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蜀汉国内的治理，不少人的印象往往是偏负面。

在他们眼中，蜀汉偏僻弱小，国内资源相对不足，而蜀汉统治者却不知休养生息，反而好大喜功，频频发动战争，导致国力损耗严重。另一方面，蜀汉官吏和军队规模过大，官民比、军民比均较高。

所以蜀汉百姓负担沉重，民不聊生，经济接近崩溃，治理水平堪称三国最差。　　　　

蜀汉因此立国仅四十三年，便在三国中最早灭亡。

事实果真如此吗？

可在一些学者眼中，蜀汉却是三国中治理最好、最稳定的国家。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究竟哪个才更接近真相？

我们不妨比较下三国的货币，看看魏蜀吴三国的钱到底值不值钱。

如果钱币价值稳定，那当然说明人们安居乐业。但如果物价飞涨，钱币变得像废纸，那自然就说明经济状况堪忧。

事实上，魏蜀吴三国之中，就属蜀汉货币最受欢迎。

研究人员在考古中发现，15座东吴墓葬中一共有三国货币4000枚左右，其中蜀汉货币有3900多枚，东吴仅50多枚，蜀汉货币占比达到了98%。

蜀钱吴用，这显然与过去人们印象中蜀汉货币通胀严重，朝廷用货币剥削百姓的想法完全相反。若蜀汉的钱不值钱，为何连东吴人都大量使用？东吴自己也发行过“大泉当千”的货币，又为何遭到百姓抵制，使用率极低？而曹魏甚至因为无力调控，甚至放弃发行货币，让老百姓以物易物。

这样一对比，究竟哪国人们的钱购买力更强，活得更滋润，就一目了然了。

三国哪家更注重民生？

蜀汉的北伐战争到底有没有拖垮蜀汉经济？从货币价值变化上来看，便一目了然。

刘备刚入蜀时，当地底子应该还不错。益州所处较为偏僻，让其能够远离中原的战火和瘟疫。而在刘焉刘璋父子的治理下，益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部纷争，局势较为稳定。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中原人士纷纷选择迁入益州，给益州带来了新的经济活力。

所以庞统力劝刘备拿下益州：

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由此可见益州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

而在刘备诸葛亮的调理下，益州形势更为好转。

之前刘璋暗弱，东州派和益州派相互争斗导致益州“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变得人心散乱、经济凋敝的乱象。

为此刘备的对治之策是遵循法家，从严治蜀。他下车伊始，提出“八务、八戒、六恐、五惧”的威刑重典。通过律法约束，缓和了东州派和益州派之间的矛盾，从而营造了一个公平有序的环境。

这让益州经济迅速摆脱了“亚健康”，再次蓬勃发展。　　

东汉末年，钱币极为混乱，各种缺斤少两的劣质货币充斥市场，这些钱币信誉低下，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那么发行新的钱币，让经济步入正轨，便成为刘备恢复经济，展现治国才能的重要措施。

刘备铸造了“直百五铢”，这种钱比较厚重、制作精美，颇受百姓欢迎。

有人会认为，以一当百，不就是一种通货膨胀，不就是朝廷对百姓的严重剥削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横纵向对比。

纵向比，直百五铢最初重量在5克左右，之前董卓发行的无文小钱，重量连直百五铢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论剥削，直百五铢比无文小钱更为惠民。

横向比，直百五铢是以一当百，可东吴的吴大泉则是以一当千，以一当两千。

一对比，就能明白，为啥直百五铢能够代替无文小钱，胜过吴大泉了。因为钱值钱，剥削相对较少啊。

在乱世之中，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厚道了！

还有一个问题：诸葛亮的北伐有没有影响经济，给蜀汉百姓带来严重负担呢？

诸葛亮并没有将战争的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而是想办法开拓财源。

蜀地素产盐铁，自古以来煮盐、冶铁业都很发达。此外蜀人善织，创造了蜀锦这一知名特产。这两个领域成为蜀汉新的收入来源。

诸葛亮重新恢复盐铁官营制度，“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他十分重视盐的生产，为提高盐产量，他改进技术，用火井煮盐。此外他也很重视冶铁，四川许多地方都留有他当年冶铁的遗址。盐铁生产成为蜀汉重要的收入支柱：“利入甚多，有裨国用。”

此外蜀锦生产规模得到空前发展，蜀地呈现出“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的景象。优质的蜀锦，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蜀锦在魏、吴十分畅销，甚至远销东南亚以及西亚国家。

随着蜀汉生产技术进步，商业也随之快速繁荣起来。蜀地出现了“田畴辟、仓裹器械利、蓄积饶”的繁荣的景象。

繁荣的城市

在这一阶段，蜀汉依旧以“直百五铢”为主，另外还有制作精良的“太平百钱”投入市场。此时一枚蜀汉钱币的重量，还能在4克左右。

货币价值基本维持稳定，可见和很多人的想法不同，北伐并没有给蜀汉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明显影响。

相反，蒋琬费祎时期，极力限制北伐规模，经济却反而走起了下坡路。制作相对粗糙的“太平百钱”开始进入市场。

既然战争规模减小了，经济应该变得更好才是。问题就只能出在费祎等人的政策上。在那个时期，他们违背蜀汉立国时的法治路线，坚持多次大赦，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导致益州豪强势力迅猛发展，他们大肆吞并田产，垄断经济，给社会和经济秩序带来混乱。

于是刘璋时期的乱象再度出现，经济下滑，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蜀汉末年，导致经济陷入崩溃，国家丧失了调控经济的能力，众多重量变轻的钱币涌入市场，其单枚重量还不到1克。　　　　　

可见对于蜀汉来说，打破秩序对经济的影响，远比战争的影响要大的多。

稳定的秩序是蜀汉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

与蜀汉货币不同，东吴起手就是“王炸”。

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

这种“大泉五百”的货币，面额就相当于500枚五铢钱，但其重量仅比两枚五铢钱多点。

这种货币贬值力度，令蜀汉的“直百五铢”望尘莫及。如果说蜀汉的货币是对百姓的剥削，那么东吴则是一再将剥削刷出新高度。

对这种贬值速度比无文小钱还快的货币，老百姓肯定不欢迎。于是东吴找各种理由，强制将货币投入市场。　　

吕蒙定荆州，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

把大量新钱当奖赏给立功将士，这些将士想要兑现奖励就不得不充当区域代理，使用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即便强买强卖也得将这些货币足额用出去。

东吴这么整，难免让人有些看不懂。照说江南是富庶之地，不会缺那仨瓜两枣的。因为东吴铜矿资源丰富。

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

冶炼规模也十分巨大。

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

已经都不缺铸造货币的原材料了，东吴还发行数额如此巨大的货币。这至少可能包含三方面的原因：1、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2、生产秩序遭受破坏，缺少必要的生产工具，产能严重不足；3、经济严重衰退，需要通过货币贬值来转嫁朝廷的经济压力。

无论是哪方面原因，东吴经济之困难、百姓生活之艰难、社会秩序之混乱，都可见一斑。

到后来，这种情况还愈演愈烈。

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在这种“大泉当千”的面值之后，还发行了“大泉两千”“大泉五千”。其中“大泉当千”钱的重量，竟然比之前“大泉当五百”的钱更轻。

这样每隔几年，市场上的物价就狂涨一次。老百姓一看用钱也太不靠谱啦，纷纷用布帛来代替钱币，还是以物易物更靠谱。或者干脆就用更保值、更有信誉的蜀国钱币。

物价狂飙，钱越来越不值钱，东吴的治理水平如何，是不是就清楚了？

为摆脱经济困境，东吴不得不开拓海上贸易路线

曹魏并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而是继续沿用东汉的五铢钱。

曹魏的地盘实在太广阔了。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若想一下铸造出数目如此众多的新货币来将旧货币全部替换掉，实施成本实在过大。

但随着北方逐渐恢复，经济体量开始增长，货币开始不够用了。

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钱不够用，导致老百姓种出来的庄稼都不值钱，收入低、消费能力差，商贸发展起不来，严重限制了经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曹魏便考虑自己铸钱。魏明帝于227年再度“行五铢钱”，也就是铸造新版的五铢钱。

但实际执行效果很差，这批货币铸造量少不说，且品质差，钱的重量也轻上不少。

堂堂的大魏，为什么在货币上会搞成这样呢？

因为朝廷没钱了。

除去连年与蜀吴的大规模战争之外，曹叡也大肆兴建宫室，铺张浪费。

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

朝廷已经穷得应付不了铸造新货币的开支了。这充分说明了曹魏国家经济已经崩溃。

既然朝廷已经放弃治疗，于是干脆放开，允许以物易物：

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

以物易物虽然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风险，但也阻止了地方经济实现规模化发展。

想象一下A郡产小麦，B郡产玉米，C郡产棉花。产小麦的需要玉米，产玉米的需要棉花，产棉花的可能需要小麦。这样AB两个郡若想要用小麦交换玉米，就每次得找一次产棉花的C郡，若C郡碰巧没有需求，这笔交易就泡汤了。

如果这样复杂，各地便不太乐意进行大规模交易，大家都倾向于在自己的地盘内自给自足就好。这样就带来了不少弊端，比如说各地自给自足就没法通过专业化生产扩大生产规模，另外各地的联系便更加薄弱。这种经济的割裂，为之后北方的大分裂埋下了隐患。

而老百姓生活如何更不必说，都倾向于自给自足了，还能有多高的生活品质？　

从地里拔出来就交换

通过上述内容，便可以得知，在对待货币的问题上。曹魏消极被动，东吴与现实脱钩，只有蜀汉更好地贴合了经济发展需求。

所以后来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蜀汉直百钱一直是属于比较保值的硬通货币，颇受市场欢迎。

其原因就在于蜀汉比较重视民生，在战争之余还竭力发展生产、提升经济，将经济蛋糕做大，这样国家既能发行好货币，老百姓也能够用好货币，有效抵消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样看来蜀汉经济属于“大河涨水小河满”，整体上国富民强，百姓生活较为稳定。

这种社会经济管理状态，显然是胜过了曹魏和东吴。而蜀汉因为战争而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的论调便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