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刘湘与刘文辉开始了四川军阀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二刘之战”。四川的大小军阀均被卷入，双方动用兵力达30万人，战场绵延千余里，持续了整整一年。大战的结果，刘文辉遭到惨败，被迫率残部退入西康，收缩驻扎在雅安、西昌、康定一线。

刘文辉立足雅安后，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曾多次派人到南京活动，建议改西康为行省。恰好蒋介石也担心刘湘势力过于强大，想把刘文辉作为牵制刘湘的工具，遂于1935年7月批准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并兼任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

西康省政府成立仪式

1939年1月，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后，刘文辉即任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辉开始意识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在政治上已成为唯一能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为了摆脱自己政治上孤立无援的困境，他开始了与中共的接触。

周恩来也把刘文辉列为重点统战对象，主动派人与刘文辉联系，开始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早在1938年4月，当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便派中共党员邹趣涛作为联络人，负责与当时到汉口活动西康正式建省的刘文辉联系。

紧接着，周恩来又安排吴玉章与刘文辉秘密会见，详细对刘阐述了中共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并结合川康现实状况，站在刘文辉的角度，为刘分析了当前和未来的形势，给刘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在刘文辉离开汉口飞返成都时，周恩来特意赠送刘一套《新华日报》合订本，让他阅读后对共产党加深了解，以便真正成为共产党的朋友。

周恩来的这一番用心，使刘文辉受到感动，他感到与蒋介石政权的派系倾轧相比，共产党人确有肝胆相照的合作诚意。

于是，在1942年2月与周恩来正式会晤时，刘文辉向周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秘密电台去雅安，以便随时保持与中共的接触、彼此沟通信息，互通情报。

刘文辉

周恩来认真考虑并向延安党中央作了汇报后，决定派王少春率一个电台小组密赴雅安，在刘文辉管区建立地下秘密电台，直接与重庆和延安通讯联系，继续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并随时汇报刘文辉和第24军的有关动态。

王少春是有多年经验的中共特工，1891年出生在安徽芜湖的一个贫民家庭。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王少春经李克农介绍，在芜湖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芜湖。1927年6月，王少春在芜湖被捕，因为没有暴露身份，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此后，随李克农等离开芜湖去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从此，王少春成为上海滩头的职业革命家和我党的一名出色特工。

有一次，王少春从虹口运送一部电台到法租界隐蔽，在途中突然遇到搜查，他急中生智，用两个手指头伸进喉部压迫舌根造成呕吐，把装有电台的皮箱弄得肮脏不堪。

前来搜查的“红头阿三”(外国巡捕)见此情景，急忙捂着鼻子吆喝他“快走！快走!”王少春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将地下秘密电台成功地转移到法租界。以后，这部电台交给了地下情报人员李波(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使用。

1930年，经中共地下党一位领导的介绍，王少春与上海申新纱厂的一名纺织女工秦惠芳认识并结成伴侣。与王少春结婚后，秦惠芳也正式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后来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长期的地下工作，使这对革命夫妇成为我党杰出的特工人员。所以，当周恩来考虑派谁去雅安建立中共秘密电台时，首先想到的便是王少春夫妇。

1942年6月的一天晚上，夜幕笼罩着山城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二楼的一间房子里，周恩来向王少春详细介绍了刘文辉的有关情况以及党中央决定派人去雅安设立地下电台，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指示说：“建电台是刘文辉主动提出来的。蒋介石排斥异已，和刘文辉之间有矛盾，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去做刘文辉的工作。我们和刘文辉有过协定：两军合作，抗战到底；互相支援，抗蒋吞并。你去后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失败，不要暴露身份，主要是争取刘文辉，同时还有潘文华、邓锡侯。要在那里生根立足，起码做三年的打算。”

周恩来与王少春

王少春接受任务后，很快便带上电台，和译电员秦惠芳、报务员杨作爱三人一行秘密离开重庆。一路上，他们化装成商人，手持刘文辉驻重庆代表(中共秘密党员)的介绍信，顺利抵达成都。然后，又从成都搭乘国民党第24军师长唐英的汽车，于7月24日来到雅安。

王少春到雅安后，先与刘文辉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接头。第二天，在张伯言的安排下，王少春来到刘文辉的会客室与刘见面。

刘文辉事先已在会客室里等侯，知道王少春是以中共联络员和秘密电台台长的身份来雅安的，不待张伯言介绍，刘文辉便起身上前欢迎说：“一路辛苦了，请坐!请坐!”

王少春坐下后，先代表周恩来，转达了对刘文辉的问侯，接着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雅安，身份不能公开，对外怎么称呼，需要共同商定；另外，工作如何开展，也要研究后作出安排。”

刘文辉连连点头说：“王先生放心，你是我的客人，我们当然要为你作好一切安排。你有什么要求，只管向我提出，我一定为你解决。”

经过一番商议，双方最后决定：王的公开身份是刘主席的私人顾问；王是张参谋长的朋友，是避难来雅安安家的；王尽量不与外界接触，只与张参谋长单线联系，如有急事，可直接与刘文辉面谈；王需要的住房和物资，由刘文辉负责提供，地址是苍坪山下张伯言的旧旅部。

苍坪山秘密电台所在地

那里是一所四合院的住房，前面是一片草坪，后面院子的后角有几棵古树，有后门通向山上。环境十分僻静，平时很少有人来往，是一个理想的隐蔽所在。

7月30日，王少春等人搬进刘文辉提供的这座四合院，立即便在那里进行伪装、架设天线，第二天，按照中共南方局编好的密码，沟通了同延安的信号。

从此，每天深夜12点，王少春都要同延安联络一次，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并接受指示。平时的主要工作，则是负责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由王少春编上标题、按语和编号，送给刘文辉阅读。

这项工作，八年来从未有过间断。而刘文辉也是每日必读，他把这些电讯稿称为“红色参考消息”，在了解时局的发展时，无形中受到我党方针政策的影响。

秘密电台建立后，很快便受到军统特务组织的注意。重庆的军统电讯总台在监听中共重庆地下电台时，曾发现过对雅安的呼叫信号。这件事引起了戴笠的极大注意，他立即指示军统雅安组组长赖兴乾秘密查清此事。

在戴笠的催促下，军统雅安组虽然加紧工作，捕捉到这一电台的电波，却无法破译经过特殊编制的密码。不得已，赖兴乾乃派黄华打入刘文辉的无线电总台，希望能从中找到破案的线索。

西康省政府

黄华是军统雅安组潜伏电台的台长，浙江人，曾受过专门的电讯训练和特务训练。他打入刘文辉的电讯总台，是经过戴笠特别批准的。

经过一番秘密侦察后，黄华汇报的结果是：“24军的电台没有同共产党的电台通报。雅安城区附近， 这是有电台在同外面通报，但不能确定是谁的电台在同谁通报，只能说可能是共产党的电台。”此情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只好将此事暂时搁下。

军统雅安组的无能，大大激怒了军统局局长戴笠。1940年10月，戴笠秘密派遣两名专业特工，携带美国新式无线电监测仪器来雅安，以缉私为掩护，住进罗国熙的西康缉私处。

罗国熙黄埔毕业，与戴笠同学，曾长期在沦陷区从事特工工作，此时刚由沧陷区调来雅安，目的也是要加紧对川康地区的监视和控制。

两名专业特工携带新式仪器住进缉私处后，很快查明中共电台的位置就在城区附近、苍坪山脚下。但因为刘文辉本人的公馆、刘文辉副军长陈光藻的公馆都在那一带，特务们未能查清其准确位置，甚至怀疑电台就在刘文辉本人的公馆内。

刘文辉很快便获悉两名专业特工秘密来雅安的消息，在进一步得知缉私处要出动他们控制的袍哥帮会人员对苍坪山王少春住所进行查访的消息后，刘文辉立即召来第24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李忠孝，要他负责保护王少春不受缉私处人员的骚扰。

雅安旧景

罗国熙屡次派人秘密查访均无结果，最后决定自己亲自出马。他带上两名随从，化装成打猎的，背着猎枪在苍坪山上晃悠，后来又伪装要水喝，去敲王少春的大门。

王少春开门后，立刻发觉这两个鬼头鬼脑的人来路不正。便问他们有何贵干。罗国熙的随从回答说，他们来山上打猎，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王少春挖苦地说：“你们背这种猎枪可以打野猪了，可惜这座山上连野兔都看不到。”罗国熙见王少春不好说话，要了些水后只好悻悻离开。

此后，罗国熙又化装成探亲访友的，带了一名江浙口音的特务，希望与王少春搭上话套套口风。这一次，开门的是操湖北口音的杨作爱。

这进一步引起了罗国熙的怀疑。这个老牌特务分析说：“这家独院里住的人同时操江浙口音和湖北口音，肯定不是一家人。而且，院内的陈设十分简朴，根本不像达官贵人的公馆，相反倒有共产党机关的严肃味儿。左邻右舍的人说：那家独院常有第24军军官出入。我们去查访时，也发现附近驻有一连警卫。显然，他们受到刘文辉的特别保护，很可能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机关，电台可能只是这个机关的一个附属品。”

罗国熙将他侦察到的线索连同他自己的分析，拟成一封回复戴笠的电文，要此时的军统雅安组组长徐伯威一同署名后上报戴笠。徐伯威见此电文对刘文辉极为不利，便立刻照抄一份飞报刘文辉。刘文辉看后大怒，坚决不准徐伯威上报。

在刘文辉的掩护下，王少春的秘密电台始终保持了与延安和重庆的通讯畅通。使刘文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能够得到中共中央的帮助，以制订对付蒋介石的策略。

秘密电台所用发报机

1942年到1943年期间，蒋介石借口西藏地方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命令24军出兵讨伐西藏，另派中央军两个师进驻西康接防。刘文辉明知蒋介石打的主意是借图藏以图康，但因军令难违，如果拒绝服从，势必使自己陷入名不正言不顺的被动局面。

在左右为难之际，刘文辉找来王少春，把蒋介石的命令和意图告诉了王少春，希望就此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少春建议刘文辉来个将计就计，针对蒋介石的作战命令拟一个作战计划，开一个向蒋介石要枪械，要装备，要经费，要扩大编制补充实力的庞大清单，送到重庆批示。

蒋介石一见此“计划”，又气又恨，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派何应钦出面，借口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开支，宣布收回成命，“暂缓对藏用兵”。

在取得与中共的密切联系后，刘文辉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再孤立，对蒋的态度也日趋强硬。1944年春，西康缉私处处长、军统大特务罗国熙在蒋介石指使下，以便于执行缉私任务为由，率领中央军一个旅，打算进驻雅安，把雅安置于特务的控制之下。

刘文辉接到这一情报后，一方面通过王少春与中共通报，希望中共通过外间舆论揭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另一方面则进行军事部署，派两个团在邛崃一线进行阻击。

当罗的先头部队到达邛崃时，第24军立即予以迎头痛击。与此同时，川康地方人士也联名致电蒋介石并举行游行示威，闹得满城风雨。蒋介石考虑到抗战仍在进行，怕把事态扩大，不得已将部队中途撤回，大特务罗国熙也随之离开西康。

1945年10月3日深夜，王少春从密电里收到将介石命令杜聿明以军事突袭解决云南龙云的消息后，连夜冒着大雨去找刘文辉，把这个消息通知他，让他有所准备，早作防范。

王少春本来有气喘病，这天晚上淋了雨，气喘病复发，又咳又喘，难以入睡。直到天明，刚要合眼，又从电台中得知蒋介石发表刘文辉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的消息。

此时，王少春不顾自己的病痛和疲劳，翻身下床，立即去刘文辉处通报这一消息。同样一夜未眠的刘文辉听到这一消息，喜形于色，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王少春见状，关心地对刘文辉说：“看来蒋介石暂时不会对你下毒手了，但是也不能大意，更不能对蒋抱任何幻想。这很可能是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手腕，或杀鸡给猴看的阴谋。”

刘文辉连连点头，对他这种忧喜与共的诚恳态度十分钦佩。从王少春身上，刘文辉再次感受到共产党对他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态度。

解放军进军西南

除了充当中共与刘文辉之间的秘密联络员外，王少春还注意直接搜集一些重要情报上报延安。那时，苍坪山是个官场汇集的地方，脚下遍布西康军政要员的公馆，山上则是这些人早起健身练武的地方。

这些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时而夹杂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议论，时而又透露出一些军事或政治上的机密。王少春为了搜集情报，每天早晨也穿一件白土布对襟上衣、青色宽裤腰肥腿裤，精神抖擞地去苍坪山上打八卦拳。

在那里健身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知道老王是刘文辉十分看重的幕僚，对他从来不作回避，他也就趁此机会搜集各方面情报，同时也从侧面进一步了解刘文辉，并将搜集到的重要信息，及时向延安或重庆汇报。

从1942年7月建台到1949年12月刘文辉起义，王少春和他的地下电台在雅安坚持了八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八年中，王少春和他的电台小组战胜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充分显示了中共特工人员坚韧的意志和素质。

在人们心目中，特工工作总是与惊险和富于刺激联系在一起，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工作的艰苦、沉闷和单调。因从事的是秘密工作，王少春和小组成员平时基本不能出门，8年时间就一直关在一座破庙似的四合院里，除了通过无线电波获得外界的信息，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按照最初的约定，王少春等人赴雅安建秘密电台，物资方面由刘文辉保证供给。但刘文辉与中共合作的态度一直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对王少春的态度也就时常表现出阴晴冷暖。

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此时，刘文辉对中共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并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产生了怀疑，对王少春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此之前，刘一直派四五个卫士和勤务兵跑前跟后保护和帮助王少春及其电台小组，但现在却只剩下一名士兵。对这一变化，王少春并未放在心上。

起义部队

他唯一感到恼火的是：他的电台因为没有新电池保持充足的电源，已经快要无法与延安联系了。过去刘文辉总是按时派人送来新电池，而现在拿来的却都是旧的。王少春没有法，只好在旧电池底部凿几个小洞灌些盐进去，土法充电，勉强维持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刘文辉还减少了对中共秘密电台其它方面的物资供应和经费资助，以致王少春电台小组几乎到了无米下炊的艰难地步。

面对刘文辉态度的变化和当时的困难处境，王少春一面向党中央联系反映，一面严肃地告诫刘文辉：“你要当‘政治家’，不要当‘政治商’。希望你把眼光放远点!” 为了度过生活上的难关，王少春带领他的小组，发扬南泥湾精神，在屋前屋后开荒种菜。

艰难的处境并没有磨灭王少春的革命意志，王少春的夫人秦惠芳后来回忆说：“在雅安的八年里，我们住的是透风的破屋，吃是自己种的菜，从来没有进城看过戏，从来没有进过餐馆。为了党的工作，这些我们并不在乎。”

周恩来得知刘文辉态度的变化和王少春等人的艰难处境后，发电报通过王少春转告刘文辉说：“我们的电台人员，如果你认为不需要，请你买张飞机票送到香港，包括机票钱都会给你送来。”刘文辉这才警觉起来，改变了对王少春和电台小组的态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少春去成都与张友渔等取得联系，从地方党组织获得部分经费以暂时解决眼前困难。由于当时通货膨胀十分厉害，王少春和秦惠芳拿到钱后，马上买成两个金戒指存放起来，准备留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全国解放后，王少春奉调回到北京，立即将剩下的一个金戒指交给了中央组织部。

1949年8月，西安、武汉解放以后，湖南又宣布和平解放，解放战争的重心已开始转向西南。这时，已经开始酝酿起义的刘文辉按照参谋长杨家桢的建议，通过王少春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汇报了起义的意向和起义的准备，并请示今后应如何行动。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回电说：“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王少春把周恩来的指示向刘文辉、杨家桢传达后说：“我是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可以向你负责一切，你不必再找其他人联系。”

至此，刘文辉才知道王少春并非仅仅是他与中共之间的普通联络员，而是周恩来深谋远虑，早早便派来做统战工作的中共高级特工。

解放军进入成都

考虑到王少春当时的险恶处境，早在1949年春天，周恩来便指示王少春夫人秦惠芳带着女儿由雅安赴香港。此后，秦惠芳又在香港接到中央军委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电报，要她立即回北京汇报工作。

秦惠芳走后，所有电报的译稿任务就压在了王少春一个人身上。但此时西南战役即将展开，王少春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仍然硬拖着病体，夜以继日地挺着坚持工作。

1949年12月5日，周恩来致电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文辉)先生，时机已至，不如再作等待，对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孙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军侵入。”

12月8日，周恩来又致电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电台联络。在未建立之前，雅安台与京台每日通报两次，有报再经京台转你们。”王少春不仅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指示转告刘文辉，而且向刘文辉和第24军提出如何贯彻这些指示的意见和建议。

12月9日深夜，苍坪山上的电报划破万里长空，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将军在川康通电起义的喜讯。

刘文辉等三将军通电起义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正在成都督战的蒋介石感到大势已去，12月10日，就在刘、邓、潘宣布起义的第二天，蒋介石仓惶离开成都，乘飞机逃往台湾。

起义部队与解放军会师

然而西南战事并未结束，12月中旬，胡宗南残部和王陵基的保安团为了打开南逃的通路，竟顽固地集中起近20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起义的第24军进攻，企图从雅安窜向西昌、云南。

在这十分紧急危险的时刻，驻守雅安的第24军参谋长杨家桢为了保护中共代表，再三要求身份已经暴露的王少春撤离雅安。但王少春不肯离开他坚守了八年的战斗岗位，拒绝撤离。

在当时军情险恶，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王少春一面致电中央军委告急，请求迅速进军，围歼胡宗南、王陵基部；一面则向第24军杨家桢参谋长指出：西康阻击战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川康可提前解放。

他代表中央军委要求第24军代军长刘元宣、军参谋长杨家桢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先将成雅公路破坏以阻止胡宗南的坦克、大炮进入西康；同时做好向南撤退的准备工作，以便节节阻击，抗拒胡军南进。

12月7日，周恩来紧急致电王少春，随电转来二野刘、邓的来电。来电称：“军委：我先头17军与10军已于(铣)日攻占乐山、青神，正迅速向西发展，战果待报。11军、12军今(筱)日可到达新津、彭山之岷江东岸地带。”刘文辉、刘元暄、杨家桢闻讯后，紧张的心情开始缓解。

在通往雅安的名(山)雅(安)道上，刘文辉部前线战事正告危急的时刻，解放大军神速前进，一举攻克新津、邛崃，刘文辉部前线解围，胡宗南部很快在川西平原被歼灭，王陵基也兵败被俘。起义的第24军，在阻击胡宗南部南逃的战役中做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赞扬王少春任务完成得出色，并任命王少春为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