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张居正。我们都知道，张居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那他为什么要改革呢？

我们都知道，万历皇帝是明朝倒数第四位皇帝，亡国之君崇祯是他的孙子。而明朝在万历去世后二十多年就灭亡了。虽然我们不能说，明朝的灭亡跟万历皇帝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万历登基的先后，明朝已经陷入很多困境。比如说，在军事上，明朝政府至少要花费很大精力来应对两个方向的敌人，分别是北方的蒙古、东南的倭寇。在经济上，明朝政府已经陷入经济倒退和财政赤字，朱元璋时期，农业税收将近三千万石。而到了明朝中后期，一年农业税收还不到2300万石。

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明朝的农业税收居然下降了23%。收入少了，开销却也越来越大。以官员数量为例，朱元璋时全国只有不到三万名官员，到了万历年间，全国有八万多。而且，这八万人的实际收入，比朱元璋时期的官员要高多了。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所以，在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掌握最高行政权之后，就开始改革。

改革过程比较复杂，简单来说主要是两条。一是整顿官吏，也就是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就淘汰。二是对土地进行管理和监控，比如丈量土地、清查流民，说白了主要就是打击偷税漏税。因为当时很多土地被隐匿，人口属于黑户，政府收不上来钱。同时，张居正的改革还涉及军事方面的尝试，不过这一部分的主角是戚继光，我们后面会讲到。

一开始，改革也很有成果，让国家有了十年的粮食储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大好局面，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就人亡政息了。不光是这样，连张居正本人也遭到清算，家产被查抄，儿子也被迫自杀。而主要推翻张居正的，就是张居正的学生万历皇帝本人。为什么会这样？解释有很多，最广泛的说法，就是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遭到报复。但在黄仁宇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根本原因是，张居正的改革内容，和传统中国的固有国家逻辑相冲突。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传统中国的固有国家逻辑是什么？

今天我们都说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如何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古代中国虽然被称为是“中央集权”甚至“专制”，但是你想，比如说，云南的一个县，距北京两千公里，就算六百里加急快马，一来一回也要几个月时间。所以皇帝就算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掌握那个县和县令的具体情况，何况全国这样的县有一千多个。

也就是说，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其实整个国家，在今天看来属于半失控的状态，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税收收不上来的情况了。不光明朝是这样，以往的朝代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分裂其实就是中央对地方彻底失控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维持国家的基本统一和治理，只能依靠官员的个人素质。而中央政府能做的，就是要不断地强化和提高天下人，尤其是读书人的精神自觉，也就是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记述历史的时候，会对人物进行道德脸谱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只能以“忠”“孝”“敬天”“法祖”这样的抽象原则指导整个社会，而实际操作还是依赖个人。

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道德成了至高无上的话语，只要游离于道德之外的事或人，主流社会都是不接受的。注意，传统中国的道德标准，其实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社会标准。比如说，二十四孝里的很多行为是反人性和没有必要的。因为人们认为，只有用超高标准去要求，人们最后才能做到一般水平。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期望人人是海瑞，但至少要保证，大多数人不是和珅。所以，当王安石提出政府向老百姓提供贷款的时候，司马光会坚决反对。名义上是说“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在说“官员不能与民争利”。尽管实际上与民争利的官员大有人在，但是这个道德的口子不能开。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张居正改革，表面上看，就是进行制度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有很高的技术性要求，比如说对官员的绩效考核。表面上看，就是给各个官员设定任务，让他们去完成，但是，怎么对任务进行合理化的制定，既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有效的调控，很容易死板僵化。比如，一年要抓几个罪犯，要收多少税。所以，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任务实际上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比如，为了凑数，把没有犯罪的人抓起来，或者强制收税等等。

再比如，张居正要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很多官员为了彰显政绩，就虚报土地数量。这样一来，多出来的坑，就是老百姓去填。也就是说，张居正推行改革，虽然初心是好的，方案也基本没问题，但问题是，在技术条件没达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的总负责人，他也没有办法掌握和控制改革的具体情况和操作，也就是黄仁宇在书中说的“数目字管理”，而这就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他既然要“改天换日”，就免不了要专断独权，培植自己的党羽，甚至勾结宦官。但这一系列行为，传统的道德体系是不能接纳的。

所以我们看，在这样情况下，张居正日后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