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宗教”和“仁爱”两件大事，中西方自难互相理解。——概而言之，他们嫌我们没有团结的意志，我们嫌他们没有心肠和胸怀。还有第三点隔阂，可能更重要，即中西方历史的推动力很不一样。

粗糙地说，中华文明乃一种“文化的世界主义”和“功利的国家主义”的融合（化自钱穆《国史大纲·第七章》）。尤应注意者，在我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的成分特高。而西方乃一种“功利的国家主义”与“一元化宗教主义”的融合，唯梭伦及其之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尚可看出较明显的“文化的世界主义”。

此“文化的世界主义”的尺子虽不能直接卡出“我国文明远胜于西方”的结论，但也能看出为何中西方对彼此难以理解。

钱穆先生

我国自古就没有一元化的宗教。

庙里的神佛倒不少，但无一不是儒、道、释的统一。关羽便很典型：不仅其标准像总端一部儒家教科书《春秋》，其人也是旗帜鲜明地汲汲于事功；但又不乏道家的冲虚，竟至接近于“圣人无己”（庄子《逍遥游》）；而那真实的历史形象，只稍加修饰，又活脱是佛家的护法金刚。西方则不仅历史是宗教化的，生活也是宗教化的，政治上更从未摆脱宗教的影响。

是的，就这两个字，大大的：宗教。

拉斐尔《基督受难》（局部）

此即造成我中华民族，一深赋历史感的民族，看不清他们这种缺乏历史感——而宗教感泛滥的民族。我们看来，凡在宗教氛围里的历史叙述，均为不可置信之叙述。而无可信之历史的民族，自然属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冲动、乖张亦实不同于我中华之冲动、乖张；其质朴、聪慧乃更只是一种末流的愚笨、狡黠。

他们看我们也看不懂：

没有宗教，那你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啊？又靠什么组织民众？靠什么激发骑士的英勇？可看一些晚清教案：杀得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就轰轰烈烈，又随时可看乡绅或县太爷的“面子”停手。在我们强大的历史阶段，宗教这一隔阂造成“伟大而隐秘”的国际观瞻；但在我们没落的阶段，乃至现在，则造成单向性的“莫名其妙”。

白马寺比那些著名的大教堂早得多，但我国的宗教文化远不足以比肩孔孟教化。

我们固然没有一元化的宗教，但绝不等于没有主体的思想。

相反，以“仁爱”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贯穿国史，迄今影响着中国人民。值得一说的是，仁爱虽出自孔子之门，却是诸子百家的粘合剂，把各门各派都团结在“大同”的周围。墨家有兼爱、并耕、不侍人食；道家有齐物论、万物一体论；便是法家这样的功利主义先锋，也有“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孔子之被万世尊重，德在仁义，仁义“生民”。

此等仁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只能说，早在孔子之前好几百年，即《诗经》的时代，仁爱已见萌芽。《小雅》里有一篇《鸿雁》，其作者疑似周王室的督办民事的官员。按照“奴隶制社会”的常规，此等有身份者怎可能对底层人民有什么同情？但在《鸿雁》里，钦差大人简直达到公仆的境界，满眼都是老百姓的不容易：

之子于征，

劬劳于野。

爰及矜人，

哀此鳏寡。

——这些流民不容易啊，就这么到处飘荡，辛苦奔忙，其中的寡妇和鳏夫更不容易……成语“哀鸿遍野”正来自此诗，背后满是“看见”以及看见之后的“关心”。《尚书》也多的是这种仁爱，不说了。可能，我们的祖先太早熟稔于“耕作”一事，太早从自然的暴虐里省悟了“宽以待人”或从春雨沥沥里继承了“温厚”的品质。

来自焦波《俺爹俺娘》。中国人的“俺”字极其深情。

隔着“宗教”和“仁爱”两件大事，中西方自难互相理解。

概而言之，他们嫌我们没有团结的意志，我们嫌他们没有心肠和胸怀。还有第三点隔阂，可能更重要，即中西方历史的推动力很不一样。大家可曾想过，为何我们会成为“文化的世界主义”之民族？——根本上，我们有文化，且文化几乎没被打断过；以其得以较均匀地向内深化兼对外扩散，致国史上布满基本和平的时段。

历代衍圣公等奉祀官印章

西方不是，其文化史被大小战争切得粉碎，竟至后来忘了自己乃从克里特、迈锡尼或叙拉古而来——这才需要单独辟出一段所谓的“文艺复兴”。大家只需想一想：那些耳熟能详的西方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总之西方文化史人物，乃绝大多数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亦即西方重新归置其历史之后的。之前的呢？大抵除了僭主、国王、埃及艳后，便是教皇。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即为了“战神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而作

比较之下，我国历史可说是一部地道的“文化史”：各色人物，悠游其中，且都能为其找到一套远至秦汉甚至夏商周的版本。是的，夏朝版本也能找到，如辽末帝与夏太康都因畋猎而大大误国。也就是说，我国历史的文化脉络丰富且明确。而西方历史差不多是家族战争史或近现代国家战争史，唯一可循的文化脉络只有宗教（最多加上艺术）。

辽代文物

中西方之互相看不懂，根本上，主要在于把对方强行套进自己的历史经验。

我们若以“文化史”的眼光看西方，则往往只能看一看近几百年，即“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史；或带着深重的怀疑，看一看被转写了好几手的古希腊时代。即是说，看不大懂其余和宗教相关的西方史，包括今之西方人的政治、社会、文化。

反过来也是一样：

中国历史最有意思的不是帝王将相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打死也不能做什么。其中，有斑斑点点的礼乐之光。

若他们单以“战争史”看我们，即单单把秦皇汉武当做历史舞台上的“超级恺撒”一般，则无疑是忽略了舞台之外那广袤的幽暗里——礼乐文明的琴瑟悠扬。如此刻板地比对，如何理解得了我们的仁爱或人文主义？当然，仅以我们自身的经验去套的话，也无从领会他们的宗教精神。须知：宗教、仁爱、历史推动力，皆非小隔阂；何况还夹杂着对彼此的成见。

略梳理一下中西方之间的隔阂，绝不能让地球人变得互相理解。但个人也的确有一寸妄念，即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如钱穆先生所言，尽量少一些对历史的“偏激的虚无主义”，少一些“浅薄狂妄的进化观”，更尽量不要有“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国史大纲·出版说明》）。欲成为“文化的世界主义”的优秀一员，必先是文化上健康的一员。

【主要参考文献】孔子等“春秋三传”，韩非子《韩非子》，司马迁《史记》，钱穆《国史大纲》（“文化的世界主义”、“功利的国家主义”即照搬此书，只是内涵略加拓宽），荷马《奥德修纪》，柏拉图《理想国》，奥勒留《沉思录》，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等。

写于北京家中

2022年8月22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