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春天，河湟地区回民暴乱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由循化引发的事变，迅速蔓延至整个西北地区，成为清末西北少数民族对抗清朝统治的重要事件。其迅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国家半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甲午中日战争后，巨额赔款如同重担一般压在全体人民的肩上。甘肃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生产力低下导致民众生活极度贫困。在这样的环境下，回族和撒拉族人民不仅要忍受与汉族人民相同的压迫和剥削，还要承受来自清朝政府的民族歧视。

河湟事变的领导层中，有些人曾经参与过同治年间的回乱，有些人则是同治回乱领导者的后代。他们凭借着伊斯兰教的强大组织力和号召力，在短时间内就聚集了数万教民参加起事。对动乱者更为有利的是，在甲午战争期间，甘肃的防御力量被全部调往东线，导致省内留守的军队战斗力极弱。这使得甘肃清军防守空虚，为暴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1895年4月，循化地区的暴乱爆发后，河州的马水琳等人也趁机起事，到了5月初，海城的李昌发父子等人也纷纷响应。不久之后，碳伯、巴彦格戎等地的回民也纷纷加入起事队伍。到了6月间，整个地区陷入了动荡之中。韩文秀等人占领了西宁府城东三关，刘四伏等人则占据了北川，包良、刘复等人则盘踞在北大通一带。整个地区交通阻断，信息传递困难，一时间烽火遍地。

动乱爆发后，陕甘总督杨昌迅速向清廷奏报，称循化地区回民以争教为名多次聚众滋事，此次又抗拒官兵，攻城接仗，必须严厉惩治以维护秩序。为了控制事态，他调兵遗将，意图将起义限制在化厅范围内。他命令新募湘军长字营记名提督潘长青部前往河州增援，同时请求固原提督雷正馆部开往河州，河州镇总兵汤彦和开往循化，以及调陕军统领何建威、叶占魁前往狄道进行弹压。

董福祥

然而，形势愈发严峻。6月4日，杨昌浚再次电奏清廷，称循化厅已被围困月余，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河州东乡的回民也开始骚动，兵力单薄，请求调派董福祥率全部甘军迅速回甘增援。清廷随即命令督办军务的王大臣传知董福祥，要求他派遣得力营官统领已经调往北京的甘军八营迅速赶回甘肃。

此外，刘坤一、胡炳案等人也致电清廷，建议在津听调的陕军可调回助战。同时，清廷命令鹿传霖将陕西马队两营派往前线。尽管中日和约已定，但西北局势尚未稳定，清政府因此决定继续留董福祥驻兵近畿，以策应西北战事。这一系列措施显示了清政府对于河湟地区回民起事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