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战役历时二十天，人民解放军以伤亡三万三千余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队九万四千余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粟裕写道：“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歼的敌人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
粟裕在前线指挥作战
南京国防部在战后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此次豫东会战，匪军所表现特异三点：一、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二、敢攻袭大据点，如开封、兖州、襄樊等；三、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如桃林岗、许岗、董店等。以上诸端，在在足证匪军之战力逐渐强大，吾人应作加深一层之认识与努力者也。”
这份报告中提到解放军敢攻袭的大据点中包括襄樊，指的是豫东战役还没有结束，中原野战军又在7月上旬，远距离奔袭鄂北的襄(阳)樊(城)地区。
驻守这个地区的国民党政府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是黄埔一期生，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担任过复兴社书记长、三青团组织处长，深得蒋介石特殊信任。16日，解放军攻克襄阳，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余人，康泽被俘。这件事给蒋介石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襄樊战役
到1948年秋季时，解放军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权，忽东忽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仅再也发动不起一场像样的攻势，而且弄不清解放军的作战意图，穷于应付。
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被消灭后，许多部队是遭受击溃以至歼灭后重建的，战斗力大不如前。双方力量悬殊情况已有重大改变。解放军还切断了多处重要交通线，使国民党军队控制的不少重要据点陷于孤立，而使不少原来被分割的解放区连成一片。这些，都为解放军即将发动的三大战略决战准备了重要条件。
战争局势这样发展，一次又一次使蒋介石震惊，而又束手无策。这年初，宜川战役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宜川石村刘戡军之失败，刘军长与严师长皆尽职阵亡，殊为不测之大祸。”“今晨四时初醒，甚觉西北危机之大，将领腐败无能，前途黯淡，环境险恶，辗转不能成寐。”
以后，他在日记中一再写道：“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彼剿此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共匪狡诈打圈，诚令人苦闷不堪，其惟以静制动乎。”他这时也深感“兵力不足”了。
到1948年6月底，国民党军总兵力只有365万人左右，而能部署在第一线的正规军仅有249个旅(师)共174万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5大战场上的正规军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交通点线的守备及在其附近地区作战，能够进行战略性机动的兵力所剩无几。
这些部队中，大多数又是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重建或重创后补充起来的，兵员素质低下，官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置留长江中下游和大巴山山脉一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山脉一线以西广大地区的正规军仅有36个旅(师)23.8万人。
最使蒋介石痛心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机关、建制部队，尤其是216名高级军官被俘虏、被击毙，这对于国民党军是严重的打击，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国民党军队
尽管如此，蒋介石是个一味崇尚实力的人。到1948年7月，国民党军队尚有三百六十五万人，解放军总数近二百八十万人。拿土地和人口来说，国民党统治区还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人口近三分之二；而解放区的面积不足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稍超过三分之一。
拿蒋介石最精锐的全部美械装备的主力来看，除整编第七十四师已在孟良崮战役中覆灭外，原驻印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仍在东北战场，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仍在华东和中原战场。蒋介石自认为在许多方面仍享有优势。
因此，三大战略决战已经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只相信“军事之基本实力尚未动摇”“必蒙天佑”，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早可预卜。
当时局发展到这样的重要关头，如何认识当前形势，需要作出怎样的应对决策，成为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等待回答的问题。两党分别在八九月间隆重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蒋介石决定召开的是“戡乱检讨会议”，对两年来的“剿匪”军事进行“彻底反省，彻底检讨”，求得“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这次会议开得郑重其事：7月16日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国防部有关厅局召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就军政和军令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准备意见。
何应钦
何应钦强调：本次会议“对当前剿匪应有全般性之重要决策，对于政府各部门需要如何协力应主动提出切合实际之办法。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法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致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今后如何运用全国人力、物力，以及政治经济用以配合军事行动，应提出完善方案”；“针对匪军战略战术装备训练，检讨我军战略战术应如何改善”。
预备会议综合各单位提案，确定了政略、战略、战法、指挥、情报、编训与装备、后勤、兵员征补、政工、提高士气等23个决定草案，提交军事检讨会议审议。此外，涉及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讯兵等具体提案共248件，均经预备会议审查通过，责令各主管部门通令实施。
8月3日至7日，军事检讨会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举行，开了五天。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及军长等，加上国防部厅、署、司、局长，总计参加会议的有120余人。
南京军事检讨会议是国民党军统帅部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蒋介石每天到会并讲话，足见他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此时此刻，举行如此隆重的军事会议，理应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奇怪的是，事实上却没有。
会议前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刚就任国防部长两个月的何应钦在会上就指责蒋介石越级指挥和独揽人事权力，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蒋介石、陈诚等
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愤激地写道：“敬之(即何应钦)又在政治会议中特提指挥军队未经过其国防部转行手续，并称人事团长以上皆由总统决定，不经过评判会手续，以军事失败责任，彼全推诿而归总统一人负之，并有鼓动委员提议军事指挥与人事职权重新决定移转于国防部长执掌之议。此诚可痛可叹之事。彼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乘此时局严重、人心傍惶之时，竟有此意，是诚万料所不及也。”
长期小心翼翼伺候蒋介石的何应钦回国不久，竟敢在中央政治会议批评蒋介石，这事确实非同小可，说明风向确实有些变了。会议还没有开，高层内部已闹成这样，可以说是不祥之兆。
会议第一天，蒋介石致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开会词。他一开始就讲：两年来军事的整个局势“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原因在哪里? 本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劳心焦思的”的反省和“废寝忘食”的检讨，已经找出了两年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高级干部对国民党的“主义”“心理动摇”，“信心丧失”；二是高级将领“精神颓废，生活腐化”；三是国军对“共匪”的战法缺乏研究，不能做到“取匪之长，补我之短”。
蒋介石在讲话中把两年军事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前线将领指挥无能、贪生怕死，在与会将领中引起了很大反感。他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这样的将领，如何可以领导部下”，“尤其使我痛心的，这两年以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训话
整篇讲话没有对战局作任何具体分析，只是训斥高级将领精神颓废、信心动摇、天天只是朝着失败的方向去着想。他说：“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要振作军心，提高士气，唯一要务就是要我们高级将领恢复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
“我相信大家今天听了我这一篇沉痛的训斥，一定能够激发良知，痛切悔改，将平时一切精神心理生活行动，在会议中间详尽检讨，切实改正。如此，大家一转眼之间，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那么我们这次军事检讨会议，就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而各级将领的功业，自可以永垂不朽了。”这番讲话，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简直如同梦呓。
不少将领会下发牢骚说：作战无论大小，一手包办，坐在南京，凭过时的情报，在图上指挥，干涉小到一个师的细部行动，下级明知错了，也遂令执行，以免负责。这种指挥办法，再加上腐败的政治，当然除失败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完全怪罪将领是碍难接受的。
第二天起，根据蒋介石的训示，与会将领集中时间，就1948年上半年几个较大战役进行战例研究，检讨军事失败的原因，研究人民解放军的战法，讨论如何改进国民党军战术。由黄百韬等将领报告近期几次战役的经过，由蒋介石作讲评。
检讨会会场
在所有发言中，很大一部分话又是表扬或解脱自己，并未从战役战术上找出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研讨解放军战法及对策时，发言的将领都说部队很难带，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
一是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的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出师无名，士气鼓不起来。二是物价不断上涨，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这怎么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三是下级官兵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中下级军官不能维系家属最低限度的生计，有自杀的、卖淫的、弃儿鬻女的，这怎么能维系军心?
面对一片“困难、危险，叫苦”声，蒋介石不得不换副面孔，给将领们安抚打气，以压住会议中的失败主义气氛。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了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战法研究等若干个决定。
蒋介石寄厚望于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他说，此次检讨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是政府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大本营及与会将领“务必要把这次会议的决议案于两星期之内积极执行”。只要按照会议确定的政治、军事战略方针实施，“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会议闭幕那天，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又对军会训示一小时余，自觉言多重复，与言之不能贯澈，反令听者失望失信为虑。”五天的军事检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会议期间聚餐
这次会议没有作出什么重要战略决策。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却是事实。参加这次会议的国防部第三厅(负责作战)厅长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议名为检讨会议，实际上是以蒋介石向将领们打气为重点。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则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
他又写道：“我翻阅旧日记，并认真回忆，无论是在这次准备时间，或正式会议期间，并没有对各战场作重要指导。这期间蒋介石于7月25日赴莫干山，月底才返南京。8月3日正式开会，7日闭幕，9日蒋介石即去庐山，中间并无重大决策。”
他在会议闭幕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此次检讨会目的不明，准备不周，秘书处未能发生综合作用，所以毫无头绪。余总觉总统枝节指示，大家亦即枝节追随，所以乱得很。”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明白，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他在会议结束后的日记中写道：“军事检讨会议连开五日，每日亲自出席训示。在此百孔千疮、诽谤丛集、侮辱重重、忧愤频乘、又目见高级将领何、白等不惜毁损统帅、以求自全，而并无一人出于至诚表示拥护，以纠正目前自私自保之颓风也，思之可痛。”“对军会自觉已尽其心力，期其有效，甚恐听者藐藐，未能感动于中。只有但问耕种、不问收获之喻，借以自慰耳。”这就是蒋介石在战略决战前夜召开的军事会议的真实情况。
在这样严重的历史时刻，郑重其事地召开的军事会议竟开成这样，会后与会者对下一步应该怎样看和怎样做，都不清楚。它的后果可想而知。
微操总统蒋介石
会后，何应钦发表告全国官兵书，讲的还是“希望我全体官兵，振作精神，再接再厉，以歼灭共匪的主力，来庆祝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并争取剿匪戡乱战争的胜利”这样一篇空话。国民党军统帅部就是这样迎来战略决战的，正是其末日降临时的征兆。
一个月后的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前，也开了十一天的预备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是新中国诞生前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
会议充满夺取全国解放战争、准备创建新中国的蓬勃朝气，对下一步的军事计划、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同南京政府那次日暮途穷、一筹莫展的会议形成鲜明对照。
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作报告，整个报告贯穿一个主题思想，即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与会同志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和探讨，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尽管三大战略决战还没有进行，但他对决战必将胜利、新中国的诞生为期不远，已确信无疑。
九月会议合影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将要建立的新中国应该是怎样一个国家，要对未来的新中国初步勾画出一个大致轮廓。毛泽东、刘少奇等对这些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兼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的专题发言。他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攻坚与野战之互相结合。攻坚，敌必来援，就造成野战的机会。”“这就使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正规战，必须要求部队教育、政治工作及各种制度规章的建立。”
他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他在谈加强战争计划性时，特别点出中原和北宁线，预示着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即将开始。为了加强作战的集中指挥，他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的战略任务计划实现得更好。”
毛泽东主席做报告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军委制定的《人民解放军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根据“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确定要“充实野战部队，增建特种兵部队，整顿地方部队，精简后方机关”。野战部队设野战军、野战兵团、纵队(独立师)、师(旅)，实行“三三制”。
当时有五个大军区、四个野战军(西北、中原、华东、东北)，九个兵团，五十一个步兵纵队，一百六十八个师(旅)，特种部队六十四个团，地方部队二百五十个团。
野战部队的番号，由中央军委统一编排：纵队和师按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的次序排列。特种兵部队，主要是建立炮兵，首先是建立各纵队的炮兵团、营；其次视条件许可，逐渐建立各纵队的工兵营、连。地方部队分为作战部队和警备部队。
会议强调要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并发出了关于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的电报。
不久，周恩来在9月30日的一次报告中说：“我们的战术是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打他们。他们的部队在运动中分开了，我们就消灭其中的一部，我们采取的是‘消灭战术’。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对此有个说法：跟共产党打仗只要不被消灭就叫胜利。这样还能打仗?”“那么今后将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来呢?先拿地域来说，今后要在现有的面积上再发展一倍，达到占全国面积的二分之一。”
他特别强调：“打仗要靠士气，蒋军现在的士气比过去差远了，一天天地在消沉。”“蒋介石目前的处境，我们赠送他四个字：‘众叛亲离’。众叛，就是人民大众一致反对他；亲离，就是统治阶级、身边亲信也不相信他。他在政治上到了这样一个众叛亲离的地步，还怎么能维持天下呢?蒋家王朝现在已坐在刀尖上了。”
解放区人民欢庆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当时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人民解放军在厉兵秣马地准备发动战略决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一切都在有计划地紧张准备着。而蒋介石在很长时间内对将要到来的大变动却懵然无知，看到的只是战场上一个一个起起伏伏的现象。
他在8月底日记的“上月反省录”中写道：“本月份军事稳定，各战区无甚变化，惟陕北卅六师损失半数，殊为遗憾。其他经济、教育、政治较有进步，，其乃国家转危为安之一月乎。”三天后，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一俟经济改革有效，立即全力从事于军事，以期有济于党国矣。”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没有几天就要打响了，蒋介石却以为“军事稳定，各战区无甚变化”，想先集中力量处理已使他焦头烂额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以发行金圆券为标志的“币制改革”，下一步再“全力从事于军事”。从双方军事统帅部状况的这种巨大反差，我们相当程度上可以想象到这场战略决战的最后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