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的教化 我们看这个世界，都免不了被自己所相信的困住：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是对的，不愿意或者无法观看世道到底是什么样子；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被“见识”拘于一隅，未曾经历过别人的广阔天地，别说我们了，就是圣人如孔夫子，也是被信念“囚禁”的刑徒：他被放逐了十四年，这十四年不是他遇不到别人，看不到风景，他只知道《周礼》，走哪都把《周礼》带哪，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他周游列国，其实哪都没有去过。孔子被自己“圈禁”了，后人学他，然后被“圈禁”几千年。 一般来说，我们把1840年当做一个历史的节点（近代史），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就好比“笼中鸡”，“圈中猪”，听儒家和帝王给我们讲我们生活在天堂——天朝上邦，这个圈笼子外，都是不归王化的蛮夷之地，茹毛饮血，直到鸦片战争，英国人的枪炮砸破了圈笼。 近代史的研究不是我们的话题，我们谈的是儒家思想，谈的是“礼仪之邦”的礼仪制度，谈的是孔子教学的大纲《礼乐》和《周易》教化的结果。 孔子成为圣人，因为他搭建了礼仪，到了1840年，两千年的教化，应该有个结果了，这个时期也出了个“圣人”：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死了，清政府辍朝三日以示哀痛，追赠曾国藩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让我们罗列名人对他的评价：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梁启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 赵尔巽《清史稿》：国藩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 蒋介石：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 就是这样一个“内圣外王”的儒家模范，他有个终身伴随的外号“曾剃头”，是百姓赠送的。 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曾国藩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踏上仕途之路，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还有一个人们不太提及的，但是他自己处处标榜的出身：宗圣曾子七十世孙，如果不是曾国藩屡屡提及，大家就只认为他姓曾，天底下姓曾的人千千万。 谈曾国藩出身，要讲他是他所处的时代，最符合孔子思想的、朝野公认的“礼乐”教育典范成果，他以圣人后裔自居并处处宣讲礼乐： 曾国藩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他认为学礼就是学“经济之学”。“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己。”学“礼”就是学“治世之术“，这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 在曾国藩看来，“礼”即“理”，礼调节着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是理的外在表现。在人事上要维护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在政治上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所以他认为：“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名于礼。”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亲亲”、“尊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 这些都是曾国藩的说，那么他如何做？ 一般人认为曾国藩“曾剃头”这个外号由杀太平天国而来。 史实是曾国藩“曾剃头”的外号在他掌军和太平天国接触之前，是由长沙的官场和百姓送的。 1852年太平天国久攻长沙不下，绕道江西，同年清政府任命曾国藩和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共同办理团练事宜，曾国藩以文臣办军务，一要立威，二要筹钱，曾国藩把掌控办案当做钱财来源和处理人情世故的抓手，为此，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断了地方官员黑色收入，同时对所谓湖南“土匪”逮住就杀，很少问情由。他初到湖南，长沙因太平天国围城导致饥民众多，长沙西城门一家米行被饥民哄抢，曾国藩认为是立威的好时机，下令对凡是参与哄抢的人治罪，最后抓到涉及到分米的人一共十三人，全部砍头挂在西城门示众； 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据他他写的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曾国藩领军后因为要自行筹集军费，为了得到军饷，冒功杀良，有三次屠城，其实是洗劫百姓财物。1858年4月，屠九江；1861年9月，屠安庆：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安庆屠城：9月5日城破，“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䶔以上皆死，···妇女万余具为掠出”、“ 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1864年7月，攻取天京（南京）曾国藩下令“大索三日”，纵兵抢劫奸淫，而同时攻城的李鸿章为了“尊重”湘军，约束淮军城外观望，据曾国藩给清廷奏折，报称杀贼十余万人。 南京何辜？七十年后，1937年12月13日，日寇谷寿夫对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实行六周的大屠杀，谷寿夫及其上级松井石根成为战犯；而曾国藩全国建祠庙。 同时期国外在干什么？ 几乎同时，也有一场内战发生在美国（1861---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是林肯，他在美国国会力排众议，反复强调叛乱的南方是同胞，不是敌人；还在战争未结束，就发表了《大赦宣言》，宣言说：“一切参加叛乱的人，只要他宣誓效忠和支持废除奴隶制，就可获得赦免，发还没收的全部财产，恢复被剥夺的政治权利。” 林肯到处演说，宣扬紧要的不是复仇，而是国家重建，然后被人在他演讲时刺杀。 而在法国，同时期一个农家的孩子，被田间绚丽的蝴蝶和萤火虫吸引，开始观察昆虫，1857年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指出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失误，法兰西研究院授予他生理学奖，称他为“昆虫界的荷马”，这个男孩子叫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国家官方的支持让他投入十年的精力写出了那部享誉全世界的《昆虫记》； 同时期欧洲的另外一个国家奥地利，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 genetics）”。1843年21岁的孟德尔因家贫而辍学，进入布隆城奥古斯汀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士，他花八年的时间，选取26种豌豆进行实验，他对来观看的人讲，作为神父不该有儿女，这些豌豆是他的儿女。1865年他发表了发现遗传第一、第二定律。 这是在“礼仪之邦”之外发生的事。 全世界都认为屠杀同类是犯罪，有反人类罪一说，我们礼仪之邦“一将成名万骨枯”，封建王朝给杀人犯建祠庙膜拜；直到今天，我们也不会有观察昆虫和进行豌豆实验的土壤——别说是社会，其家人首先会认为孩子精神出了问题，“不务正业”加以制止，让他去考公务员；即使有人想这么做，那一定是动机不纯，别有用心：曾经有个人讲他在秦岭发现了老虎，他卷进了舆论漩涡身败名裂，所有伤害他的人，都借此赚到了钱，获得了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