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天启二年步入仕途的即墨人黄宗昌，终于没能走出庙堂内卷的残酷诅咒，遭到同僚的构陷，被昏庸的帝王贬官免职。
虽然一生仕途戛然而止，但是黄宗昌没有给即墨黄氏祖先丢脸，在当地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声望，晚年不仅带领乡民两次保卫即墨城安全，在著述立说方面也颇有建树。
不管大明朝是怎样的昏聩和苛待，黄宗昌一辈子都是忠于明朝的，这也是黄氏家族的家训。即使在得知大明王朝灭亡，他坚决抵制新朝的削发留头令，保持着明朝的束发式样，最终握发而去。
不其山下“康成书院”在青岛城阳，有一座海拔仅有三百多米的小山，名叫铁骑山，也叫“铁旗山”，最早时候称作“不其山”，因上古时期周边曾有“不族”和“其族”两个氏族部落而得名。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写诗赞颂，“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
经学大儒与即墨古城的缘分，确实与汉末黄巾起义有很大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的著名大儒郑玄（字康成），曾经两次前往“不其山”，在此生活、讲学。第一次是辞别恩师马融，来到不其山下“假田播殖”，租赁当地乡民耕种生活了一段时间。
第二次是适值汉末黄巾之乱，北海郡陷落，已经六旬开外的郑玄带领门人弟子躲避兵祸，二次来到不其山下，择地建庐，授徒讲学，据说“从学者百千人”。
《三国志·魏书》载，“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曾经徐州东迁时入高密城，“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可见郑玄当时名望之高。
郑玄在不其山下起的茅庐，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康成书院”。郑康成是东汉时代著名的经学大家，他为何选择不其山作为避世传经的所在呢？
实际上，在康成书院之前，即墨当地特别是不其山周边区域，经学研究之风盛行，儒学广为传播，已有隐士学者在此设馆讲课。再者，作为偏安一隅的临海郡县，即墨民风淳朴、地域清静，比起关中的战乱不断，简直是世外桃源一般。还有人脉，时任不其侯的伏完，不仅是皇族亲戚，更是郑玄的好友，曾多次力邀他前来讲学授课，康成书院的最终落成启用，伏完的支持不可忽视。
康成书院在即墨历时不长，仅存在约两年左右，一方面慕名而来的生徒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谷籴县乏”，也就是当时即墨县的存粮，难以供给这么多外来人口，所以郑玄不得不宣布关闭书院，罢课谢学，书院随之荒废颓圮。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当地还是留下了诸如“康成书带草”之类的传说。此后当地形成的书院村、演礼村，其名称由来，也都与康成书院有莫大的关联。
康成书院旧址，位于今天的城阳惜福镇街道铁骑山东麓的书院村，大明正德七年（1512），时任即墨县令，祖籍太原的高允中追思先哲，筹资主持，在原址基础上重修了康成书院，亲自书写匾额，一时间即墨学风大盛，求学进修者络绎不绝，成为即墨县城乃至周边地区的文化教育交流中心。
黄氏书院“玉蕊楼”崂山毗邻大海，山灵水秀，有“海上名山第一”之美誉，崂山归属莱州府即墨县所辖，因在县邑东南，当地也称崂山为“南山”，历朝历代最受文人隐士之喜爱，除了道观寺院，书院修建也是一景。
当年有财力、有学识的即墨望族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清雅幽静的崂山，在山中择地修建书院，就像如今别墅一样，供自己修心养性，供子弟问学读书，逐渐形成习俗传统，特别是明清以来，崂山逐渐文风兴盛。
这其中，避世隐居的代表，莫过于即墨黄氏修建的玉蕊楼。
玉蕊楼，是明代御史黄宗昌归乡之后的闲居所在，距离先贤康成书院不远，大约二里地许，据说全楼为石质堆砌，通身二层，清初康熙年间学者纪润曾经到访，称赞玉蕊楼为“吾邑第一山庄”。黄宗昌对自己的杰作也非常满意，他在《玉蕊楼自述》中写道，“是楼为二层，古色古香，院落门庭精致，周围景色幽邃，四山环抱，涧水前汇，茂林修竹，涉目成趣。”
玉蕊楼建成以后，黄宗昌接纳族中子弟在此读书进学，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黄氏后辈。他还邀请、接待一些明亡之后的遗臣名士，比如崇祯七年进士、江西饶州知府、莱阳人张允抡，曾受聘在此楼教授学问十余年，又比如明末清初的一代大儒、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顾炎武，明亡之后四处游历，也曾经留居玉蕊楼，留下诗作。
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明末清初莱阳名士、山左大社首领的宋继澄，他是大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文学才华名满海内，有着“东海大儒”之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即墨黄氏先祖、明兵部尚书黄嘉善的孙女婿。明亡之后，隐居不出，也在玉蕊楼居住多年，与即墨黄、蓝诸望族过从甚密，是张允抡、顾炎武等人的好友。
黄宗昌心念亡明，与一众遗臣名士志趣相投，交往频繁，大家在此相聚交流，抒发亡国郁闷之情，时称“崂山七十二君子”。这些人在一起，托名交流，实则互寄悲愤，困闷、郁结诉至笔端纸面，于是有了种种文章诗词。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辞虽然华美，终于超出了朝廷忍受范围，由此引发了清初康熙年间北方最大文字狱——《含章馆诗集》案，康熙连下六道御旨严加审问，共缉拿二百一十七人，包括黄坦、黄贞麟等黄家十四人，以及顾炎武、宋继澄等当时名士贤者，这是后话不提。
黄宗昌始终心念旧朝，在明朝灭亡之后，拒绝服从新朝法令，甚至冒杀头危险拒绝剃发。顺治三年（1646），黄宗昌心怀对明朝的无限眷恋之情，以及对新生王朝厌恶，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躺在病榻上，握着自己的头发郁郁而终。
玉蕊楼所在的村落，因其地有玉蕊楼遗址，而称“楼上村”。1976年，当地修建书院水库，乡民迁址他处，原楼上村废弃，玉蕊楼遗址不再。
两代“崂山志”，创建“华严庵”除了研修学问，黄宗昌还跟儿子黄坦一起著作了一部《崂山志》。黄坦，是黄宗昌的长子，崇祯十二年（1639）会试副榜，后入选贡生，任浦江县知县，勤政清廉。
《崂山志》由黄宗昌起笔，崇祯十年（1637）辞官归乡后，他遍访崂山山水胜景和宫观庙宇，收集、抄录了相关碑刻、铭文和各类资料，向乡民了解崂山相关古今事迹传说。，此后，黄坦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续编部分崂山名人轶事，比如张允抡、华严庵慈沾法师等人事迹。
作为崂山第一部系统介绍地区情况的文献，却因为涉及部分明代前朝遗民事迹，清初对文化的严格控制，难以刊印发行。黄宗昌在书序中写道，“余不敏，不见容于世，不获驰驱王事上报天子，及于今也”，认为是自己不够聪明，不为世俗所容，不能为国尽忠，报答天子的恩情。顾炎武深深理解黄宗昌的心境，也曾经为这本书作了序言。
即墨黄氏父子数年心血的《崂山志》，因为清初文字狱的缘故，只能长期以流抄本的形式在民间传递。黄宗昌父子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等到书籍刊印，直到清帝国崩掉，民国建立后的1916年（民国五年），才有了第一次的刊刻发行。
除了撰写《崂山志》，黄宗昌还秉承了黄氏一族崇信佛教的传统，在崂山那罗延窟东北创建“华严庵”，作为即墨黄氏家庙“准提庵”的下院。
华严庵的修建也是历经曲折。
据说最初修建时间，是黄宗昌归乡的当年，崇祯十年（1637），但是当时正值明清交叠动荡时期，庵堂终未修成。
后来黄坦继承父亲遗志，再次捐资筹款，召集工匠民众，终于修建华严庵完工，并邀请当时在准提庵驻锡的慈沾大师，移居华严庵作为住持僧人。
华严庵作为崂山深处的庵堂，后来也成为黄坦及黄氏一族与众多明代遗民、志士的聚会联络之地，清初牙山起义的领袖于七，兵败之后就曾经在崂山华严庵躲避。
华严庵院内外，种植许多麻栎树，当地又称柞树，庙宇周围以此树遍布的，似乎国内仅华严一处。据说，于七牙山起义失败后，隐居华严庵出家避世，常有绿林志士慕名前来拜访，临行前会在庵外栽柞树一棵，久而成林。柞树，按当地方言，有作(音zuo)反之谐音，故以此明志。
1931年，民国二十年，华严庵改名华严寺，十年浩劫中被毁，至1984年地方文管部门投资复建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