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国内新解放的地区内掀起浩浩荡荡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新解放区内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地区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在这期间，由一张“借条”引出来的事情却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1950年冬，四川省长寿县的农村按照规定实行减租退押等工作，本来一切进展很顺利，但是在对一个叫傅德辉的地主进行清查时，工作队员从他家中搜出来一沓借据，其中一张借据上面借款人的署名却让大家非常吃惊，都有些拿不定主意，最后这件事一路上报到党中央，朱德知晓后立即指示将这名地主接到北京去。
这件事的当场人一位是威名赫赫的解放军总司令，一位却是乡下地主，两人的交集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朱老总年轻时说起。
朱德出生于1886年，年轻时曾当过教师，当时所有人都在寻求救国救亡的道路，朱德也毅然辞去教师职务投身军伍，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升到了旅长一职。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德发现自己走的路好像已经偏了，中国大地上的各路军阀连年混战，只为了自己手中的利益，毫不顾忌百姓的死活，虽然清政府已经推翻，但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变好，这与朱德当初投笔从戎的初衷并不相符，他决定重新出发去寻找救国的真理，可是要到哪里去呢？他将目标放到了欧洲。
1922年5月，朱德乘船抵达上海住进了法国圣医院，治疗因戒鸦片烟而引起的失眠症，在住院期间，他从报刊杂志上了解到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认识到中国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在这几年，朱德一直很赞赏苏联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办法，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出院后在上海并没能找到中国共产党组织，于是在7月份赶到了北京，但还是没能找到中国共产党组织。
8月初，朱德又返回上海，先是拜访了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当时孙中山正筹划夺回广东，把希望寄托于滇军，由于朱德的经历，他希望朱德能组织滇军攻打陈炯明，还答应资助军饷十万，但朱德已决心出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邀请。
随后，朱德拜访了陈独秀，提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陈独秀认为朱德是旧军官，必须要经过长期考验才能入党，因此拒绝了朱德的申请。
9月初，朱德乘船前往欧洲，于10月中旬抵达法国马赛，在了解到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在德国柏林后，他又于10月22日抵达柏林。
安排好住宿后，朱德先是拜访了周恩来，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于11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朱德抵达德国哥廷根，于1924年进入哥廷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业余时间研究军事，朱德在德国待了近三年时间，也正是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傅德辉。
与朱德是佃农家庭出身不同，傅德辉家在当地算是一个大地主，傅德辉的父亲很早就开始经商，颇有家财，傅德辉出生时正是傅家最辉煌的时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名“富二代”。
傅德辉虽然家庭富裕，但他并没有沾染什么恶习，反而是自幼聪慧，十分好学，尤其对化学非常喜爱，傅德辉的父亲也没有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家业，反而对他的决定非常支持。
傅德辉先是在北京大学攻读化学，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然而当时中国确实落后西方国家太多，即便是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无法支撑很多大型实验，傅德辉决定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准备寻求实业救国的道路。
对于儿子的决定，傅德辉的父亲极力支持，资助他自费去德国留学，因此傅德辉要比朱德早两个月到德国，当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自然有他们的圈子，傅德辉也很早就加入其中，后来朱德也经人介绍进了这个圈子，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起来。
朱德初到德国，语言不通成了他的一大难题，再加上他为人比较老实，和其他的留学生反而有了一些代沟，傅德辉也察觉到了这位老乡的“窘境”，再加上他和朱德都是同一年到德国的“同窗”，因此主动与朱德谈话，帮他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渐渐地成了知己。
傅德辉虽然是富家子弟，但他并没有骄奢淫逸的习惯，反而是为人豪爽善于社交，因此他在当地留学生圈子中的名声比朱德要大很多，但他唯独对朱德这个老乡另眼相看。
在当时的旧中国，凡是有志之士都会思考救国救亡的道路，傅德辉自然也是其中一员，他和朱德经常坐在一起谈论中国未来的道路，谈论如何才能富国强国，两人都已找到了各自的路，只不过朱德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他要坚定信仰永远走下去。
傅德辉虽然对朱德的志向非常佩服，但他并不认同朱德所说，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百年，就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多年，没有赶上工业革命浪潮，导致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等到被列强打开国门后，本身的工业不足以支撑与列强对抗，这才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因此他认为要想让中国强大起来不受欺凌，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只有走实业救国的路子，才是当下有志年轻人应该要做的事。
对于傅德辉的看法，朱德觉得只要不解决根本问题，实业救国的路子根本走不通，而傅德辉也认为苏联的路子在中国未必能行得通，两人虽然意见不一致，但他们都对自己的信念十分坚定，还相约等几十年后再回头看到底谁是对的，因此两人也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朱德由于年龄偏大，学习速度自然也是比较慢的，因此他在德国虽然交流不成问题，但想要阅读一些德语书籍还是感到有些困难，与之相反，傅德辉不仅口语说得好，德语书写也非常流利，因此朱德常常拿着德语书向傅德辉请教，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傅德辉有空，他就会认真为朱德讲解。
在课余时间，傅德辉也经常去外面接一些翻译的工作赚取外快，他还拿着这些钱开办了一家小店铺，专门贩卖中国的小吃，由于这些东西在国外都算是“稀罕物”，引来很多外国人品尝，渐渐打出了名气，作为老板的傅德辉自然也成了一个小富豪。
虽然赚了钱，但傅德辉可不是贪财之人，当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多家境不太好，异国他乡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钱财方面的问题更是让人难以启齿，只有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才有人去找傅德辉这个地主出身的人借钱。
他们本以为会遭到刁难，没想到傅德辉没有丝毫犹豫，慷慨解囊帮助这几人度过了难关，这让大家都非常感激，傅德辉也成了留学生们有难时心中的那道“及时雨”。
留学生们凡是有了困难去找傅德辉，他都会帮助解决，大家在借了钱以后都会写下欠条表示尽快归还，傅德辉本不想要，但考虑到同学们的自尊心，还是答应收了下来作为纪念。
朱德与傅德辉虽然都是老乡，但并没有对方的活泛思维，他原本的家庭就不富裕，当兵多年也和其他那些“喝兵血”的军阀不同，因此他并没有攒下什么家财，就连他出国时的路费都是自己仅有的一点钱财和别人赞助的，因此他到德国没多久自己的生活就陷入了困境。
虽然生活困难，但朱德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去找傅德辉借钱，而是兼职打一些零工赚取生活费，傅德辉也知道朱德性格，因此并没有主动提出借钱，而是在生活上给予他力所能及的照顾，这也让朱德尤为感激。
1925年，国内爆发了五卅运动，远在德国的朱德等人得知消息后决定也要发起游行运动声援国内，朱德作为主要负责人策划了这次游行示威运动，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这两年在德国的行动早已被德国军警盯上，再加上当时欧洲对于共产主义的反对浪潮，因此朱德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下。
朱德组织的游行活动很快被军警包围，他也因为是带头人被军警抓捕，按照一般情况来说，朱德顶多会被关押三天就释放，但因为他是共产党人，因此德国警方不予放人，后来才被保释出狱。
即便如此，朱德也被吊销了护照，还被德国政府下令限期离境，正当朱德不知下一站去哪里时，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批准朱德可以到苏联学习。
这一消息让朱德非常高兴，要知道那里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是红色浪潮的最中心，他迫不及待想要动身，可是从德国到苏联有一千多公里，要去苏联的路费也要他自己解决，但钱该从哪里来呢？这可难倒了朱德。
他本打算多打两份工来挣路费，但德国政府已经让他限期离境，他发现即便自己一天干十八个小时也不能在驱逐离境的日期前挣够路费，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傅德辉。
傅德辉听到朱德讲明来意后，二话不说就拿出了一百块大洋，还问他够不够，不够再借，傅德辉如此慷慨的举动让朱德很是感激，他一生从不轻易求人，这一次实在是没办法才开了口，而傅德辉也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自己，还没有说还钱的事。
朱德拿出纸笔写下欠条，傅德辉见此也没有阻拦，看到傅德辉接过了欠条，朱德才感激地说道：“今日的恩情我必将铭记在心，来日必涌泉相报。”
朱德与傅德辉谈了好长时间，两人对于自己的道路都坚定不移，在互相的鼓励之中互道珍重，朱德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列车，傅德辉依然留在德国求学。
朱德到苏联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到了一些地方厂矿参观访问，认识比在柏林更加深刻了，同时对中国的事情看得更加清楚。
北伐战争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斗争的需要，决定让朱德等人回国工作，1926年5月中旬，朱德辗转返回了上海，数天后就奔赴四川做争取军阀杨森的工作。
1927年，朱德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更是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与朱德驰骋沙场不同，傅德辉在德国留学完毕后就返回了四川老乡，他始终坚持自己实业救国的理念，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一家水泥厂，希望通过实业路线来强大祖国。
傅德辉因为理论知识扎实，再加上在外国留学多年开阔了眼界，他的水泥厂规模不断扩大，在当地名气很大并逐渐辐射周围地区，傅德辉也被“有心人”给盯上了。
当时在国内办实业，如果不把官方的关系打通，势必会受到对方的打压，傅德辉为人刚直不屑于溜须拍马，就算是和他一起办工厂的朋友劝他放下身段结交权贵，但傅德辉还是不屑一顾。
这样的态度自然让很多当权者不喜，对他的工厂施压，导致很多人都不敢在傅德辉那里购买材料，工厂生意一落千丈，其他几个朋友一看工厂不赚钱，想方设法要拿回自己的投资，傅德辉见心生嫌隙，索性将自己挣来的钱都给了几个合伙的朋友，自己守着水泥厂。
为了挽救工厂，傅德辉找了很多人，但这些人都想要趁机咬下傅德辉身上的一块肉，如果傅德辉答应了对方的条件，那这水泥厂就成了别人的产业，这是他绝不会答应的，没多长时间，傅德辉就撑不住了，他的工厂只剩下倒闭一条路。
傅德辉望着跟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工人们非常难受，这些人都是相信他才会拖欠几个月工资也要让工厂开起来，如今自己没能带领工厂走出困境，这是他的责任，因此他将工厂售卖后又将自己父亲打下的基业卖了个干净，给工人们支付完工资和一些材料款后也没剩下多少钱了，心灰意冷的傅德辉这时回想起十几年前和朱德在德国的谈话，也明白了想要在国内办实业，没有关系是千难万难的。
这次失败对傅德辉打击很大，他回到了乡下祖屋，靠着祖上传下来的田地过活，虽然家产缩水大半，但傅家在当地还是大地主。
傅德辉虽然继承家业成了地主，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位怀有崇高理想的爱国人士，自然做不出压榨穷苦百姓的行为，当时村里谁家有困难，只要求到了傅德辉那里，他都慷慨解囊帮助对方渡过难关，有些人感恩自然念傅德辉的好，有些人不记恩情，傅德辉也不会帮对方第二次。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新解放区开始实行土改工作，地主是首要目标，傅德辉在当地是大地主，自然是首当其冲，工作人员在搜查时发现傅德辉家中有一个木盒子被锁住了，命令他打开，傅德辉打开后从里面拿出了一沓借据，工作人员在检查后突然发现其中一张借据上借款人的名字处写着“朱德”两个字。
这让工作人员非常吃惊，指着那张借据问道：“你这个借据上面写的‘朱德’是什么人？”
傅德辉回答道：“就是北京的朱总司令。”
工作人员听完厉喝道：“胡说，朱总司令怎么会向你借钱？赶紧老实交代！”
“没骗你们，二十几年前我和朱总司令一起在德国留学，当时他向我借的钱。”
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让工作组也不确定了，他们立即上报到乡，再由乡报到了区、县、地区，再报到川东区、西南局，最后一路报到了党中央，还惊动了朱德。
朱德得知傅德辉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很快就回了信，证实了傅德辉的话，还说道：“傅德辉是搞科学的，人才难得，不要难为他，送到北京来。”
接到朱德的信后，长寿县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立即将傅德辉送到了北京，两位老朋友时隔二十多年再次相见，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抱在一起。
朱德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惦记着还钱，可却找不到人，他还询问了傅德辉的遭遇，听完傅德辉回国后的情况后，他不禁说道：“现在是新中国了，我们可不会向国民党那样，你还年轻，应该出来工作才是。”
傅德辉早已心灰意冷，不打算再复出了，准备回乡下度过余生，朱德没有再劝，而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带着傅德辉参观了北京的大学和工厂，让他看看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在参观的过程中，傅德辉惊讶不已，他的心中也燃起了一丝火花，朱德让傅德辉不要急着回去，先在北京学习一段时间再做打算。
傅德辉听了朱德的话在北京学习了三个月，这段时间的经历让他重新燃起了富国强国的心思，当他找到朱德说自己想要为建设国家出一份力时，朱德非常高兴，亲自向组织推荐傅德辉。
鉴于傅德辉没有做过欺压百姓的行为，而且在民族实业上有过贡献，因此任命他为工业厅化验室主任，此后相继在西南工业部和综合勘察院西南分院等处工作，专门从事化学工业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得以一展所长。
1964年，傅德辉以66岁的高龄告老还乡，1976年，傅德辉在家乡病故，没过多久，朱德也在北京逝世。
傅德辉一生借出的钱非常多，很多人都为他写了欠条，这些欠条他都作为一份回忆好好保存着，也正是因为这些欠条，决定了他后半生的际遇。
这些欠条背后蕴含的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老一辈人不管道路如何，全心全意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让我们致敬那些为国为民的先辈们，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也许这正是华夏民族数千年来隐藏在血脉当中的韧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