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的泾原之变，唐德宗被迫出逃陕北小城奉天1年多，期间唐德宗身边的武将或逃走或叛变，只有宦官坚定地站在皇帝身边，协助效忠于皇帝的士兵守城。此次事变导致唐德宗对武将集团彻底失去信任，重返长安后的唐德宗，唐德宗正式将大唐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兵权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宦官，宦官集团也由此掌握了大唐最重要的“枪杆子”。

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掌握神策军兵权的宦官开始成为左右大唐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甚至连大唐皇帝的命运也被其掌握。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大唐天子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弑杀，另一宦官王守澄则拥立江王李昂为帝，是为唐文宗。堂堂一国天子被宦官说杀就杀了，纵观二十四史，怕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例来了，要是天可汗李世民泉下有知，估计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面对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文宗深感焦虑。太和九年（835年），27岁的唐文宗不甘心受制于宦官，遂与心腹近臣李训、郑注等密谋诛杀宦官，以重振大唐天子权威。李训、郑注本是王守澄推荐入朝为官的，本质上属于宦官集团，他们诛杀宦官的目的，更多的是出于争权夺利的角度，而不是匡扶大唐朝纲。再加上李训、郑注二人平日了作威作福惯了，在朝中的口碑和威望亦是不足，这也给唐文宗诛除宦官行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但是唐文宗没有别的选择，环顾朝堂多是宦官党羽，地方上又是藩镇割据，神策军又听命于宦官，唐文宗手里的牌着实少得可怜。后来李训和郑注还发生了火拼，李训诛杀了郑注，如此一来李训成了唐文宗手里最后的牌。

就是在各种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李训及其亲信舒元舆在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行动。那一日，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发现有甘露降临，在当时是个了不得的祥瑞。李训、舒元舆以观赏甘露祥瑞的名义邀请宦官首脑到左金吾衙门后院，计划在此埋伏数百名刀斧手，只等宦官们一进来，就来个关门打狗。可惜计划很完美，但是关键时刻出篓子了。当宦官首脑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诸位宦官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时，李训和舒元舆的刀斧手还没就位，只有一部分人到位了。如果李训、舒元舆当机立断，马上关闭宫门，控制住仇士良、鱼弘志还是没问题的，只要除掉仇士良、鱼弘志，宦官必然群龙无首，大唐还有赢得可能。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李训和舒元舆掉链子了，迟迟下定不了决心，而仇士良、鱼弘志则敏锐地发现了李训和舒元舆的不对劲，并透过帐幕看到了埋伏着的刀斧手，一时大惊，遂急忙往外跑，守门的士卒正想关门，被仇士良大声呵叱，眼睁睁看着仇士良、鱼弘志逃出生天。而后，仇士良、鱼弘志带神策军急奔唐文宗所居住的含元殿，将唐文宗挟制起来，以唐文宗的名义宣布李训、舒元舆等人谋反，并带领神策军诛杀了李训和舒元舆等人。之后，又在长安城内以搜捕贼党的名义大肆屠杀文武百官，数百名大唐高级官员被屠戮，大唐朝廷为之一空，是为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完全沦为宦官手中的木偶，大唐天子的威严降到了极点。唐文宗曾发出“郝、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的感慨。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一，唐文宗抑郁成病，自知命不长久，遂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叫来宰相杨嗣复、李珏二人托孤，让其辅佐太子监国。仇士良、鱼弘志闻讯后，带兵废太子为陈王（不久后将其暗杀），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是为唐武宗。唐文宗得到消息后，丝毫无法改变局势。正月初四，唐文宗带着不甘和屈辱病逝，大唐的天空丝毫已经看不到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