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壹1914年11月1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罗春驭上政堂血禀，为呈控钟颖事》，为父驻藏左参赞罗长裿鸣冤，矛头直指已经是已经是千夫所指，致西藏政局混乱的前驻藏办事长官钟颖。
文中提到，罗长裿之子罗春驭以血书的形式，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讲述了其父在清末民初之际如何在西藏被“戕于前西藏办事长官钟颖乱兵” ，并指控钟“在藏种种误国殃民” 。
一时间，又将这名清末率四川新军进藏的指挥官、前民国驻藏办事长官推上了风口浪尖。
的确，民国鼎革后，钟颖自出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长官后，驻藏川军与西藏地方势力的冲突没有停止，甚至愈演愈烈，“大有万难禁止之势”。
而且随着1912年12 月18 日，钟颖统率的驻藏川军与西藏地方势力达成协议，经过印度撤出西藏之举，更是引起了国人的轩然大波。
不久，袁随即命军政执法处拿办钟颖。谁知在国人对此拍手称赞之际，1915年1月25日，就在《新闻报》中刊登了《前驻藏军官为钟颖辩诬之呈文》的文章。
但是即便如此，1915年 3 月19日袁世凯还是发布了“大总统申令” ，“钟颖著处以死刑，依法执行” 。
老年陈渠珍和其《艽野尘梦》
此事后来一直存在争议，甚至又出现了钟颖亲友和旧部为其鸣冤的专集《弥天冤案录》一书，到了多年后，当年作为川军进藏川军一标三营督队官，后来成为“湘西王”的陈渠珍也在其回忆当年进藏生涯的的《艽野尘梦》中有意无意的对当年自己接受调查时的证词做了推翻，说明当年的证词是在受到压力情形下做出，他为自己辩诬，亦似为钟颖洗冤。
《弥天冤案录》在1992 年，陈家琎在该书影印出版时作序，将书名改为《钟颖疑案》，并为之作序文。
如此一件疑案，当年可谓是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但是一百多年后我们再来审视此案，在能够看到更多的史料和个人回忆的前提下，似乎可以再来说一说这件当年很离奇的事情。
下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说这件事，首先钟颖是谁？他在西藏做了什么？清末民初的西藏局势是什么样子的？袁世凯为什么一定要杀掉钟颖？难道只是因为罗长裿之子罗春驭的一篇千余字的血书吗？
贰钟颖，字鼓明，出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满洲正黄旗人，根正苗红的爱新觉罗氏。 父晋昌，娶咸丰帝妹，官至盛京副都统。 钟颖与同治帝为表兄弟，颇受慈禧太后宠眷。
其家族在清廷长期担任武职，尤其是其父辈兄弟三人，长期驻守清王朝的北部边疆，颇受朝廷信任。
随着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清廷深感八旗及绿营兵的腐败、战斗力低下，亟需建立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
故而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时候，清廷密诏授予18岁的钟颖假协统衔，让其入川召集训练新军。因为当时四川经费不足，所以新军人数还达不到一镇的规模，所以设为了两个协，设协统两名，一为程文葆，驻扎省城，另一协统为陈宦，驻守省垣外凤凰山，钟颖即前往此处。
1907 年，陈宦抽调一营兵丁约 400 人随锡良前往云南任职。钟颖正式接任陈宦出任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但不久，又因为赵尔丰组建边军需要人手，所以又调了一部分人马给边军，钟颖只得另招募各营，重新组建该协。
1908 年春，新任川督赵尔巽奏请在成都开办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堂总办由钟颖兼任。
清末时，边疆形势急剧变化，特别是西藏地区，1903年英国侵藏战争结束后，英国对西藏的地方政策逐渐由以前的军事施压而改为了拉拢和引诱，西藏问题已经是非常复杂和微妙，也使得清廷在重新巩固对西藏的主权成为非常迫切和必要的了。
故而，赵尔丰、张荫棠、联豫等川藏大员多次奏请朝廷在藏编练新军并派兵入藏保边巩固国防。
所以在第二年，也就是1909年的4月，清廷经过多方考虑下，决定派遣四川训练的新军由钟颖带兵进藏。
赵尔丰
对于派遣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作为入藏军队指挥官，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表露出了自己的担忧，在给自己的兄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中，他担心这名四川新军协统“年少未经战阵”，到了西藏后镇不住局面，他更倾向于时任四川中路前五营统领，云贵总督李经羲之甥张继良，但张不愿前往西藏，故而作罢。
钟颖进藏，还和一个人的竭力推荐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当时驻藏大臣联豫，为什么选择钟颖，也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从钟颖进藏后就被联豫夺取兵权来看，应该和联豫想掌控这支入藏川军有关，毕竟钟颖还涉世不深，联豫却早就是老江湖了。
叁
对于进藏途中的事情，其实看过陈渠珍《艽野尘梦》的朋友应该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从宣统元年六月从成都出发后，由于初上高原，行军极为缓慢，一直到了十一月中旬才到达德格。
而此时，藏军为了阻滞这支军队入藏，也是一路纠缠不休，急得联豫只能恳求赵尔丰，让赵手下剽悍的四川边军一路护送。
就这样，在一支军队在另一支军队的护送下总算到达了拉萨。
尽管在赵尔丰的眼里，这支军队实力确实堪忧，但是对于当时西藏的震撼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川军尚未到达之时，联豫已经是失去人心，被当地人困在了衙署之中，焦急万分。
宣统二年正月初三，随着川军前锋张鸿升率领先头部队到达西藏的当夜，十三世达赖就吓得迅速离开了拉萨出走印度。
随即川军即归联豫节制，联豫在西藏的权势这才达到他出任驻藏大臣以来的顶峰。
清朝驻藏大臣衙门
紧接着，联豫开始酝酿西藏官制改革，以“以一政权，而资治理”为由，改驻藏帮办大臣一人为驻藏左右参赞两员，次年三月初四日，清廷允准，任命罗长裿、钱锡宝为驻藏左右参赞，这也意味着存在了180多年的驻藏帮办大臣制正式废除。
此时，由于英印当局开始以阿萨姆为基地进一步向北窥视我国西藏的东南边境，而波密有长期“叛不归藏”，随即，联豫命入藏川军的第三营陈渠珍部驻防波密西面的工布以招抚波密。
随着波密之役的胜利，清军在白马冈和波密的经营和驻扎使英国侵略力量不可能再进一步窥视西藏。
但是这一仗，也暴露了入藏川军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钟颖在波密初战的失败，使得联豫借机以罗长裿赴前敌取代其兵权，把钟颖弄到造币厂当总办去了。这件事让钟颖这名年轻的皇亲国戚非常不满，自此钟颖和联豫、罗长裿二人开始出现矛盾。而且罗素来以严厉治军，钟颖所带来的川军又因觉得钟颖素来宽厚，而深得川军人心。
这件事也为后来出现的剧变埋下了伏笔。
肆
1911 年 11 月初，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拉萨，此时，驻防西藏的川军本身也陷入了动乱之中，军队一度被袍哥势力所控制，在藏出现了严重失误，犯下了一定的罪行。
首先，驻拉萨的川军发生哗变，并号召在藏各路军队，劫钦差，取库饷，声称以勤王为号，不但无罪，而且有功。随即川军袍哥会首叶纶三带领川军和驻扎在拉萨的钦差卫队和扎什城炮队勾结开始闹饷。罗长裿家被劫持不说，联豫都被劫到了扎什城营中，还是钟颖听闻后，前往军营中“膝行入营叩头，恳众释联豫”。并以“川饷将到，由我发饷”的命令来宽慰官兵的心。
也就在这时，拉萨兵变的消息传到了波密，当地驻军同样是军心动摇，要求返回四川，于是11 月26 日发动兵变，劫持左参赞兼征密军统帅罗长裿于称多寺，旋即撤离波密，退往工布。在溃退途中，缢杀罗长裿于工布德穆之鹿马岭。
色拉寺旧照
但是这时，虽然西藏已经开始谋求驱逐驻藏川军，但是拉萨还没公开决裂，直到江孜川军到色拉寺支乌拉差役，色拉寺不答应，随即川军攻打色拉寺开始，这才使得川军和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决裂，随即大规模的冲突爆发，袍哥势力瓦解。
不久，驻扎在藏各地的川军先后在藏兵的围攻下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将枪支作价卖给西藏地方政府，取道印度回国。
到了民国元年五月初九，袁世凯突然委任钟颖为西藏行政使，办事长官。原因是四川都督尹昌衡报告了当时西藏方面的严峻形势后，联豫已经逃匿，不知所踪，尹昌衡说西藏方面现在急需一人主事，所以把钟颖推了出来。
其实事情主要仓促在五月初四的时候，钟颖先发出了急电给四川方面，“乞速调大兵前往驰援蜀军并恳请英使速令英军退出江孜。”可想而知，当时几方势力已经都在蠢蠢欲动，事态紧急。
事变中的川军队伍
得到委任的钟颖继续坚持驻留西藏。此时拉萨的战斗仍在继续，但川军内部已趋稳定，钟颖镇压了当时作为变乱元凶的郭元珍、何光燮，制止了军中不逞之徒抢劫大昭寺的企图。
六月十九日，交战双方在尼泊尔的调停之下，达成第一次协议：陆军交武器于尼泊尔方面封存藏中撤走，钦差以下各官员仍可留藏。藏匿多日后的清朝驻藏大臣联豫出现了，他早已不愿留藏，就随着第一次撤走的大部分军队而离开西藏。
事变时的西藏军队
接着，西藏地方政府旋又催促钟颖起程“钟以现奉大总统命令充驻藏办事长官，决无出藏之理”，藏方声称 “我等只知钦差，不知长官为何物”。
期间，钟颖还在国内报刊发表电文《钟颖泣血陈词》一文，号召大家要顾全大局，不要隔河关火，西藏存亡关系我国大局等等。
不久，《民立报》又发出文章，指出钟颖近日之狼狈，受驱逐而由靖西移往了亚东税务处，进退维谷。
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战事于八月十四日再起。
而真正让国人哗然的原因，民国二年，双方二次议和。此时突然报道了钟颖以下全部官兵已经退出西藏。
不久，《爱国报》便刊登了《钟颖措辞之狡赖》，文中对钟颖擅离职守，狼狈出藏进行了批判，钟颖又声称自己当时已经被罢斥，已经没有了官守之责，所以才逃往印度。
紧接着，《民立报》也立即爆出了猛料，声称据驻印委员陆兴祺谈，钟颖当时在撤出时，与达赖订约十条并未报政府，如今正在和钟颖查问。
伍回到北京的钟颖，住在北京东城纱帽胡同，每日深居简出。因为当时西藏局势尚不明朗，而且也并无钟颖和这次事件的任何证据，所以一直也没究办此事。
但是随着1914年罗春驭的一张血书状纸告到袁世凯那里，钟颖不久就被被诱捕受审。1915 年 3 月 19 日，袁世凯发布了“大总统申令”，将钟颖处以死刑。
而期间的主要证人为前驻藏大臣联豫、前西藏士兵管带谢国樑，前西藏炮队官周逊以及管带陈渠珍等人。
此令记录颇为详细，处死钟颖的主要原因，归纳起来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拉萨兵变时，钟颖正为陆军协统，兵柄在握，镇压未能，听令叛兵诓骗藏族人巨款，致启藏人仇汉之心，复怂使叛兵句结哥匪，攻击色拉寺，全藏鼎沸。继而在拉萨，数万藏兵围攻川军，因寡不敌众，清朝驻藏机构衙署及军械局、铜元局等被洗劫一空。
第二、指使手下残忍杀害罗长裿，挟私嫁祸，擅杀忠良，焚毁尸骸，惨无人道。
第三、擅离职守，违令离藏。
但是正如我们在文中开头所说的那样，此案后来被称为疑案，还是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
首先，正如赵尔丰所担忧的那样，钟颖确实是没有能力镇得住局面的人，特别是当时正是秩序混乱、权力分化离合最为尖锐的时期，钟颖的个人能力显然负担不起这个责任。
事变中的川军军队
他当时完全可以和联豫一样，一走了之，但是钟颖还是选择孤军留在西藏，并没有任何支援可言，在那种环境中，能处理好这件事是很难的，在联豫从不知所踪到第一批离开西藏，钟颖也不过是赶鸭子上架，这也是在钟颖被捕后，他当年的部下很多都觉得他冤枉。
其次，钟颖与罗长裿有隙，但是是否真是他指派人杀害了罗，在《清史稿》中是说“长裿之死，钟颖实阴嗾之”，但是事实上，当时在拉萨被解军中职务的钟颖，作为满人的钟颖是否有能力去操控秩序崩盘的两千里外的波密乱军呢，这个无论从情理上、从地理交通传递信息上都说不通。
那么钟颖擅离职守是否属实呢？就像钟颖自己所言，那个时候他当时已经被罢斥，钟颖在1913年4 月份还尚在西藏郎惹，4月2日的时候，钟颖被撤，由陆兴祺出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所以擅离职守并不完全成立。
那既然杀掉钟颖的三点理由都有争议，为什么北洋政府一定要杀掉钟颖呢？
在说清末民初之际的藏事乱局时，我们可以把问题放大，其实在此时，西藏不单单是在西藏驱逐川军，而且还将触手伸向了四川康藏地区的江卡、乍丫、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相继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
尹昌衡西征出发前照片
因而在西藏战事正酣之时，四川都督尹昌衡开始了西征，可谓是一路所向披靡，1912 年 9 月时，尹昌衡已经在江达做好了战斗准备，等待着号令，做好了随时向拉萨深入的准备。而滇军也同时进驻于察隅等地。
此事已经引起了英国和西藏分裂势力极大的震撼，北洋政府的意思虽然明面上还是让川滇军“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但是如果钟颖在西藏继续坚持下去，对于接下来谈判的砝码自然就会多上许多。
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方政府方面同样是很紧张的，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藏军向尹昌衡部发起了十几次的冲锋，结果都被尹昌衡给打败，已经赢得了部分对付英帝国主义外交阴谋的时间和条件。
据陆兴祺从印度发给北京的电报说：川兵变乱后，达赖集团请求英国干涉藏事，‘英暗示以中国暂不敢进兵，促其即行回藏收复主权’”。
但是1912 年 7 月，中央政府令尹昌衡率军西征，引起了英帝国主义的震惊。不负众望的尹昌衡又率军一路“以破竹之势，直捣理塘，暗渡德格，巧占昌都，进据盐井，逆谋之藏军大多闻风溃败，纷纷逃散”
而恰恰就在这时，钟颖突然和达赖私自定下了所谓的十条，然后不管是否没有他的责任，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西藏境内，已经没有了国家驻军。
在接下来的1913年10月13日，北洋政府和英印政府开始在印度西姆拉举行磋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西姆拉会议，会上，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的怂恿下，甚至无理的提出了诸如青海，西康及云南藏区都要划归西藏范围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虽然这种无理要求当即被驳回，但是也看出当时在西藏地区没有国家驻军的尴尬局面。
朱尔典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在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信函中所说，当时四川与云南两省实际上已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于是主张就困守拉萨的川军撤离西藏作出安排，这样既可“增强北京政府在同四川协商时的力量”，亦可“消除他们向西藏进军的各种借口”。
历史总是由各种碎片组建而成，一百多年后，我们再来审视清末民初这段纷乱的变局，那疑案似乎也不能算是疑案了，我们只能认为，如果要钟颖来负责当时这个乱局，显然高估了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个人作用，在川边，赵尔丰表示了对他的担忧，在西藏，联豫也并不看好他。
而在革命风潮中，钟颖不管是作为满人还是毫无实权的协统，其实也无法控制住当时的局面，而出任民国中央政府任命的驻藏办事长官，他也没有审时度势，看不清大局的发展，所以就算是在是否确实有杀害罗长裿的事情上有疑问，但是真正他被北洋政府处死的原因，是国家要他为清末民初西藏一系列事件，特别是撤出驻军一节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
参考文献：
康欣平：钟颖与清末民初藏事探论
蓝国华、刘红娟、王彦杰：家.国.天下——从钟颖疑案说起
王海兵：尹昌衡西征与民国初年康藏局势变迁
民国时期《申报》《爱国报》《民立报》《新闻报》等相关内容
陈渠珍：艽野尘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