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了近代川边教育改革，提到了被藏族人民称为“极圣”的吴嘉谟。川边的近代教育改革，最为受益的地区自然是最先进行教育改革的巴塘地区，这也导致了在近代史上巴塘地区人才辈出。
这其中的佼佼者，我们之前也写过格桑泽仁（王天华）等等，今天要提到的是格桑群觉（刘家驹）。
壹
巴塘旧照
格桑群觉，汉名刘家驹，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生于四川巴塘地区，其父亲刘观镛为汉族，母亲为当地藏族。
刘家驹五岁能够进入学校学习的原因，是因为刘父最早在巴安军粮府办的官话学堂任教习。而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所办川边学务局一直到1907年才成立，直到次年才将川边学务局搬到巴塘，方大规模兴学，这时刘家驹的汉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1910年刘家驹进入巴安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13年高小毕业。第二年，因为民国初期的川中频发战事，也导致了关外学校停办，于是刘家驹又转而寻求巴塘藏族学者泽登为师，学习藏文经典。
第二年，他师从谢楷廷学习汉文化经典书籍，1916年因为谢楷廷随川边陆军移防白玉县，因此十六岁的刘家驹也跟随前往，并在半年后被川边陆军委任为营部录事，负责抄写工作。
1917年，第一次川藏战争爆发，刘家驹随营部驻守盖玉镇，此时正遇藏军东犯，双方激战三月之久，也就在这时，刘家驹左脚被打伤，虽然后来回到了巴安基督教华西医院治疗，保住了一条腿，但是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这件事让他不得不离开了军营，回到巴塘华西学校读初中，他的英文也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一年后，刘家驹边读书便开始兼任华西初小语文和美术教员。
因为他基础扎实，知识储备量足够，于是1920年之际，刘家驹便出任了华西学校的校长之职。这一干就是三年。
1924年，他在巴安创办了平民报社，作为平民儿童俱乐部，这里不但设有一个小图书馆，可以教平民儿童习读千字课，而且他还自制了纸、墨、粉笔等，帮助大家练习写字。
巴安(今巴塘县)县立小学藏汉教员合影
在1924年—1929年间，刘家驹在巴塘地区多次组织平民教育机构，并因而成为了巴安县（即巴塘）教育科科长，又与同学格桑泽仁、江安西发起、成立了巴安青年会(也称朋友会)。
贰1927 年，蒋介石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深刻感受到蒙古和西藏事务的重要性。1928 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即要求中央政府增设蒙藏部，以处理原蒙藏院所涉事宜。
格桑泽仁
南京国民党府这时也请了班禅手下的官员贡噶扎西去南京参加蒙藏委员会。贡噶扎西抵重庆后，因不懂汉话，交往十分困难，需要一位翻译，刘家驹的同学格桑泽仁精通藏汉语，因而被推荐充任此职，随贡噶去南京。
次年，在格桑泽仁的盛情邀请下，刘家驹前往南京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1930年的时候，刘家驹在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工作，加之此时《蒙藏周报》创办不久，急需藏文人才，于是刘家驹同时还兼任藏文股主任与编辑。
不久，刘家驹的才干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委员、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洛桑坚赞的赏识，在格桑泽仁转为藏事处处长后，刘家驹也被邀请任班禅办事处秘书，并很快成为班禅的高级随员，负责班禅对外的翻译工作。
1931年，刘家驹加入了国民党，随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第三科科长，兼任中央党校藏文教师，出席了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将《康藏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分发给到位人员，呼吁各界重视康藏工作。
回南京后，1932年，刘家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和第九世班禅参议兼随行秘书。
九世班禅大师
国民党为了进一步拉拢九世班禅，又册封班禅额尔德尼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刘家驹虽然只担任翻译工作，但他的背景是班禅行辕的铁腕人物索本堪布、罗桑坚赞和罗的侄子军务处长罗友仁，所以班禅行辕这个后藏集团，人事上虽然排外性很强，但也不敢怠慢他这个康巴人。
1933年，刘不但是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还担任班“西陲宣化使署”的秘书，随班禅北上北平、内蒙，南下杭州，西去青海、甘肃等地弘扬佛法，启建“时轮金刚大法会”。
1935年，班禅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后，又去杭州主持各界人士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一种大型祈祷会)，上海、南京一带的佛教徒参加的极为踊跃，多乞求活佛祛灾降临，凡是前来向班禅顶礼的人们，都由刘引见。
班禅在南京参加的一切政治会议，以及同蒋介石、戴季陶、陈诚、程潜、张群等国民党要员会面时，都是刘担任翻译。
他借此结识了不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在南京官场也有了一定的声望。1936年因刘家驹明达边情、办事干练，先后被任命为驻玉树、青康藏三边办事处的副处长。
叁再说南京国民政府，在此期间为班禅做这一切工作，其实后面还有一层更深层次的意思，在清末时，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出现了政见不合，特别是十三世达赖因为受到英国的蛊惑，接受了英国人的先进武装，并且战胜了驻扎在昌都的边军统领彭日升，一时间大喜过望，主张西藏亲英。
而班禅则认为英国人帮助西藏，明显是狼子野心，背后的阴谋就是要把西藏变为第二个印度，我们还是应该一如既往的听中央政府的才对。
于是二人就开始有了矛盾，达赖认为自己的武力比班禅强，就经常向后藏派粮、派款、征兵、征税。
两人的矛盾也导致了班禅出走内地。
虽然班禅在接下来的时间受到了全国佛教徒的供奉以及蒙古各盟王公贵族的支持，生活上还是非常优越，但是班禅及属下僧众也深知，长期滞留内地肯定不是长久之策，他们还是需要回到西藏。
所以班禅时常都会派人到处呼吁，请求各界援助希望能回到西藏。
南京国民政府也认真考虑到这些问题，于是制定了一系列计划，这期间提高班禅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然后为班禅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扩充实力，然后以中央的名义护送班禅回藏，巩固班禅在后藏的统治力，抗衡亲英的达赖集团。
玉树人民欢迎班禅到来
1936年8月12日，在国民政府派的赵守钰专使和曾铁衷大队长率领的仪仗队护送下，刘家驹随班禅西行，于27日到达黄河南亲王府，再经果洛于12月18日到达玉树，住玉树寺甲颇拉章。
此时刘家驹因送其妻回巴安，到康定时曾面见过刘文辉。
1937年刘家驹从巴安接母亲去玉树时，因班禅回藏受阻，国府令班禅暂住康定，但因班禅忧郁成疾，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痛，不能入睡，于12月1日在玉树圆寂。
班禅的突然圆寂，让班禅行辕所属的两千多人失去了领袖，一时间茫然失措，刘家驹由于熟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且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因此提出了应急方案，以防不测。
他指出目前班辕是在青海玉树地区，而马步芳的弟弟马步青十分窥觊班禅的武装与遗产，当时班禅私人财产就有六十多驮，还有张学良、刘湘和国民党中央以及意大利自购的步枪、手枪一万多支，但是班禅仅有不足一个营的卫队，如果赵守钰专使的仪仗队再一撤走，力量就会更加薄弱，难免被突然袭击。因此应该把班禅灵柩转移到西康境内的甘孜县暂停。
甘孜全景
1937年12月得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将班禅法体移送西康甘孜，住在甘孜寺香根拉让。
1938年5月18日，奉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处函开：西陲宣化使公署撤销，班禅行辕保留，护送专使公署俟戴季陶院长赴甘孜致祭后即行结束。仪仗队即于同时撤回，班辕事务全由堪布会议厅处理。
戴季陶的轿子到达中谷寺 邢肃芝摄
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60余人到甘孜，并于8月8日代表国民政府致祭，戴季陶平时对刘家驹就有较好的印象，随即便派刘家驹担任简任机要秘书简任翻译。
因为当时南京政府认为眼下正值抗战期间，班禅灵柩暂时放在甘孜较好，不宜急于送灵柩回藏，免生事端，影响后方的安定。
但是随后谁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酿成了甘孜著名的“”。
其实这件事情以前详细写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超链接去观看，这里只做简短介绍。
班禅灵柩迁来甘孜，刘文辉本来信仰佛教，每年还派员去拉萨熬茶布施，心中不但没有戒备，而且觉得此事是自己信佛的一个表现，可以赢得藏地人民的支持。
但是事后见到班禅行辕拥有将近一个营的卫队，储有大量武器，加之宗教民族与康北人民相同，容易汇成一支反对力量，更使刘怀疑的是班禅行辕卫队长孔萨益西(益西多青)与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相爱，而且马上就要结婚。
德钦旺姆
刘文辉当年为了控制德钦旺姆，撮合了几次自己的军政官员和德钦旺姆结婚都没完成。谁知竟然被班禅行辕的人得到了手。于是他就此判断班禅集团有勾结地方实力派长期盘踞康北的企图。
此时正是西康建省的关键时期，果然班辕控制甘孜后，立即提出反对军阀统治，宣布“康人治康”。委刘家驹为保安司令，并委派了甘孜、炉霍、瞻化县长，这显然是刘文辉无法容忍的，于是进行了武装干涉。
班辕临时组织起来的三千民兵，被刘文辉调兵击溃，班禅行辕全体人员只好于1939年12月29日抬着九世班禅的法体从甘孜撤出，转移到青海玉树，结束了“班辕事件”。
肆1940年4月，得西藏噶厦政府的允许，堪布会议厅派秘书长王乐阶等400余人从青海玉树护送九世班禅的灵柩回藏。
刘家驹奉国府行政院电令，由青海经甘肃到西安，再飞回重庆述职，被撤销了蒙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改任蒙藏委员会顾问。
这一年，刘家驹在北碚编写了《班禅大师全集》，并入复兴关中央训练团18期党政班受训一月，后委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
11月刘家驹请假经云南回巴安，不久借口母亲病重辞去政府职务，后经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来信同意他在云南工作。
1943年，心灰意冷的刘家驹在云南叶枝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他每日写书，画画，闲暇时种种菜。
次年，经巴安驻军816团团长付德铨从中圆和，使刘文辉消除了对刘家驹前疑，刘文辉又任命刘家驹为西康省政府顾问。
到抗日胜利后，刘家驹才返回巴安。
回到巴安后不久，因刘家驹又应教育部蒙藏司之托，翻译高小语文教科书。
在1947年到1949年间，刘家驹再次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撰写了大量藏区历史和文化书籍，1949年8月西藏发生驱汉事件。刘文辉为了安定后方，示意他和格桑悦希同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共同维持好地方安宁，并托刘家驹起草《藏族自治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交由格桑悦希在西康发动筹备。
不久，刘文辉在彭县通电起义，刘家驹也在巴安积极响应。
1950年3月24日186师进入康定城
建国后，刘家驹前往康定民族干部学院工作，期间做了大量翻译工作，1956年，刘家驹调四川省教育厅民族教育科工作，翻译藏文教材。并在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2年刘家驹调任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这时的刘家驹开始撰写川边地区的历史，并为国家留下了大量珍贵史料。
1967年，刘家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家被抄，所有笔记、书籍、著作和财物被没收，还被造反派揪回巴塘劳动，开荒生产，至年底才回甘孜州政协。
1969年，国家为刘家驹补发了工资，他除参加学习外，还接待了不少来访人员，提供了不少史料。1974年，刘家驹因病经组织批准回巴塘休养，于1977年9月4日病故，终年77岁。
刘家驹生前十分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看过资料《巴安县志》后觉得太简，便费尽心血。四处搜集资料，写出了一部资料丰富的《巴安县志》初稿。可惜这部著作在十年浩劫中被查抄后遗失，未能为子孙后代留下这份宝贵遗产。
结语
刘家驹老年照片
作为民国时期以至于新中国著名的藏族知识分子，刘家驹在早年勤于政事之余，即开始康藏文化的资料收集及文化遗产整理；而且终身勤奋工作，奋发潜研，至老仍然笔耕不辍，终于硕果累累，他将主要精力献给了藏文翻译、教育、出版事业，为藏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被誉为民国时期的巴安三杰之一（另外两名为格桑泽仁和江安西），作为一名藏族学者来说，他们更愿意将一个真实的藏民族告之国人，因此他们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很少带有民族偏见和政治色彩，这是其他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很难做到的。
他对川边藏地的历史、宗教、文化、风俗、地理、语言、经济都做过研究，他对康藏地区民风民俗、生活习惯和职业、物产及交通的描述与记录，给我们后人展现了丰富的边疆社会。特别是因为他精通藏汉文，所以他的一生也翻译过大量藏汉文经典，为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民族文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同时，他还是一名教育者，在他的一生中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学生，他们也为中国的民族教育作出了贡献。
而且刘家驹为人孝顺，不争不抢，有良好的道德水准，也从未为自己谋过私利，这在班禅大师举行大会时他为人正直，那时觐见班禅都是刘家驹一手操办，他为人正直，获得了时人的一致好评，这也是班禅及行辕非常看重他的一个原因。
刘家驹的一生，也是川边近代教育的一个缩影，而且不管是为师还是从政，他始终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李明忠：刘家驹传
陈强立：格桑泽仁、诺那、刘家驹
西康史遗史：班辕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