坊子街集”，因为小集在大枣园的坊子街村而得名。

政府缺钱，自然要加重地方百姓的负担。这是德国佬登陆胶州湾以后，经过认真充分的乡村社情调研基础上制定的政策，中心思想就是“蓄水养鱼”“割韭菜”。此后，李村及李村集市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也成为当地新政府的重要税源地。

1914年，日本人借一战之机对德宣战，两家在中国的山东半岛大打出手，最终小日子取得德国佬，成为近代青岛的新主人。小日子对新到手的殖民地，实施了更加严格细致的统治政策，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掠夺这里的财富资源。

1914年11月，设立了守备军司令部，李村行政管理归属“李村军政署”，乡村管理则交由宪兵队和宪兵派出所负责监督，每村指定“首事”“地保”负责具体事务。城市管理、土地制度和税收政策基本沿用了德国佬的规则体系。

在此基础上又新增了很多征税法令，设置了专营商品的专卖许可，以此收取更多税捐。1915年，小日子针对特许商品成立“李村专卖分局”，由日本公司特供，收取高额税款。

1922年末，北洋政府收回沦落外敌25年之久的青岛主权，设置国民政府直属的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作为青岛行政管理机构，税收征管方面，继续沿用德、日时期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