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得意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抗战胜利后处于威望顶点的蒋介石

全面内战是蒋介石一手发动的。他一直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其个人威望到达了顶峰，认为可以团结各地的军阀，下决心要消灭它。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说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抗战胜利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胜利，全国民众普遍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渴望能开始国家的和平建设。蒋介石却急于在逐走日本这个大敌后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

重庆谈判

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当天(9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9月17日，他又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十年内战时期他亲自手订的那本《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切实遵守”。很清楚，他的决心已下，全面内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蒋介石对其一手发动的这场内战的性质与规模，在战争初期就明确地表述：“今日之共匪，其装备训练与作战指挥，比较江西时代，均相当进步。”“剿匪之成败，关系我国家之兴亡。故应正视此严重事实，而确认‘剿匪’乃堂堂正正之‘战争’，非局部之戡乱与绥靖也”。这就是说，蒋介石一开始就把这场内战看成是正规的、全面的战争，是关系到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决战。

在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看来，1945-1946年，国民党军队是能够战胜中共军队的。为什么蒋介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全国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如此急切地要发动全面的反共内战?

蒋介石从来是迷信武力的。他认为自己有力量在短期内依靠武力消灭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抗战一胜利，国民党当时拥有正规军约二百万人，加上其他军事力量共四百三十万人。人民解放军只有六十一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人员共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四比一。

至于武器装备，双方更是悬殊。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得到美国大量军事援助，武器装备有了大幅度改善，约有四分之一成为美械或半美械部队，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多万人的武器，拥有人民解放军所没有的坦克、重炮、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等。

他还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美国又动用空军和海军，将远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四十万至五十万人，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本占领的华北和华东去。当时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把它称作“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在蒋介石看来，优势仿佛全在国民党方面。因此，蒋介石认为，这正是实现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最好时机。

美式装备的蒋军

他在发动全面内战时，在日记中写道：“剿匪军事决不能用正式讨伐方式，只有用不宣而战、局部的逐渐解决。但每一战局必须求得一段落，并须准备充分。速战速决为要旨也。”

对于这种“速战速决”战略方针，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作了如下解释：“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匪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这充分反映了他的“速决”战略，是完全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

根据相关人员回忆，蒋介石想乘抗战胜利之余威，接着消灭共产党，令何应钦拟制剿共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何先生还特别去拜访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建议何先生千万不能对共产党大意，更不要轻视他们。

何应钦令参谋长(萧毅肃)草拟计划，以两年为期，消灭中共。此计划未被采纳，代之以陈诚‘六个月’就可扫灭共产党的方案。

何应钦

这时国民党兵精弹足，全部配备到位，不仅军队多是美械装备，而且在财政上，由于接受沦陷区的财物，国库罕见地出现了10亿美元的积余。陈诚信心十足，在南京公开宣布：完全有把握在5个月内解决中共。他的具体计划是这样：

一、在6月份用48小时消灭中原解放区，先清除中共对国民党统治腹地的威胁。

二、在7月份用两个星期占领苏皖解放区，消除威胁统治中心和主要经济发达地区的华东解放区。

三、在8月份用3个星期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清除威胁平津和进入东北通道的解放区。

四、在9月份消灭冀热辽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然后清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晋绥、陕甘宁等解放区，摧毁整个中共根据地，使“解放区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委员长心里很急，希望赶快把共产党问题解决，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要很快实施宪政，如果剿共战争拖得太久，并不符合他预定的时间表。”

于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同时撤销)，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何应钦被冷藏。

这表明，蒋介石所说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并不只是对外宣传或激励将士的口号，而是他急切希望实现的实际行动方案。在他看来，用两年时间来消灭共产党就拖得太久了。

美军培训的蒋军

然而，一场大规模战争谁胜谁负，同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否正确直接相关联。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同毛泽东指导作战的战略方针根本不同。

蒋介石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力图先夺取重要城市，进而控制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再进行“分区清剿”，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解放军，变解放区为国民党统治区。

毛泽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一时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只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根植于双方代表的不同社会力量，几乎贯穿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

蒋介石的那一套想法，那就是从夺取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下手。1947年5月15日，他向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全体学员作《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的报告时，对这个方针有一段详细的解说：

大家要知道，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以匪军不能占据都市，实在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

依靠铁路机动的蒋军

蒋介石对实现这个方案充满信心。他兴奋地认为：解放军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就只能到处“流窜”，只能算是“流寇”；自己以城市为依托控制住交通线，解放军就无法流动，只能在分割状态下被国民党军“分区清剿”，最终归于消灭。

他在同年2月17日的另一次讲话中说：“现代战争和古代已大不相同。现代交通工具进步，兵员运动迅速，政府有飞机、火车、汽车和坦克，调动方便，流寇绝无隐蔽容身之地，怎么能存在?大家要知道：过去时代的流寇，只有两种本领：一种是负隅，凭借险阻，顽强抗拒；其次是流窜。但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交通如此发达，武器如此进步，无论什么险阻，经不起飞机的轰炸，无论流窜如何迅速，赶不上火车汽车，所以流寇是无法存在的。”

蒋介石在确定战略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战争初期的3个“战略目的”：“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路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的，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其他要员，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在作战中要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基点。

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它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们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能掌握交通要点和大城市，对于政治经济以及宣号召，也有莫大的影响”。

装备精良的蒋军

蒋介石确定国民党军的“作战纲要”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匪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使“我军运输方便，进退自如，一个兵即可当十个兵之用”；“匪军方面则因占领地区被我分割，兵力便无法集中”。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

国民党军实施全面进攻的战略部署和重大战役行动，都是依据这一指导思想作出的。蒋介石及其统帅部为达到占领城市和消灭解放军主力的目的，把部队编组为“突击兵团”、“闪击兵团”、“扫荡兵团”、“地方部队”、“守备兵团”，其任务区分如下：

突击兵团：以搜索敌主力所在，寻求决战为主要任务。要求由训练、装备皆优，指挥官能力卓越，战斗力强之战略部队，配备必要的骑、炮、工、装甲、通讯、航空等兵种联合编组，成为强有力的纵队。

闪击兵团；以配合突击兵团，迫敌决战，迅速开敌主力为主要任务。由摩托化步兵战略单位及战车为主休，配属摩托化炮兵、工兵部队编组而成。

扫荡兵团：以继突击兵团之后，扫荡战场、肃清残敌为主要任务。其编组，以步兵团(营)为主体，加强步兵重武器及通讯设备，使之能单独活动于战场。

地方部队：主要任务为接替野战军防务，以宪、警、地方团队组成之。

守备兵团：以确保要点、要线，牵制敌兵力，使决战方向有利为主要任务。以步兵营以上之兵力为主体，配属必要之炮、工、通讯兵编组之。

规定了各种兵团运用及联系的要则；先以突击兵团搜索并确实捕捉敌之主力；尔后将集结后方待命之闪击兵团迅速机动至战场，协同突击兵团，以压倒优势与敌会战，歼灭敌军。战役结束后，突击兵团向下一作战目标攻击；闪击兵团位机动位置休整待命；扫荡兵团肃清残敌；地方部队接替野战军巩固后方治安。

蒋军炮兵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还于1946年8月修订、颁布《作战教令》。《教令》在分析解放军战略、战术特点的基础上，要求各战区实施“地方保甲组织战”(以实行连保，完成保甲封锁地带，充实保甲自卫能力为主要内容)、“宣传战”、“精神战”(以提高士气、瓦解敌军为主要内容)、“交通战”(划定封锁地带，设置封锁线，组织修路队，加强巡逻警戒)、“通信战”(反窃听，反破译，提倡简便通信)、“后勤战”(封锁敌之粮源，保护自身给养路线)。

按照这个方针，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初期，倚仗自己的优势兵力，夺取了解放区许多重要城市，打通了一些交通线，控制了大片解放区土地，表面上确实占了一些便宜。

解放军先后撤出苏皖边区的首府江苏淮阴、山东根据地的首府临沂，1947年3月19日又主动撤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的延安。这给解放军也带来不少困难：根据地缩小或被分割，使部队打运动战的回旋余地减少，如果不慎，还可能因孤立缺援而被各个击破；后方供应基地遭到破坏，部队的弹药和粮食的补给常会遇到困难；一些重要城市的放弃，也容易使士气和民众心理多少受到影响，解放区的干部和官兵大多是本地人，看到家乡受到蹂躏，难免会出现某些思想混乱以至埋怨情绪。总之，解放军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解放战争

这在一段时间内也增强了蒋介石骄横的气焰。在他看来，只要这样一步一步地夺取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做到“局部的逐渐解决”，就能在不长时间内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目的。

但是，蒋介石在一个根本点上完全估计错了：人民解放军不是“流寇”，并且从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一直坚持反对“流寇思想”。

它并不以重要城市为根据地，并不把它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而是以广阔的农村为根据地，在这里扎下很深的根。

它的指挥员和战士大多是来自经过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子弟兵，内部团结，士气高涨，能够不怕疲劳地连续作战，能够隐蔽地发动突然袭击，或者迅速地秘密转移，跳出国民党军队精心策划的包围圈。

它和当地农民关系密切，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能够严密封锁消息，能够及时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能够就地取得必要的人力和食品支援。就是国民党军队一时占领的地盘，国民党也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这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也是他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无法做到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本来为数有限的用于野战的军队，随着占领解放区一些城市和交通线，不可避免地要以很多兵力分散改任守备。占地愈多，兵力愈分散，背上的包袱愈重，加上在作战中不断被歼，他的野战兵力越打越少。而兵力分散守备，正便于解放军选择弱点，各个击破，一步一步地削弱并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至于蒋介石极为重视的漫长的交通线，更不可能处处强固设防。解放军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常常可以从交通线的薄弱环节处穿越对方的防线自由出入，在重要时刻尤其如此，无法阻挡。国民党军队又不习惯夜战，到晚间宿营时，解放军经常可以轻易地穿越那些封锁线。

蒋介石那套“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战略设想，讲起来仿佛头头是道，其实完全脱离实际，不仅最终全归落空，而且使他那点本钱不断被消磨削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一步一步发生变化，种下国民党军队兵力越来越不足、捉襟见肘、无力应付的严重后果。日子一长，它的后果将一一显现出来。

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谈到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地区作战，作了这样的检讨：“当时徐州绥署之战略观念(构想)，系以扩大占领地域为目的(渐及于规复苏北、打通必要交通线)，故平均使用兵力，同时向多方面发展。因此，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先求控制地域，致兵力渐形分散孤立，予匪军实施运动战(机动作战)逐次击灭之好机，匪且趁势发展壮大，致使双方战力，匪长我消。”

华东战场

撇开其中一些污蔑性用词不说，也且不讨论国民党军队有没有可能先来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他们检讨中指出的战略性错误有很大部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他们还没有勇气指出这种错误的战略观念不仅是徐州绥靖公署的，其实正是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方针。

郝柏村也感慨地写道：“蒋公虽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思想，但其所关注者则是地的得失，故在日记中以攻占某城某地，且亦指示某城某地必须坚守。是以自剿共以来，无论关内关外，国军占领了很多重要城镇，但党政不能在地生根，必须国军保护，故占领城镇越多，包袱越大，部队不能机动集中，致被各个击灭。”

这里，使人联想起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扫荡”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采用的“囚笼政策”。他们依托一些城市和几条交通线，不断扩张占领区，增加据点，来封锁和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部队的回旋余地和给养供应遇到严重困难。

刘伯承曾形象地譬喻这种“囚笼政策”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蒋介石仿效的，正是这套做法。日军的战斗力强于国民党军队，他们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逐步消灭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确实大大增加了根据地的困难。

可是，彭德怀指出：“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是从对分割晋察冀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正太铁路发动“大破袭战役”开始的。日军的“囚笼政策”不仅没有奏效，反而使八路军将士在残酷斗中得到锻炼，变得更为坚强有力。

日本侵略者束手无策，方面军编印的《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之观察》对八路军的作样评论：“其上级干部多为经验丰富干练之士，其统率才能十高超，尤其对分散于广阔地区的多数小部队巧妙的指挥运用，须瞩目。”“共产军之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而执拗，已逐渐成我治安之最大障碍。”

蒋家王朝的覆灭

历史当然不会雷同，战争的性质也不一样，但有时确有相之处，很可以发人深思。国民党政府这样在短短4年时间，将自己20年执政积累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资源挥霍一空的，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