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评论员唐湘龙说，这次伊朗事件，更加印证了钱学森说的那段话:“如果有一天，原子弹投到了中国人的头上，我会后悔的，手中无剑和有剑不用是两回事。” 2025年伊朗的“十二日战争”，为何会让这句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话语，再次振聋发聩？ 当以色列的炸弹轰平伊朗核设施，20余名核科学家喋血街头，伊朗的反击为何始终被动挨打？ 钱学森当年不惜被美国软禁五年也要归国铸剑，背后藏着怎样的刻骨之痛，才会说出这般沉重的警告？ 答案，藏在伊朗当下的困境里，更藏在钱学森亲历的岁月中。   2025年6月，中东大地炮火连天，以色列突然发动突袭，100多个伊朗关键目标被精准摧毁。   20余名高级军官和核科学家当场丧生，军事设施、能源枢纽陷入瘫痪，伊朗瞬间陷入亡国之危。   更致命的是，美国随即下场，直接轰炸伊朗核心核设施，彻底击碎伊朗的核威慑梦想，核谈破裂，生路被断。   伊朗并非没有反击之力，其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能覆盖中东全境，可即便发射多枚导弹反击，却始终无法打破被动局面。   年末，以色列公然放出“再次打击”的威胁，伊朗只能硬着头皮回应“提升战备能力”，这份无力感，恰是钱学森当年最恐惧的“无剑之痛”。   这份痛，钱学森亲眼所见，更刻骨铭心。   1950年，36岁的钱学森已是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手握航空与数学双重博士学位，是美国军方倚重的顶尖科学家。   可当他说出“我要回祖国”，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立刻暴怒：“宁可毙了他，也不让他回中国”。   此后五年，他被非法软禁，机密研究资格被取消，曾被关进拘留所遭受折磨，连一封家信都要被反复审查，一言一行皆受监控。   绝境中，他一边写下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一边偷偷在香烟纸上给祖国写信求救，字里行间全是“归乡以报”的执念。   这份执念，源于二战末期他目睹的原子弹毁灭性威力，更源于弱国在强权面前的任人宰割。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踏上故土，彼时的新中国，正被超级大国的核讹诈笼罩，连常规武器都难以自给，更别说尖端核武。   有人质疑“何必劳民伤财搞核弹”，甚至有科学家直言“有良心的人都该反对核武器”，正是此时，钱学森说出了那句警告。   他不是好战，而是深知：没有威慑力的和平，从来都是易碎品，就像如今的伊朗，纵有反击之力，无核威慑之剑，终究难逃欺凌。   归国第二天，钱学森就一头扎进导弹研制事业，当时的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   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初创时只有175人，测试仪器靠手工拼凑，苏联撤走专家后，所有技术资料被一并带走，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1962年，东风2号导弹首次发射69秒后坠毁，戈壁滩上的残骸还冒着烟，钱学森就带着团队在冰天雪地里搜寻碎片，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短短十年，中国用事实击碎所有质疑：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圆满成功，美国用13年、苏联用6年完成的“两弹结合”，中国只用了2年；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东方红》旋律响彻太空。   邓小平后来评价：“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我们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这正是钱学森铸剑的意义。   如今的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有剑不用”的大智慧。   手中有剑，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为了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有威慑力，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守护和平。   伊朗的困局，再次印证了钱学森的远见：国家安全容不得侥幸，手中有剑，才能守住岁月静好，这道理，过去适用，现在适用，未来永远适用。 信源：唐湘龙赞叹:中国一定强,正是钱学森这一代中国人只有大我肯于吃苦的精神绽放-度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