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标题，有人就会说这个作者在胡扯，爱因斯坦就是爱因斯坦，怎么会分出好坏呢？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科学本身是工具，可以为好人服务，也可以为坏人服务，所以保证科学家的好坏很重要。——他们关注科学家是“好的”还是“坏的”，唯独不会关心科学家的身体和情绪好坏，这些人不惜使用暴力和恐吓，甚至劳动管制确保把科学家改造“合格”。 这两种人如果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家标准的划分，顺其自然的是道家，分出好坏的是儒家，显然，儒家是占上风的，别说爱因斯坦，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去接孩子，大约孩子最关注的是 “小红花”，得了小红花，孩子会眉飞色舞的炫耀，没得小红花，孩子会有失败感。我们用一个“不干胶”剪的“小红花”、“小红旗”引导者孩子的价值取向，其实就是让孩子听话，让幼儿园阿姨满意——我很担心一直得“小红花”的孩子会不会最终成为一名“幼教”？ 我们嘴上说“孩子是小天使”，我们实际上希望自己的天使学会讨好幼儿园阿姨——如果不是为着功利（帮孩子讨好阿姨），相信很多人自己压根儿没有讨好幼儿园阿姨的任何意愿。我们和阿姨们都活的很假，现在我们亲自把自己纯真的孩子逼迫着去讨好别人——让孩子口是心非。 我们私底下打心眼认为这种学会迎合这种虚伪是“为了孩子好”，我们口上赞美“真诚”，其实是希望别人“真诚”，自己真诚，那是“缺心眼儿" 甚至大多数孩子的父母也会觉得孩子没有得到“小红花”丢脸，只有极个别的父母认为孩子健康最重要，那些“小红花”是危害孩子们的毒药——它们扼杀了孩子的天性，教会孩子讨好幼儿园阿姨，我们竭力培养一个个小小的“伪君子”。 现在的年轻人，很不喜欢和家长在一起。 曾经有孩子对我讲，逢年过节好不容易回一趟家，整天的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抢着干家务活，就怕惹的家长不高兴，甩脸子，还有的讲最担心的是家长说教：哪哪儿都不对，哪哪儿都得改。 这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名分”，中国人把人分出上下等级，分出好坏对错，扎根在骨子里，流淌在血管中。 客观地讲，由于时代的发展，信息化爆炸，任何一个父母长辈，都不如孩子眼界广，知识面宽，可是我们认为我们天经地义的可以当他们的老师：仅仅是因为我们是父母，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仅仅因为我们的观念，他们有义务对我们保持“服从”和“听话”；我们不是做了什么比较高明的事，而是因为辈分，我们在上，他们在下，所以我们觉得有权控制自己的子女。中国人能把“亲子”关系搞紧张，也有能力“隔辈儿亲”，全部的道理都是来自于后天的习俗，而不是人的天性。 对父母如此，大家就忍了，不能忍的是，街上，公交车上，甚至一个从来没有出过村的老头，不论他做过什么，就单凭年龄，就觉得天经地义我们该听他、服从他、讨好他。 最开初的时候中国人并不这样，我们和外国人一样，不稀罕作谁的人，不稀罕作“好”人，也自然不知道做“坏”人，我们懵懵懂懂只做“自己”，直到《周礼》出现，直到孔子区分 “名分”。我们坐不住了，不甘于作“自己”的“我”，为了做别人的所谓“好人”、 “义士”而奋勇献身。 所以庄子说： “且若亦知夫德之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庄周《庄子·人间世》 《二桃杀三士》这个典故中，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要杀他们，景公担心杀不了，晏子随便拿两个桃子，再贴上“景公”的“标签”，成功让他们自杀了。 “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 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 ——摘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如果没有《周礼》，这世界上就不会有果农的桃、晏子的桃、景公的桃这样的名分，只会有一个普通水果，是人的美食；如果没有勇士，没有序功，没有“仁义”这样的名义，只会有三个力大无穷的壮汉，两者合在一起，桃子成了令人恐惧的死神，壮汉转身成了尸体。 自孔子以后，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至少争取做一个好人，别做社会的麻烦，唯独不能做自己的“自己”——社会道德告诉我们那样太自私了，舆论让我们自责，我们被道德绑架，我们不快乐。 我们学到的“道理”使我们痛苦，这“道理”还是道理吗？难道这种“道理”不该被称作“荒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