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厂这里，大队的干部和队委会的人留下来，商讨后事和芙蓉受如此巨大的悲痛之后，对她的生活关照。

待该走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十几人时，见问题太多，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解决的，就决定吃了饭再研究。

可走到农机厂食堂一看，什么都没有，因为所有的人都忙这件事去了。食堂买菜的采购员，连同菜一起，也在这次车祸中遇难了。

食堂的大师傅给了一人一份缽饭，两个盐鸭蛋，填了一下肚子，就一起在双方领导的带领下，去找公社党委领导。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安排芙蓉来农机厂上班一事。在公社会议室，一把手李永白书记死不松口，认为这是政策问题，一个农村妇女，死者又不是正式工，即便是正式工也没有政策允许妻顶夫职。

好话不知说了多少，李书记仍不同意，大家心里都窝着一把火。姜才栋对李永白这种满口政策的官腔忍受不了，刚说了一句：来做临时工，在食堂做饭也不行吗？如果要是你们的亲人遇上此事，该怎么办？

一句话将李书记顶火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操着一口河南腔，问姜才栋是什么人？姜才栋也站起来说，退伍军人！共产党员！你问这起什么作用？

李永白说，你煽动大家搞无政府主义，无理取闹，我非处分你不可！何止是姜才栋，大家都是出于同情死者家属的一腔热血，就都站起来争起来了，会议不欢而散。

回到农机厂，大家都愤愤不平：对两条人命完全不安抚一句，满口的原则。将遗体停在这里，不解决问题不安葬。

这一来，带我们去的冯明清主任又犯难了，他说，李永白是个犟家伙，如果拒不安葬，他会认为这是向党委示威，问题更僵。

再说，这么热的天气，陈尸农机厂，我们农机厂的工人也会不满，又不是我们农机厂的谁将他弄死的，我们农机厂也是一死一伤，这样一来，矛盾就闹大了。

大家一听，这也是。大家就望着石头队长，他也只好说，安葬了之后，再去找李书记。

冯主任见天快亮了，就说再弄点什么吃一下。大家说，算了，算了，我们要回去还要安排家中的事，家中肯定也是闹翻了天。

回队的路上，又谈起了这么惨的事，打不打电报给四清，也是两种看法，不过没有争论。

石头哥说，浩跟四清最好，又总在通信，浩你认为呢？我见他们都在边走边谈论理由，就没插嘴。

既然队长问我，我就说：打电报去，四清肯定要回。可几千里路，这热的天气，回来也见不了一面。有的只是又多了一次让人接受不了的亲人相见的痛苦场面。再说他乘火车在路上得两三天的时间，心里又痛苦又要慌着往家里赶，他的那个身心的打击，说不定在路上还搞病了，即使他平安到家了，又能怎么样呢？不如我写信去劝劝他，比电报上的三言两语要好理解一点。

石头就说，就这么办，今天白天忙了之后，你今晚就写信，明天就发出去。

我们回到队里，我回家还来不及吃早饭，农机厂就用一辆大卡车将两口黑棺材送回了左港。

这一下，队里的人倾巢出动，大路两边站满了人，再加上沿路上横店的过路人，没有一个不同情，不惋惜：昨天早上还是父子二人有说有笑地牵着手去上班，今天回来的竟是两口棺材。

棺材下到左港小学的操场上，正是在去横店的过往大路边，冯书记说再不能等了，他简单的讲了几句，叫我也简单地随口致一个悼词，我刚讲到，“如果不是在战争年代，怎么会同时出现在一家之中，为两人送葬……”的时候，就再也讲不下去了。

芙蓉这时也要撞棺材寻死，冯书记一见，大喊：出棺，出棺！两口棺材，是由河里淌水抬到墓地去的。

这一夜，我家隔壁的芙蓉嫂的哭声，不是悲痛，而是发疯，听得人身上起鸡皮疙瘩。

我给四清写的信，写了又改，改了又撕，再加上又几次被哭声打断，虽昨晚在横店熬了一宵，但我睡意全无，一直到天快亮，才将这两封信写成。

一封是写给四清的，一封是写给四清的连队的。给四清的一封信，虽写了七八页，但总感到写一百页，也难免四清接此凶信后的悲痛。

想到自己前几年在大会上讲的《为人民服务》中的正确对待生与死，讲得头头是道。可现在，完全无法措辞，前面的六七页，完全是给他打的“预防针”，最后一两页，才谈了发生车祸的经过，并安慰他，千万不要回来，一定要咬紧牙关，挺过这一关。

给连队去的信，无外乎是请求首长，对一名新战士遭此横祸的关心抚慰工作。

四清没有回，他终于挺过了这一关。他后来在几次回信中，都流露出难言的悲痛。

我俩的信也比过去通得更勤了。他在家时，我们结的穷兄穷弟，经此一劫难，几乎成了亲兄亲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