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尼的暴发户心态以及一系列暴发户操作蜚声音乐史。在罗西尼的晚年，人们筹集巨额资金，准备在米兰为他塑一尊雕像。他居然说：“只要他们肯把这笔钱送给我，我愿意在有生之年，每天都站在市场旁的纪念碑的石台子上。”郭德纲啊您？怪不得喜剧写得那么好（《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

2月29日在历法上是一个不大不小些微特殊的日子。小时候学“闰年”，就觉得人类有点矫情，非得四年凑一天，去盛放那些“多出来”的光景；当时甚至连一个月要区分30天和31天也觉得麻烦，“平头齐”多省事啊。孩子“蒙昧”，而“愚蠢”，乃是掌握了足够知识和经验的大人们的事。

2月29日是罗西尼的生日。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这个遥远的意大利音乐大师，如此有才华，听听他的《塞维利亚理发师》、《贼鹊》，当然还有《威廉·退尔》序曲（找找，您肯定听过）……但又是如此庸俗。——罗西尼之生于2月29日，实在加重了这个日子的人文味道。

天才老罗，社会老罗

“罗西尼”在那些星光熠熠的名字里是个不大不小的异类。

“不大”在于他并未登上睥睨群星的高度，他在那些嫌贫爱富、附庸风雅的欧洲贵族心里一度接近艺术上的基督，但历史的尘埃落定，罗西尼究竟剩下什么也是很清楚的。“不小”在于，他能达到这一高度已非常不易。大音乐家里也有苦出身的，舒伯特、帕格尼尼，但更多的是巴赫、李斯特、梅耶贝尔一样有家学传统的。

便是出身苦，舒伯特等人仍对音乐秉持着比较神圣的态度，罗西尼则不然。

舒伯特小时候的条件可能比罗西尼还好一点点。别的不说，家里差点让罗西尼做“阉人歌手”。

大环境上说，当时的意大利受尽法兰西和奥地利的欺凌，青年罗西尼甚至还被奥军扔进过监狱；小环境更不如意，他的母亲是一个爱唱歌的家庭妇女，父亲是一个屠宰场的检验员兼本城乐队的号手，每天只有可怜巴巴两个半法郎的报酬（而非“百科”里的“出身音乐世家”）……

多年之后，功成名就的罗西尼还向瓦格纳念叨父亲的“两个半法郎”，并专门和他写作《塞维利亚理发师》时头一稿一千三百法郎的稿费相比……音乐？……神圣？……这伶仃的几个铜子儿反复敲在记忆里，哪里有“神圣的音乐”可言？——只格外清晰地漾出了几圈苦涩罢了。

母亲爱唱歌，父亲会吹两下小号，这就是罗西尼“朝圣之路”的全部行囊。

从小日子还过得去的瓦格纳估计不爱听罗哥的“两个半法郎”

在罗西尼眼里，音乐或许从来不意味着“辽阔的想象力”或“深沉的情绪化”。

母亲为了生计，只好带着他参加一个乡间草台班子的剧团，四处奔波，在自己的故乡做流浪者……甚至，罗西尼或曾恶狠狠地盯着舞台，心里诅咒着贫穷，顺便诅咒着如此卑微的谋生方式。37岁的罗西尼即停止了歌剧创作，“对，爷不干了”。

要知道，临终前的巴赫还能写出《赋格的艺术》，69岁的海顿拿出了不朽的《四季》，威尔第在80岁的残年写出饱含深情的《福斯塔夫》……太多大师把艺术燃烧为血肉生命的余烬，罗西尼为何不干？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他赚够了钱，多到足以让他狠狠地报复贫穷。

威尔第老爷子真是干了一辈子，“音乐劳模”。

罗西尼的暴发户心态以及一系列暴发户操作蜚声音乐史。在罗西尼的晚年，人们筹集巨额资金，准备在米兰为他塑一尊雕像。他居然说：“只要他们肯把这笔钱送给我，我愿意在有生之年，每天都站在市场旁的纪念碑的石台子上。”郭德纲啊您？怪不得喜剧写得那么好（《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朗多米尔这样评价他：

罗西尼对于自己的艺术，并没有给以应有的尊敬和热爱。他把它看做商品，按照社会的需要来确定他的劳力。他滥用了他那敏捷的才能，他有时写下那样纯洁明朗的旋律，有时也写出了那么平庸的乐句。

《威廉·退尔》来自大文豪、大帅哥席勒的同名剧作

朗多米尔写下这些话时，心里一定有惋惜，但我太能理解罗西尼的做法。

身边太多这样脱贫的例子，他们中的多数还被当做励志的教材。罗西尼究竟对音乐有多少热爱？这个很难讲。我们并无必要去强迫一个伟大的天才非得忠实于他的天才。天才首先是人，当民众多余的道德想象攒和成一团不清不楚的历史感，天才便无立锥之地。天才的灵魂一旦不寂寞，他留给历史的惊叹也会随之弯腰。

作为观众也好、非天才也好，我们往往对不起天才。罗西尼当年创作的《塞维利亚理发师》，首演并不成功；他的《威廉·退尔》，今天我们更多也只是欣赏序曲，越来越多的人忘记它原本是一部完整的歌剧……真的有足够多的鉴赏者配得上天才吗？每年有太多人从卢浮宫“镇馆三宝”底下走过，几个人真的流连于艺术？

说起卢浮宫，巴黎这一令罗西尼出大名的城市就是出了名的薄情寡恩。

《蒙娜丽莎》脚下的人山人海

巴黎除了记得罗西尼的作品，更记得罗西尼的餐馆和那道著名的“罗西尼风格的里脊牛肉”。罗西尼脱贫后选择把餐馆开在巴黎，除了天经地义地挣钱，亦是嘲讽这座城市。尝尽人间冷暖的他太晓得这座光鲜靓丽的城市里都居住着一帮什么样的蠢蛋，事实上，他们对牛肉的理解远远超过对《威廉·退尔》。何止是罗西尼，同为歌剧大师的比才又怎样？肖复兴在《罗西尼与比才》一文里为比才鸣不平：

真不敢想像那时的巴黎竟然会如此的良莠不分，艺术的品位是如此的败坏，他们只能欣赏那些香歌曼舞，纸醉金迷，只能接受陈词滥调，靡靡之音，只能消化香水脂粉，矫揉造作，只能喝彩豪华排场、高贵上流。

当比才拿出《卡门》，巴黎的态度是生冷的拒绝，从普通观众到歌剧界，无一不应被看为杀害比才的刽子手。

罗西尼牛排：以红酒、波特酒、黑松露熬煮成酱汁，并在鲜嫩的菲力牛下方垫一块肥美的鹅肝。

历史就是这样坦白不做作的。

后半生享尽荣华富贵的罗西尼高高兴兴地活过了70岁，而创作出《卡门》、《阿来城姑娘》的比才，则像一个真正的天才那样死去——死在不满37岁时，这正是罗西尼决意封笔的年龄……如果罗西尼继续写下去，很难想象他能活得那么滋润，上天在赋予这些天才以才华的同时，也在吸血鬼一样抽干他们的生命。

比才的一生是标准的“天才的一生”

太多的天才拥有极其相似的悲惨命运，如果他们不似天才一样地活着，厄运也许不会过早地骑上他们的脖子。贝里尼、门德尔松，英年早逝；唐尼采蒂和舒曼，不到40岁便患上精神分裂症；福莱、贝多芬，晚年患上耳病；巴赫晚年失明……罗西尼实在是个“老社会人”，他弄通了“巴黎路尽”这回事，看透了：

这条路走下去，最多在自己的坟墓前平添几许尊敬，尊敬到底值几个钱？尤其是对这些愚蠢的成年人的脑袋……音乐？……神圣？……天才和芸芸众生的关系其实是极其紧张的，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为任何他者而创作，甚至看不起那些买票捧场的观众，不管这些粉丝是贵族还是苦力。——正如有些大作家的自白，他们觉得非写不可才会写，不写就憋得难受。

贝多芬晚景凄凉，极大刺激了罗西尼。彼时，他火遍欧洲。某次宴会，罗西尼游说权贵朋友们帮帮贝多芬，无效。

窃以为，艺术家作为一种“职业”是社会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

这帮人就该被伯爵夫人豢养起来，每天琢磨一些与“恭喜发财”或“发展就是硬道理”毫无关系的事情。一旦攒够了钱，后半辈子就该被放回社会，既留下了艺术品，也留给自己一个完整的人生。

罗哥的江湖地位在那儿，雕像该有还是有的。

我们平常人是残忍的，在我们的冷落里，有无数条天才的性命；在我们设计的无聊的游戏规则里，多少玲珑剔透的心被玎玲咣啷地投掷在为生计的饭碗里，摔出一片乞讨者的媚态。罗西尼就挺好——

不惯着你，不搭理你，够了就歇了。——后人又凭什么替艺术觉得惋惜？

这个世界在艺术感上的抽象体就是一座缩小的巴黎：它永远是不识货的，永远是愚蠢、自以为是的。它唯一可贵的是，多年之后，一旦醒悟，还会挠着头、满心愧疚地反思……奈何昔人已乘黄鹤去。

【说明】本文写于十年前，具体参考了什么资料，实在不记得了。大约是一些音乐史专家写的普及读物。个人不懂音乐，对音乐史也只知之一二，粗浅错讹之处甚多，纯是喜欢。

初稿写于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英国Swansea

改定于2022年9月1日星期四，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