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时期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教育是一种国家强制性工具 《周易·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教是王室所设立的。王室想什么，怎么想，总之是为了王室的利益最大化，老百姓无权置喙，反正不是老百姓所想。如果考虑到老百姓只不过是贵族的“采邑”，其实王室对百姓是“予取予夺”的关系，在利益上是对立的。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凭什么？ 《庄子·外篇·田子方》描写的孔子和颜渊的关系是： 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 孔子对颜渊的操行评语是：“不迁怒，不贰过”。即遇到不顺利无能为力的时候不向外归因，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唐玄宗开元八年,以颜子为‘亚圣’，元文宗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时罢封爵，止称“复圣”。 《明史·礼志四》：“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 一个圣人也做不到另一名圣人能做到的事：虽然尽力“亦步亦趋”也有“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的时候，孔子学生“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拢共只有这颜回一个圣人。这说明，一个人效仿另外一个人，先不讲是否情愿，即便是“铁粉”那样的崇拜，要效仿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怎么办？如何让一个普通人（蒙童）效仿另一个人？老师那笑眯眯的“礼仪模范”就会消失，类似教鞭的东西便从老师背着的手中出现了。 另一句“育，养子使作善也”可以佐证，假如“孝”被认做“善”的话，其实父亲也可以揍儿子，“棍棒底下出孝子”能成为大众化接受的俗语，可见其普及程度。 这样看来，教育虽然内容是“画大饼”，但其实质是必须效仿，因为它有“处罚”做后盾。 正因为这样，很多学者认为《周礼》是教学大纲，礼乐是教学内容，“礼”和“刑”是相通的，甚至一定程度上讲，在言行这件事上，一个人面对礼乐和刑罚，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尤其在春秋，刑全部是“肉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面对这样的教育，蒙童没得选。 从来没有想过“上行”对不对，“下效”是必须，因为，古代“校”是一种刑具。 校，木囚也。从木，交声。——《说文》 屦校灭趾。何校灭耳。——《易·噬嗑》。 大校重牢，五木被体。——《新唐书》 我们的“学”和“校”是连在一起使用的，从春秋到近代，一直如此。 我们“不相信一百个贫下中农还教育不好一个知识分子”的事，并不遥远。 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吴健雄的老师，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的束星北1958年被定为“极右分子”，接受青岛医学院的“劳动教育”，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厕所。 二.教学大纲《周礼》局限于维护阶级统治，导致的机会成本是民生问题不能进入教育。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是中国古代职官政典。 西周到春秋所有的教学都是围绕执行、落实《周礼》而进行的言行教育。 《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它是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 教学成果的考核是执行周王室拔擢“士”的标准：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摘自《礼记·射义》 用今天的目光来看，《周礼》是培养贵族“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符合这个标准，就有资格参加祭祀，有条件增加土地。像不像服务机构培训的“门迎”和“知客”，新人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讲究“仪容仪表”和“坐立走”姿势？ 这种“得体”的言行说起来也是一种“学问”——“养眼”的学问，本质是教会下级如何对上级恭谦顺从，实在是和“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无关。 即便这种学问，也只对后备官员（诸侯贡士和国子）开放，即教育只涉及到这个范围，国人中的大部分人（农工商）是和教育无缘的，至于城墙之外的“野人”，允许他们活着，像草原牛羊一样不受打扰的吃草，就是最大的“仁政”。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诗经·硕鼠》 这是讽刺那些不实行“仁政”的君主，但是仅限于沾沾自喜的笑话魏国君主“丑陋”，并没有讲他无权这样做，更不存在是非对错。 这样春秋的教育便产生了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现代人选择性概念：指面临多方案需要作出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即一切在作出选择后其中一个最大损失。 春秋实行了“礼乐”教育，便意味这“礼乐”之外的一切知识是不必要的，并不妨碍一个后备官员的晋升，甚至认为“礼乐”之外的是“劳力劳形”、和劳心比较起来是“受制于人”的“下贱”事情。贵族自爱自贵身份，没有探索研究其他知识的动机。 贵族所以“贵”，是相比普通国人是“人上人”，他们对教育的的选择，也会引发“上行下效”的效应，一切不和上级打交道的知识，都是下贱的，全社会没有意识到，自然知识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未曾拥有，不知宝贵——“少时不知月，呼作白玉盘。” 提到教育，这个问题很大，是我们研究《周易》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涉及到《周易》的科学性、逻辑性问题，《周易》是孔子的教材，那么孔子通过《周易》是在传承什么。当我们想当然用现代教学想象孔子年代的教学时，我们就会被自己欺骗，至少我们不知道孔子教学的重点是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