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中国秘密社会在明清朝发展迅速，会党，作为一股巨大的民间反抗力量，所领导的各种起义可谓是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其中又尤以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声势最为浩大。
这场从嘉庆元年爆发的起义，一直持续到嘉庆九年方才结束，规模涉及川、楚、陕、豫、甘五省的广大地区，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统治基础。
在很长一段时间，史学家都是将目光聚集于这场规模空前的起义的战事、造成的影响以及善后方面，但是对于其策源地，位于川楚陕交界的老林地区，在会党举事前的基层社会情况并未过多着墨，在过去的资料中，基本只介绍了两点，人民生活困苦以及官府敲骨吸髓的压榨。
但是事实上，对于明末以来，川楚陕老林地区的基层社会以及人员组成结构方面，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国家秩序边缘的游民社会，结成相对稳固的团体，进而发生暴力媾变方面，才是嘉庆年间白莲教能够大规模举事并战斗九年的基础。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清廷官方文献和当事人的一些笔记、信札中去找寻当年川楚陕老林地区基层社会的一些真实状况。
壹。游民的来历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兵荒马乱和瘟疫肆虐，导致整个四川地区陷入了极度的人口危机，“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猪，交迹其中”，所以，如今流传的老虎上街吃人这件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在清朝建立之初，四川人口只剩下了五十万，其实从顺治朝开始，国家就开始鼓励百姓移民四川，但是反响不大，继而又发生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四川人口继续锐减。
国家才意识到四川问题的严峻性，于是加大了鼓励移民鼓励政策，促使外省百姓向四川进行大规模移民，这一场移民活动一直持续至乾隆年间结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那么问题来了，其实在最初的时候，特别是顺治朝和康熙朝的前期，无主荒地是很多的，所以土地集中情况并不明显，但是到了康熙末年和雍、乾时期，局势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这件事，恰恰最初是没有引起官方重视的——那就是土地的快速集中。
所以直到乾隆时期，方才在奏折中出现了“人口繁殖，地皆有主”的话语，四川新兴的大地主的出现，已经导致新来的移民已经找不到“插占”之业了。
那么在这个时期，没有土地的移民开始向四川边缘地带迁徙，再后来，这些人成为了佃户，成为了小手工业者、工人，有些身强力壮，不务正业者则成为了强盗和土匪。
贰。棚民、厂民以及精膊溜
嘉庆二十五年，顺天府丞卓秉恬在上疏中第一次给王朝的统治者提到了川楚陕地区的老林情况。由陕西略阳到湖北郧阳，叫做南山老林，从陕西宁羌从南到东，经过四川境到湖北宝康的这片广大山区，则被称为巴山老林。
的确，在历史上，这片被统称为南巴老林的地带，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复杂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流民天然的避难所。但是当时流民人数还不成规模，虽然在成化年间发生过两次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暴动，但是并未动摇过王朝的根基。
《湖广填四川》 作者：刘遂海
但是到了清朝，在《三省边防备览.山货》中这样纪述道：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堂、岩屋或密林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
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
所以官府将这种人统称为“棚民”。意思就是住在棚子里面的居民。而这类棚民，在老林地区“数百万计”。
对于这种流动性极大的人群，官府其实很难管控，称他们有钱的时候，则“私贩趋利”，而“折本则群聚为非，赌窃拐骗，无所不至。”。
相对于“棚民”，“厂民”则相对较为固定，那些没有地种的流民则选择了在先来的移民所开办的在山中的铁厂、板厂、耳菌厂等做雇工，则更加漂泊不定。一个厂少的有几十个人，多的厂有数百人之多，官府称厂民自食其力，实属良民。
官府通常对“厂民”还颇为放心，因为先来的移民，占据了山中资源设厂后，通常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不被侵犯，都设有武装保护，这点，和官府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而且通常这些设厂的人会在险要处结寨而守，囤积有粮食。
这些厂不但为流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同时在抵御匪患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在山中讨生活的流民，在水中讨生活的也非常多，在《三省边防备览.水道》中记录，这种每月在河岸边数以万计的水手，其中一些人，刚刚做这行的时候，身上还有些钱粮，但是很快就吃完了，于是便开始卖自己的衣服鞋履，久而久之，就成了赤条条的一个了，弱的便去行乞，强的则入山为匪，文中记述了这种“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谓之精膊溜”。
这些开始打家劫舍者则多带着蛮刀，刀长的叫黄鳝尾，短刀则叫线鸡尾，然后手持木棍，要打斗的时候就将刀安置于棍子头部，就成了矛。
流民由于身处异乡，传统的家族观念被打破之后，缺乏保护和安全感，就这样，在流民中结党拜把非常盛行，这种异姓兄弟结成的帮伙，老大叫帽顶或者老帽，管事叫做大五或者大满，兄弟辈就以伯、叔相称呼，而且对于辈分要求相当苛刻，说话也不能乱了辈分，如果犯了，则会导致两人拔刀相向，比起调戏他的妻子妹妹都还要严重。
由于流民有非常大的流动性，所以这种结党之人在帮规里面还明确记载，遇难不许散伙，就算遇到追捕，也要由大家公议后，才能各自逃生，入未议先散者，就要受到最为严厉的处罚，甚至是杀掉。
叁。严峻的社会状况
说完流民问题，我们再来谈谈社会状况中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毕竟单纯的流民发生的匪盗行为，不过是导致社会治安的严峻，还远远没有达到群体性社会暴力媾变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地方行政情况，在清朝时期，贪污腐败是非常盛行的，可以说。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
《三省边防备览.策略》中这样写道“移民们遭受官吏、差役、兵弁的欺凌。差役们“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查某事……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差役手奉一票，视为奇货可居……一讼所用动至屡百……一票尤必破数家”。”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没有盘缠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自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
在清朝的大部分地方，保甲制度一直是最为基本的地方治安保障制度，然而，在川楚陕老林地区，在白莲教起事之前，几乎是没有保甲的记录的。
这样，就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是山中村落本来就偏远，住的人口不是集中的，因为大家因为土地情况需要流动，所以，导致了“山内村落极少, 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 零星散处, 所称地邻, 往往岭谷隔绝, 即两山相望, 而一上一下动辄数里, 匪徒窃劫, （棚民）难资守望之力, 孤掌难鸣, 不敢与匪徒为难。”
其次，保甲不力，反抗势力到处都有栖息之地。
我们其实知道，在清代，驻军在川东北的并不少，当时全川有八十营的清军，在此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军队，但是即便如此，由于范围实在太大，军队仍然不足以有效维持地方治安。
而且关键的是，清军的战斗力下滑极为严重，长期的安定与和平，致使军中惰性滋生。
当时的四川总督勒保曾抱怨说过：““领兵官离城数十里而遥闻贼往，则与之俱（和贼并行，如同护送一般），以贼之远去为幸，前途滋扰，若与我无干。至派往各路堵御官兵，原恐有贼窜来便可带兵夹击，岂知闻贼一至，闭营自守。幸而贼不攻我，便可贪天之功。
虽闻贼营演戏高歌，亦无从而顾者。贼去一两日后方始放炮开营。于附近各村庄内，将被贼弃置之难民，歼获数人。偶而遗亡之器械检得数件，以为某处贼匪被我杀退，即行禀报邀功，恬不知耻。”
结语
经过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的发展，清廷的封建统治可谓极盛。此间，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方面在原有体系下都发展到巅峰，史称“康雍乾盛世”。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盛世局面之下亦暗藏着诸多危机；乾隆中期以后，清王朝各种衰败迹象骤显，其社会管控职能也日趋缺失。
而土地，反而高度集中于少数豪强手中，兼并的趋势日益加剧，小农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贫民身无立锥之地，或沦为佃户，或纷纷破产、离乡远徙，“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贫民日渐流徙” 成为常有之事。
伴随着清中期南巴老林的土地兼并与财富集中，川东北地区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白莲教起事于乾隆末年，必然与这一时期川楚陕老林地区的阶级矛盾与社会状况有密切联系。
参考文献：
《清史稿.宪德传》
《清史稿.卓秉恬传》
《三省边防备览.策略、艺文、山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