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时，毛泽东主席讲：“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1961年，中国与朝鲜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条约中提出：“中国与朝鲜尽一切努力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两国尽全力予以双方军事和其他援助。”这是新中国唯一的一个军事同盟条约。
中朝签订友好互助条约
50年代后直到现在，中国给予朝鲜持续的巨大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一直对朝保持援助? 毛泽东主席在与金日成首相谈话时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
也就是说，入朝参战除了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朝鲜曾给予中共巨大的、全方位的援助，这些援助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
东北对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945年当中共挥师出关，争夺东北时，苏联出于外交考量暂时放弃全力支持中共的打算。11月26日，当黄克诚率领苏北的新四军日夜兼程赶到东北后，发现部队面对的着“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的窘境。
当时的东北局副书记陈云想到了寻求朝鲜的帮助，提出“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我物资运输燃眉之急”的想法，事实上也这么做了。
安东市与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一江之隔，是当时安东省省会所在地。1945年11月，金日成同志就应肖华司令员邀请亲自来到安东，具体听取了萧华的敌我形势通报。
萧华向金日成同志提出，在必要的时候把部队的伤病员、军属和后勤部门向朝鲜境内转移，并且有一些机关和部队需要借道朝鲜转移到北满。金日成同志当即表示同意，并非常诚恳地说：“如果你们在战斗中实在有困难，朝鲜是你们最可靠的后方。”
金日成同志亲临安东，为后来安东地区乃至整个南满我党政军机关、部队、后勤部门、部队和家属、伤员以及物资，及时向朝鲜境内安全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
金日成与姜健
1946年，国民党军占领了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的主要干线后，东北我军的粮食，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包括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工业原料，都无法运输供应而陷入困境，给部队后勤补给带来了严重困难。
在面临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东北局1946年6月提出，以朝鲜作为依托隐蔽的可靠后方，使之成为我们沟通南满和北满关内和关外的主要走廊，经过和朝鲜方面交涉，很快得到朝鲜方面的慷慨支持。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在朝鲜建立隐蔽的后方，同时也为了解决各系统驻朝办事处统一领导问题，派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朱理治赴朝鲜，同朝鲜党中央和驻朝苏军司令部协商，在朝鲜组成办事机构——平壤办事处，统一负责中共对朝鲜的一切外交事务。
萧劲光于9月回国后，朱理治留在平壤，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朝鲜全权代表，负责领导办事处的工作。平壤办事处对内称“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又称“平壤办事处”)，对外则称“平壤利民公司”。
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平壤办事处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做好东北战场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借道朝鲜走廊，沟通南满、北满以及大连和其他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发展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往来；协助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
朱理治
根据需要，在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这4个重要城市又设置了4个办事分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分公司”。4个办事分处与平壤办事处的任务和职能基本相同，但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工作又各有侧重。
接送关内和大连转运过境人员和物资的任务，大部由南浦办事处完成；南满撤退下来的伤病员及战略物资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主要由新义州办事处和满浦办事处完成；粮食、食盐、布匹和煤炭的运输以及部分过境人员的接送任务，主要由位于东海岸的罗津办事处完成；重要的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基本上集中在平壤。
1946年10月19日，10万国民党军分左、中、右三路向包括安东在内的辽东解放区展开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安东我党政军按照事先制定好的战略转移计划，从容地通过朝鲜境内向长白山区根据地转移，同时将后勤物资、家属和伤员等转移到朝鲜境内。
在安东战略大转移期间，从安东撤到朝鲜境内或者借道朝鲜向南满和北满转移的单位还有很多，如由上千名待分配的干部组成的干部团、安东纺织厂、宽甸县党政军机关等。据统计，在整个安东战略大转移期间，安东地区干部、军队、家属有近10万人撤退到朝鲜或借道朝鲜向长白山区转移。
又比如，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新中国空军的摇篮，成立不久，国民党军队即向通化逼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通化航校向北满转移。28架不能飞的飞机连同其他航空物资拆卸装箱后，通过陆路转移到朝鲜，然后借道朝鲜领土向北满转移。
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除安东和通化有大批物资借道朝鲜转移外，我军还有大批军用物资和贸易物资，借道朝鲜源源不断地在南满和北满之间、在关内与关外之间、在国际和国内之间运进运出，有力地保障了东北与关内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转运物资
1946年10月，晋察冀中央局在大连设立办事机构，目的是从东北解放区过渤海湾向华北转运军火，支援华北解放战争。这些军火的运输路线是，先由火车从北满运到朝鲜东岸，再租苏俄轮船从朝鲜运至山东烟台；也有一部分军火是先运到朝鲜西岸，再从南浦港装船运回大连，然后用华东办事处的船运到山东口岸。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来自北满、南满、大连、山东以及香港的我方机关、部队、学校、干部、家属以及民主人士，纷纷借道朝鲜，形成了一股股涌动的人流，来往于各地之间。
中共很多高级干部曾借道朝鲜来往于南满和北满之间。如杜平曾在1946年9月底从延安赴北满哈尔滨期间借道朝鲜；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曾3次借道朝鲜；段子俊是随同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人进入东北建立东北局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经以民主联军总部特派员的身份，从哈尔滨出发经图们口岸出境，借道朝鲜从新义州出境到安东，后到达大连；张爱萍将军1946年头部伤病复发，组织上送他到苏俄治疗，也是借道朝鲜南浦、平壤到北满，然后到苏俄。
1948年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组织起来，召开新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且确定将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当时遭受国民党迫害而转移到香港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愿意参加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计划，由钱之光负责实施，通过租用苏俄“波尔塔瓦号”轮船，把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错、章伯钧等从香港送到大连，再借道朝鲜，在罗津港靠岸，转道到北满哈尔滨。
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全权代表朱理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1947年春，由安东去新义州然后沿江至满浦再到辑安的2000人。由大连去临江的新兵3000人，春初由大连去北满干部2000余人，都是经朝鲜北部过境转运分赴各地的。到1947年6月27日的统计，仅9个月来经朝鲜北部过境的人员不下2万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者，尚不计其内。”
民主人士上岸后的合影
在四保临江战役发动之前，辽东军区后勤部将整个后勤指挥机构组成前后两个梯队。后梯队由安东、桓仁转移到朝鲜的江界和满浦，负责对原有伤员的医疗、物资保管与支援前梯队后勤等工作。
辽东军区后勤部弹药库设在朝鲜水丰、碧流、楚山、满浦、江界、中江和国内抚松、漫江、北岗、安图旧址、大栗子、林子头、长白；粮秣库设在朝鲜满浦、江界和国内长白、十八道沟、六道沟、一道沟、林子头、抚松、豫江等地；药材库设在朝鲜水丰、江界两地；辽东军区后勤部被服库设在朝鲜江界；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厂设在朝鲜楚山和国内长白。
辽东军区还在图们和朝鲜的新义州、水丰、楚山、满浦、中江镇等地设有办事处，负责后勤在朝鲜的物资保管、前送与伤员治疗管理，以及与朝鲜政府的联络工作。
医疗救护展开医院10所，其中三分区医院在朝鲜慈城江口；第三后方医院在朝鲜中江；第四后方医院在朝鲜楚山；第五后方医院在朝鲜江界；第七后方医院在朝鲜水丰；第八后方医院在朝鲜渭源。当时朝鲜不仅接纳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医院撤至朝鲜境内，而且还直接参与帮助我方救治伤员。
日本殖民朝鲜36年，并且把朝鲜作为侵华战争的跳板和战略基地，所以日军在朝鲜建有很多军火库。日本投降后，这些军火库中的武器弹药除一部分用于武装朝鲜人民军外，剩余的均被当时占领朝鲜的苏俄红军看管。
物资转移
据朝鲜内阁资料显示：陈云和萧劲光到朝鲜期间曾经请求朝鲜提供武器支援，金日成同志决定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10万件武器装备，并且委派中央警卫团团长姜尚浩亲自押运送到中国。东北民主联军方面负责接收这批武器和军事物资的是黄玉清。
此外，朝鲜还曾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大量的朝鲜咸兴兴南化肥厂生产的黄色炸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专门来到咸兴化肥厂对此表示感谢，朝鲜则在厂区内建起了周恩来总理铜像——这是朝鲜境内唯一一座外国领导人的铜像。
有关资料显示，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朝鲜还支援了东北民主联军生产武器的各种原料，如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其他还有雷管、导火线、硝酸、丙酮和胶鞋等。应东北民主联军的要求，朝鲜还支援过水袜子、纸张和印刷材料等。
当年，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首席代表朱理治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两年来对朝鲜外交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将朝鲜支援中国东北物资综合统计为：“配合总部及南满来的同志向北朝鲜索取和购买的作战物资，先后从北朝鲜获得了2000多车皮武器弹药。”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朝鲜除了无偿向我方提供各种物资援助外，还积极同我方开展贸易。金日成同志非常重视中朝贸易，他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名义下达指令，朝鲜的各级机关要协力帮助与中国东北民主联军的贸易，要“以友谊的态度来配合”。
当时东北向朝鲜出口的主要物资是：粮食、大豆和双鸭山的焦炭、鹤岗的煤及民用品。朝方向中国东北出口的物资主要是与军用有关的硫酸、硝酸、甘油和炸药等，还有无烟煤、水产品、磁铁粉、食盐、苹果、海鱼、棉布、碳素、工字钢、高速工字钢、水泥等。
运送物资
除了东北我方与朝鲜做贸易外，华北局的山东当时也与朝鲜做贸易。对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方与朝方之间的贸易总额，学者吴戈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我方对朝贸易输出品总额(折合东北流通券) 2.4684亿元，输入品总额3.6526亿元。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中朝双方还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协商，先后签订了《鸭绿江共同航行协议》《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协议》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二十几项协定，用协议的形式保障了双方贸易活动的长期、有序开展。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生活和战斗在东北的朝鲜人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从苏俄哈巴罗夫斯克苏俄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教导旅(也称抗联教导旅)派到东北的朝鲜人官兵，如姜信泰、朴洛权和崔光等；二是已经回国又被金日成同志派到中国东北帮助中共工作的原抗联的朝鲜同志，如林春秋等；三是从延安和关内各地挺进到东北的朝鲜义勇军；四是当时生活在东北的广大朝鲜居民。
以上四部分朝鲜人很多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直接参加了解放东北乃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这些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建立的既有国际性又有民族性的战斗部队。
他们立场坚定，作战勇敢，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很少有被国民党策反的。朝鲜族官兵以其英勇善战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成为解放东北的骨干力量，很多朝鲜人部队还进关南下参加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9-1950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朝鲜党的要求，中国决定将编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的3个朝鲜师送回国，他们分别是第156、第164和第166师。
其中，第156师是一支朝鲜人和中国人混编的部队，朝鲜人占大多数。在参加关内解放战争中可谓功勋卓著，涌现出很多英雄集体和3000多名英雄人物。在江西首届群英会上，第156师许多官兵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其中一半以上是朝鲜族官兵。
许多朝鲜战士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至今仍在传扬，如被称为“中国的马托洛索夫”的赵星斗，被授予“猛虎英雄”称号的韩哲赫等。
东北我军炮兵部队
因此，不算其他的援助，仅在军事层面，朝鲜就援助中共2000多节车皮军火(有1000多车皮是朝鲜同志无偿援助的)，这也是10万吨左右的军火。加上东野在东北获得的苏俄的援助以及自己兵工基地的产量，不仅能支撑东野百万大军作战，还有相当部分支援关内解放军作战。
在朝鲜的帮助下，我军相对容易就能采购到大量战略物资。据不完全统计，华东野战军仅1946年末，就通过朝鲜购买到300万公斤炸药、300万根雷管和120万米导火索，而1947年春又通过朝鲜购买了20万公斤炸药、200吨硝酸；山东解放区在1947年上半年就通过朝鲜购买到420吨水泥、120万米铜线、300万个铁钉、100吨铅锡、15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对我军前线作战都起到很大的支援作用。
另外，还有25万朝鲜族人民直接参加东野——即使是东野全盛时期，这个数量也占到东野总兵力的1/4。所以，东野能够在短短3年内发展成对东北国军压倒性的力量，可以说朝鲜的援助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