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彭年，字二泉，号大鹏，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制宜兴紫砂壶名艺人，浙江省桐乡人。善制茗壶，有的浑朴雅致，有的精巧玲珑，且善配泥色。首创捏嘴不用模子和掇暗嘴之工艺，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 世称“彭年壶”，对后世影响颇大。彭年善于配泥，所制茗壶，浑朴工致。传大彬手捏法，虽随意制成，仍具天然之致。嘉庆间陈曼生作宰溧阳，与彭年合作制壶，世称“曼生壶”，为世所珍。杨彭年在清中期，不仅恢复了时大彬的手工制壶遗法，还与曼生等一大批文人合作，制作了一批造型新颖、题刻壶铭的文人壶，而他又能书善刻，多才多艺，和陈曼生等文人一起对紫砂的中兴、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陈曼生（1768-1822），清浙江钱塘（今余杭）人，名鸿寿，字子恭，号曼生，一号种榆道人，曼公，曼龚，夹谷亭长，胥溪渔隐等，西泠八家之一，善书法，篆刻，嘉庆十六年（1811）左右，任溧阳县宰，好紫砂工艺，自绘紫砂壶十八图样，请杨彭年及杨之弟妹并邵二泉等制壶，自在壶上刻铭，称“曼生壶”。陈曼生生于杭州一百姓人家，自小便对茶耳闻目睹。曼生青年时与学友松梅情投意合，却因门第悬殊而错过。后曼生因思念松梅而不得音讯，自此发奋苦读，于嘉庆六年应科举终拔贡。

嘉庆二十一年，在毗邻宜兴的溧阳当县令。在此期间，陈曼生因喜好紫砂壶而结识了制壶高手杨彭年。陈曼生笃信佛教，酷爱紫砂壶，于斋中设一巨大藏室，平日赏壶，玩壶乃至日后设计壶式均在此，室中悬一巨幅南无阿弥陀佛之墨宝。曼生时代，金石、篆刻等具有文人气息颇浓的艺术形式的流行，使印坛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并随之崛起了灿烂的流派印章。

本品全壶气度雄浑凝练，技艺精雅而工致，显时代装饰精巧之风，彰显精、气、神、韵之美，造型古拙、姿容挺秀，线条明承暗合，转折适度，自有韵味，壶嘴自然胥出，壶把简洁有力，淳朴自然，素面素心，大巧若拙，壶身线条过渡自然流畅，周身光泽温润，非影像器材能诠释，非亲眼目睹不能领略其妙，方意中存清高之骨气，内敛中生正直之爽气，凛然中得清纯之净气，已经把自己融进了此尊无有雕饰的素朴宝器之中，轮廓线条，既清新出尘，壶身气度更是饱满蕴蓄，神采奕奕，将紫砂壶艺中所需蕴含的形、神、态都具体表现出来，树立了个人风格。

集各家之大成，创出自我，壶上宜书宜画，一改清初以来纤细繁琐、堆砌浮华之气，刻意追求线型的流畅舒展，反复权衡比例的协调秀美，显现了简朴大方的气度。胎用细润的紫砂泥制作，表层肌理平整光洁，显现出细细的小颗粒，均匀而又自然，遍及整器表面。砂般的颗粒，才得紫砂其名。工艺精湛，制作难度高，尤其是大圆角的处理，完全称得上是技艺高超、书法隽秀、可斟可酌、悦目赏心的经典之作。

在陈曼生做溧阳县令的时候，因喜好紫砂壶而结识了当时制壶高手杨彭年，二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或许是巧合，陪伴着曼生度过无数漫漫长夜的小紫砂壶竟然就是彭年所制。一见到那温雅古朴的紫砂壶，就怦然心动、爱不释手，经常是在暮色苍茫时分，避开了官场上那种对等的接风应酬，钻进窑头小屋，与一帮身份不符的人在一起喝酒品茶，交流玩壶与制壶心得，其实，在那样漫长的寒夜，彭年、曼生捧一把暖心慰怀的紫砂老壶，伴着纯香馥郁的茗茶，天高海阔、品壶论艺，却常常在内心深处苦苦思念着心爱的人。自古茶不离壶，壶则以紫砂为上，醒诗魂，解酒困，添画韵，增书香。这些都是茶与壶赐给中国文人的独特抚慰。曼生这一时期的书画作品，都透着一股凄凉与沧桑，或许也正是他内心的伤感无法排解的一种表达。

悠悠几千载，文人自古多风流，描绘世态万千，展抒励志情怀，托寄闲情逸致，多离不开文学与书画，或洋洋万言，或字字珠玉，或豪情泼墨，或精描细琢，得以绵绵无绝于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亦或人们所知晓的早已约定俗成，欲寄情言志、解愁、必先以文学亦或书画作品以托之，因而，每一支系文化的形成无不是千百年的积攒而成，对于没有千百年文化元素沉淀的新原素或曰新生事物，欲得到人们之认可，并形成一种文化，可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则，物竞天择，唯她例外，以其独特的形态与内涵携短短几百年之年轻生命，游离却突出于传统文化发展之规律，一枝独秀，承载的却是上下五千年众多文化元素之精髓，她就是中国最具文人气质、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瑰宝—紫砂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