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宦官集团逐渐掌控大唐帝国的中央军兵权，而地方上则陷入了藩镇割据的状态，在安史之乱末期，唐军与叛军都已精疲力尽，最终唐代宗李豫采用仆固怀恩的策略，招抚了河北叛将，并许其镇守河北，是为河朔三镇。在河朔三镇单位示范作用下，内地的藩镇也蠢蠢欲动，大唐的权威日益衰微。

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授意宰相元载刺杀了权臣宦官李辅国，收回了朝政大权。大历五年（770年），元载又设计诛杀了掌控神策军兵权的宦官鱼朝恩，收回了中央禁军兵权，大唐的中央权威得到了强化。唐代宗重新以武将执掌兵权，宦官的势力暂时退出了大唐的军界。

中央的问题暂时解决后，大唐开始着手解决地方藩镇问题，为此，唐代宗积极扩充神策军规模，积蓄物资，唐军的实力得以迅速恢复。至唐德宗李适继位时，大唐中央已经形成了对藩镇的相对优势（即，唐军相对任何一个藩镇都有了压倒性优势，除非多个藩镇联合反叛，否则藩镇绝非大唐的对手）。

建中二年(781年)，河朔三镇之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逝，其子李惟岳自任为成德节度使，并上表朝廷，要求予以承认，唐德宗一反此前节度使父子相承的惯例，拒绝了李惟岳的要求，并指派官员前去接任成德节度使。唐德宗此举无疑是表达了大唐要解决藩镇割据的决心，李惟岳不想坐以待毙，遂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举兵谋反，一时间从河北到山东再到四川战火重燃。

由于叛乱波及范围广，大唐中央军神策军的兵力无法应对如此大范围的叛乱，唐德宗只得下诏各地忠于大唐的藩镇配合唐军平叛。其中幽州留守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表现亮眼，叛军的势头被遏制，除魏博的田悦仍在负隅顽抗外，其它叛乱首领或被杀或重新归顺朝廷。但因为唐德宗在善后问题上存在失误，最终逼反了朱滔和李希烈，他们联合田悦再次反叛大唐，中原地区再次战火重燃。

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任命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淮西副招讨使讨伐李希烈，因为兵力问题，唐军进展缓慢。为此，唐德宗再次下诏忠于朝廷的藩镇出兵配合唐军平叛。当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边军抵达长安附近。当时天气寒冷，泾原兵又远离家乡，按照以往的惯例朝廷会对士兵进行赏赐。可是这一次，唐德宗却非常吝啬，只是赏赐了一些粗劣的食物，至于金银绸缎则一无所有。士兵们吃着粗劣的食物，心中怨气陡增，当晚就发生了什么哗变，姚令言劝慰士兵说到东都洛阳必有赏赐，但士兵们正在气头上，哪里还听的了劝，他们裹挟姚令言一起哗变，并攻入长安，是为泾原之变。

当时长安一带唐军大多在中原前线与叛军作战，长安守军兵力空虚，泾原兵遂轻易攻入长安，唐德宗只得仓皇出逃奉天（今乾县）。在出逃时，武将们纷纷逃亡只有宦官忠贞不渝的护送唐德宗，并协助奉天守军守城，武将和宦官在此次叛乱中的表现，可谓天差地别，正因如此，唐德宗重新改变了唐代宗时代打压宦官的做法。之后，叛乱平定，唐德宗重回长安，正式将神策军的兵权交给宦官，此后一直到大唐覆灭的100多年时间里，宦官一直掌握着大唐中央军的兵权，成为左右大唐命运的一支重要势力，甚至连废立皇帝的事情也不遑多让，大唐的宦官也成为历代最牛逼的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