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所谓的“阶级”是什么 《礼记·乐记》是这样介绍五音的：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古代的音节体现了贵族各层级的尊卑；《乐记》还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 《左传·隐公十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凡是经历过“阶级斗争是刚，其余都是目”那个年代的人，会自以为很熟悉“阶级”的概念。 阶级这一概念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的。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在使用阶级这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原创性贡献是：第一，将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第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页。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这些都是革命导师的作品，普通国人经历了那场运动，有各自的贴身感受，要说起严格的，切合中国实际的定义，当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篇文章还收进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这是现代的“阶级”概念，马列以前，我们古代文献也有“阶级”的概念，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点出不同，是为了在研究国学、研究孔子、研究《周易》时不能想当然把近代“阶级”的概念代入古典国学，那样会造成很多失真和误读。 由王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阶级·阶层》一文这样描述（不是定义）： 《尚书·泰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王力推断出商代贵族被总称为“百姓”。商代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无弟然后传子； 周代王位由嫡长子世袭，余子封为诸侯； 诸侯君主位由嫡长子世袭，余子封为卿大夫； 诸侯受封于天子，卿大夫受采邑于诸侯； 卿大夫下面是士（大体上是卿大夫的宗族），士受禄田于卿大夫； 周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 家是卿大夫统治的区域，担任家的官职的通常是士，称为家臣，春秋前的士是武士，有义务“执干戈以卫社稷”。 王力介绍完这些后引用《左传昭公七年》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这样形成统治阶层内部的分级。 王力的描述到士为止，其实就是谈贵族内部的分级，因为士的下面是庶民，又称庶人，这些都是生活在城邦以内的，城邦之外更多的人是“野人”，即奴隶。 老子讲：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这里出现了“家乡国天下”的观念，这个顺序是不对的，可见是后人伪托加进去的，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讲“乡”的概念，其实这个时期“家”是大于“乡”的，那时的家是卿大夫的统治区域，幅员仅次于嫡长子的国，所以古代有“家国”只说，在家之内，分为“士之乡、工商之乡” 《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 士是战士，也就是说“士之乡”有军营军属的性质，工商不得私自交往士，更不得出现混居的现象；《周礼·地官·司市》中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这样严格的地域划分只有在卿大夫的家中“采邑”才能实现。 据吕思勉《中国通史·阶级》： 所谓的国人其初当系征服之族，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野人则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耘。 古代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士是战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称，可见古代用人，专在战士中拔擢。 他引用《管子》来说明，古代不论是什么职业，受之以世。“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说明在齐桓公时代职业（非阶级）之间界限是有一个很严的界限的。 其实齐桓公的相管仲改革了这个状态。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出自《国语·齐语》）“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的虽然是行政系统，目的却是解决称霸的兵源问题。 “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 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 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 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 吕思勉先生认为：氏族社会的人不习惯和本族争斗，镇压本族之职有时不肯做，宁愿让异族来做。似乎是一个侧证。 总之，国人和野人逐渐有同样的兵役义务，把野人编入军伍，充当战士的人，有了同样的政治权利。 简而言之，在孔子时代，至少在鲁国，阶级是指贵族内部的分层，不涉及庶民和奴隶，孔子办学，其弟子大部分是“士”，只不过士投靠在其他人那里是任“武”事，在孔子的“私塾”里学的是“文”事，即礼乐。就好比《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丫鬟和仆人，低一级的贵族在高一级的贵族那里来领“薪水”（比方月例银子）。 在贵族这样的阶级划分中，下级是靠上级供给生活物质资料的：诸侯受封于天子，卿大夫受采邑于诸侯；卿大夫下面是士（大体上是卿大夫的宗族），士受禄田于卿大夫；所有的贵族都是无偿占有和分配庶民奴隶的劳动成果。而阶级是基本稳定和固化的（因为这是都是周王室的血缘关系，只不过因为嫡庶有远近高下之分），所以这样的阶级不可能出现“阶级斗争”。孔子哪怕当了鲁定公的相，管仲哪怕被齐桓公称为“仲父”，也进不了这种“阶级”，因为他们再努力也不能改变生身的父亲（孔子是殷商贵族后裔，管仲是商人的儿子）。 没有血缘关系的“士”，只有依附攀援贵族，才能得到更多的物质资料和政治权力。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生面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决定了孔子思考问题的方向，决定了著书立说言传身教的内容。 所以本质上讲，《春秋》和《周易》，其思想核心是关于如何依附和攀援政治权力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