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人怎么看待教育？教育的概念。 “教育”这个词，大概最早出自孟子《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这两个人讲的其实是一个意思：教育是“上行下效”。 中国历史明确记载有教育这件事的是《周礼》，从《周礼》规定的教学内容“礼乐”上看，其实就是周公把希望大家怎么对待成王的想法转化成制度，转化成国家意志，成王作为“上”，行不行，其实不重要，诸侯和“贡士”则必须做到礼乐的要求，否则会面临惩罚。《周礼》最初制定的时候，就是对“下”不对“上”的：制定政策的人一定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不会没事找自己的别扭，周王不必事事都做“示范”，但是他的要求“下面”必须做到，否则轻者削地，重者受讨伐。 典型的就是“桐叶封弟”，成王最终在周公的监督下“弄假成真”封叔虞于唐，也是为了让“下”学习“君无戏言”。 那么春秋时期教育最本质性的理解，就是王室对人们言行的规范和指导：教学内容反映的是自上而下的要求，而不是知识，考核评价教学效果的标准是：对要求的传达和遵守。 二.教育的主体 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最重要的，莫过于研究教育，现在人谈教育，很自然的认为必然涉及两个主体：教和学的主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教和学的主体是同样重要的（实际上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理解），至少达成的共识是，好的教育，应对两个主体投入同样多的关注。 然而，孔子以前的时代，只有“教”这个主体，比如《周官》中有“师氏” 和“保氏”的职责，却很少谈到“学”的主体，是“国子”，即王室贵族后代。 即在教育的两个主体中，“教”这个主体浓墨重笔：“师氏” 和“保氏”是“王官”，即国家常设机构的主官，是要尽职履责的，必须主动；而“学”的面目是泛化虚化的，没有规定必须学，只是强调诸侯有“贡士”的义务，而王拔擢士通过“射”这种仪式——教和学都是一个目的：当王官，为王室服务。 三.教育的普及程度。 既然教和学都是一个目的：让国子当王官，为王室服务。那么得有多高的觉悟，愿意学会对王室服务呀？就这一条，限制了绝大多数人：一个人首先得自己能有生存和安全的保障，才会想到别人（马斯洛），最初的学生只限于王室子弟（国子）。 后世人谈到孔子伟大之处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教育实行的是“有教无类”，即不再讲出身，什么样的学生都教，只要你能拿出“束脩”，表明你求学的态度。 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孔子不是官方的教师，即他不是周王室或者鲁国国家的正式教师，用现在的话讲，孔子没有“教师编制”，他走的是“夫人路线”（亓官氏生子鲁昭公送鲤鱼），得以开办私塾，这一方面是有后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室衰微后，王室和诸侯对教育权力的垄断有放松的趋势，所以孔子办的是“私塾”，即不是正式学校，而是校外的“培训机构”，类似于“补课”性质。 能够进他私塾的看似“有教无类”，还仅限于贵族，最低层次的也是“士”，即“有职事但未授爵的贵族”（见本书《阶级》）——大抵的原因是由于孔子和他所办私塾的“规格”不够高（野鸡学校没有学籍不发文凭），招不来“国子”，只能招贵族中最底层攀爬的“战士”：他们不打仗时，有钱也有闲，家族送他们上孔子的私塾，类似于家长在暑假送孩子补课，是“托儿所”性质的，主要是防止他们“无事生非”。 春秋时期，“国人”按职业分“士农工商”，孔子的教育即使在国人中也只扩大到“士”这一类。根据《周礼》孔子如果和农工商“杂处”（交往）是犯法的事情。 孔子自己也很自觉约束自己： 《易·遁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国家有法律条文对不同职业的人划片分割居住，这一点和大唐对下九流按户籍划分“街坊”相比严格的多：毕竟唐朝的“坊上”只针对“贱籍”如乐户和官妓，如“教坊司”管唱戏的；春秋时期不同职业世代相传，互不交流。 《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 《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孔子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贵族中也只有很少部分有条件接受教育。贵族居住在城邦，城邦之外的野人，是享受不到周室的正规教育的，连孔子这种自办的“野路子”私塾也不得其门而入。 四.教育是国家专营 从周朝开始，以后封建王朝的教育，是把国家政策、法令、制度教给有受教育资格的人。《周礼》（后期是四书五经）的本质是国家制度，即便如此，假如这种以前的制度和当下的制度有冲突，国家会以暴力加以纠正。 前有秦朝“焚书坑儒”，其后有清朝“文字”狱。 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摘自《史记·秦始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