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月氏国人，又称景摩罗刹，人称敦煌菩萨，世居敦煌郡，竺法护虽是侨民，但他遍通西域36国语文。汉文很有修养，再加上助译的人又多，自然其译文质量比较高，他把译经与讲经密切结合，成为佛学界一时之巨擘，为后学宗仰，是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其翻译便出自于他的手而㳘布于世的。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般都是由西域的僧人来中国传教，当时把佛教当做是“方术”的一种，自然称他们为“胡神”。而后才有许多中国僧人前往佛陀的诞生地求法。唐玄奘便是，象中国最早的西行求法僧人朱士行他并未到到达印度，他仅到了“于阗国”，求得大本《般若》。后来的法显、慧生等去了印度。

魏晋时期，有相当一部分译经师是来自于西域的人，自然西域的很多词汇随翻译也进入到了汉语中。比如；“沙门”是龟兹语“，和尚”便属于阗语，“佛”是龟兹语对印度语的译音等等。当时翻译的原本并不是梵文原本，而是转译的西域文本。佛教典籍在西域被译成多种文字，如栗特文、古和田文、古龟兹文、古高昌文、突厥文、藏文等，公元2世纪至3世纪也比较流行婆罗米文、佉卢文抄写佛经在西域也很流行。佉卢文是中国新疆地区最早使用的民族古文字，它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据传是一位古印度叫“驴唇”的仙人所创造。

佉卢文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文出现的时间相近，最后被婆罗米文字所取代。但是佉卢文使用的时候却正是传教发展时期，因而有许多佛经是用佉卢文记载的，后经丝绸之路流传到了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它的书写是从右向左横向书写的。所以在西域所流传的佛典有两种：一种是传写的，用西域文字写梵本；另一种是将梵文译成西域文。这些本子统称为“胡本”。这也回应了很多译经师是西域人的原因之一了，要想翻译佛经非通西域文不可。竺法护从事译经时间很长，从泰始二年（266）到建兴元年（313），前后约47年，几乎与西晋王朝共始终。从中国整个译经史来看，竺法护是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后面的译经家如鸠摩罗什都程度不同的在翻译过程中参考竺法护的译本。

竺法护的译经风格是建立在他理解原文，融会贯通基础上，尽管让译文接近于原本，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致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他的翻译总体上是偏重于质朴。但这与他之前的“朴拙”翻译的“质”完全不同，是让译文更接近于原本，是“存真”、“求真”的“质”。“言准天竺，事不加饰”，“不厌其详，事事周密”。他把别人随意删减的东西、地方又都保存下来了，这是功德无量，很是了不起的地方。

竺法护译出了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华严》《涅槃》等经类。般若经类。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在西晋时期般若学较之以前有很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汉魏时期相比，西晋宗室封王和高官显宦家庭信佛更为普遍，社会上层信佛佛教活动形式也呈多样化状态。其中，中山王司马缉是一位供养般若经典的代表人物。它是大乘佛教进一步深入人心的表现。当时人们把关于“般若”理论的研究成为般若学，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基础理论。在两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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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般若经》中的“诸法性空”的见地不同，就呈现了“六家七宗”——七种般若学说，这是形而上学与大乘佛教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当时佛教应该属于“格义佛教，”为了能够理解般若思想，采用了老庄玄学之义。对般若空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分歧，共产生了六家七宗。也即①本无宗②即色宗③识含宗④幻化宗⑤心无宗⑥缘会宗⑦本无异宗。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因知之甚少，自然被依附于黄老之学上。在魏晋时与玄学交融，到了南北朝时才逐渐独立。“六家七宗”从不同的侧面对般若学的“空”义有所解释，但都未能全面准确的加以把握。①离开假有来谈空，将有无对立起来②在否定万法的同时却保留了对“心识”“心神”的肯定，这显然是受了老庄哲学中有无思想和灵魂不灭等宗教观念的影响的结果。

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404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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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