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养鸡

养鸡对于农村里的人家来说，那简直就是司空平常的家常小事，可对于生活在城里的人家尤其是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城里人来说就不容易了，更何况我们是生活在一群教师的集体宿舍里？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革期间，养鸡养鸭自然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禁止的，只是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里，又是在生产生活资料极度贫乏的六七十年代，人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谁叫那时实在没有啥吃的？

既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养鸡，自然不能一本正经的养鸡，比如农村亲戚家送来一两只鸡，实在一下子吃不了，那就用一只竹笼罩在平时人家走不到的地方，你偷偷养吧，只要不放养，只要没有要命的鸡屎臭，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眼看着人家养的鸡突然生蛋了，那真的是一个宿舍的人都为之兴奋和开心，而那主人家仿佛是一鸡得道、人人升天一般地扬眉吐气，一扫文革臭老九带来的一脸晦气。

或许是受到邻居家养鸡得到的启示，我家里也心心念念地想养个鸡呀什么的，可我家里的父母亲那边的亲戚，没有一家是农村户口的人家，又不能菜场上去买小鸡回来一本正经的养鸡的，那就成了故意养鸡，大有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来头，所以只能自叹勿如，谁叫我家没有一个农民亲戚呢？

忽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矮小可爱的穿着月白对襟衫的小老太，背来了一大包的农村宝贝，其中就有两只活蹦乱跳的母鸡，从她丝毫没有一点外人的举动和父亲激动惊奇的表情，这才知道是我奶奶年轻时候收的一个穷人家的小丫头，后来就成了家里奶奶的丫鬟，是我奶奶最喜欢也是家里作为顶梁柱的人物，所以父亲一辈都叫她“小红姐”，解放后，这小红姐就更是融入了家庭，成为家庭的一份子，后来奶奶给她在沙上找了一户人家结婚，想不到，在文革这样一个连至亲都不敢走动的我家，这个我称为红伯伯的，竟然不顾一切地到我家来看望她日思夜想的弟弟了。（红伯伯的故事有专文报道）而这带过来的鸡一下子就成了家里的宝贝。

且不要说它活蹦乱跳，就是每只鸡都是产蛋的母鸡，爸爸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一只竹编鸡笼，将鸡一会放在家里的客厅，一会放在门口通道的南侧泥地，一会放到井堂东侧的巴掌大的小菜圃旁边，谁让我们家门口，是一个宿舍的人家都要通过的必经之地？爸爸可不愿意讨人嫌，每天上下班时间，这鸡笼是不会拿到院子里的。

说不清楚这鸡是怎么没有了的，或许是父亲受不了周围邻居的眼光和窃窃私语？亦或许是家里实在没有吃的养活这两只鸡，实事求是说，那时的我们家，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剩饭剩菜余出来喂这些鸡的，粮食金贵到自己都根本不够吃呢！所以，这些生蛋的鸡一进鸡笼就不再生蛋，而身体也日复一日的消瘦，大概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成了我们饭桌上期盼已久的好小菜了。

七十年代，似乎养鸡不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事了，家家户户都可以养一两只鸡改善一下家庭生活，于是，可以当忙大亮地养鸡了，我们家也捉了几只毛茸茸的小鸡，放到竹笼里，每天像喂养宠物一般地养鸡，正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我，每天放学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树林里捉皮虫，去农田里捉节蜢（蚂蚱），再不就是去体育场河边用小竹篮耥螺蛳，用铁榔头敲碎了喂鸡。

每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溜鸡，就是把关在鸡笼里的鸡赶到院墙外面的空地去戏耍，那时的鸡也有趣，一开鸡笼，大都是飞一般地直往院墙外飞去，根本不是踱着鸡步走的，害得我必须也飞一般地跟出去，看住它们不乱走，幸亏出去的鸡要紧地上找吃的，根本不知道要想溜走，因为，只要我钢盅盆一敲，它们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了，到后来，也根本不用担心它们走散了，到时，我一声吆喝，钢盅盆一敲一个不少都会飞回家。当然，鸡笼子里的鸡只会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会生蛋的母鸡了。

可天寒地冻这鸡日子就不好过了，于是爸爸开始考虑砌鸡棚了，他先请附近做泥水工的师傅，花钱浇了一块磨石子水泥板，然后，用我们去废墟堆上捡回来的碎砖头，在门口窗户下砌出来一个一米多宽的窗台，上面正好是外婆和母亲洗衣服晒东西的台子，下面就是鸡棚了，我们孩子的任务，就是每天用煤球炉灰替换鸡棚里垫底的煤灰，这是保证院子里没有鸡屎臭的唯一办法。

记得那时最开心的就是上午八九点钟去鸡棚收鸡蛋，那简直就是喜笑颜开的事情，仿佛一下子赚了一毛钱这样的开心，最担心的就是半夜里会不会有黄鼠狼偷鸡，尽管从来也没有见过黄鼠狼是什么样子的，但还不能防备有贼偷鸡吃呀。所以，每当半夜室外有响动，总会有我们一下子窜出去检查鸡棚的事情。

在我们童年的那个年代，真的，养鸡成了我们孩子的一种乐趣，而鸡所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们那时的想象，似乎也不存在有杀鸡以后的尴尬，毕竟那个年代生存是第一位的，养鸡更多的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玩耍。这和现在的小孩子玩小动物完全不一样了。

本文图片由豆包AI图画制作，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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