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抗美援朝连续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较量，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更加充分地看到，依靠志愿军现有装备和条件，短时间内不可能迅速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根本解决朝鲜问题。
志愿军作战困难的核心问题是武器装备落后。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落后，没有像样的军事工业。事实上，志愿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和加强，主要靠从苏联购买。而苏联当时尚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时期，迅速提供志愿军作战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也有困难。
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击敌人
中国从苏联即使购买了装备，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训练，以掌握装备性能、操作技术和随之引起的新的战术。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训练需要的时间更长。因此，在短时间内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于是，战争的长期性就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同时，中国的经济力量薄弱，支援战争的财力、物力有限。因为支援战争，1950年中国军费支出占财政决算的41.1%，用于国民经济恢复的费用只占财政决算的25.5%，而1951年财政预算军费拨款在数量上和比重上比1950年都有所增加。这样，战争长期打下去，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均会受到影响。而朝鲜人民已打了一年，支持长期战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困难更大。
如果美国放弃侵占全朝鲜的企图，停止侵略，愿意以三八线为界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则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更有利。
在第五次战役后，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国当局因“联合国军”在战场上遭到失败而被迫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放弃了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标，并且做出了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朝鲜停战的表示。这说明，此时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已经具备了基础和可能性。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1951年5月底，彭德怀委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率第38军政治委员刘西元、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一行，回京向中央报告战场形势和请示今后的方针。
邓华将军
在美国当局作出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朝鲜停战的表示后，6月3日，金日成也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共同分析了战争形势，讨论了战争方针问题。毛泽东、金日成研究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
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另一方面对谈判成功与否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作长期持久的打算，并以坚决的军事打击粉碎“联合国军”的任何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据此，中共中央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
据聂荣臻回忆，当时中共中央开会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会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决定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通报毛泽东与金日成讨论的情况及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听取斯大林的意见。正在北京的金日成，也希望与高岗一同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这些问题。
第一代领导核心运筹帷幄
经斯大林同意后，高岗和金日成于6月10日乘由斯大林派来的飞机，前往莫斯科。斯大林赞同毛泽东与金日成对形势的分析，以及中共中央对战争指导方针的意见。6月13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中共中央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委托邓华一行回去传达，并于6月13日致电彭德怀，告知：“已令邓华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十五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
邓华一行从北京回到志愿军后，战场形势已基本平稳，1951年6月25日~27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也称6月高干会议)，志愿各兵团首长、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均参加了会议。朝方派出朴一禹列席了会议。
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华作了报告，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以及中央关于志愿军作战的各项重要决定。因为谈判问题由中央直接掌握和指导，志愿军主要是准备持久作战，因此，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对志愿入朝8个月来的作战情况作了总结的同时，重点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久作战的方针和各项重要决定(后来概括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为贯彻持久作战方针，会议决定：
第一，关于作战地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
第二，关于兵力的安排使用。朝鲜战场地幅狭窄，而海岸线又长，兵力少了不敷使用，兵力多了摆不开，并且供应也困难。因此，根据作战需要和运输补给能力，除特种兵外，以18个军分两批轮番作战。第一线部署9个军于正面作战，第二线9个军分别置于东西海岸及机动地区担任海岸防御和执行机动任务，另以2个军置于中国东北地区作为志愿军的总预备队。第一、第二线部队3个月左右轮换一次。每个军保持一个3000人的补充团，训练国内动员来的新兵，除每次战役进行一次较大补充外，还可以随时补充。这样轮番与换班相结合，就能更有力地坚持朝鲜战场的持久战。
第三，关于作战方式。今后作战方式，将是一种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也就是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采取锯齿形或电光形的纵深配备，利用有利的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以少数兵力扼守前沿阵地。敌军进攻时，我军则主动收缩，不与阵地共存亡，并不与阵地共存亡，并利用反冲锋和战术反击，击退敌军，夺回已失阵地。如此与敌军周旋，待将敌军削弱消耗到一定程度，择其突出部或薄弱部进行战役反击，以歼灭敌军。如敌军不进攻，志愿军则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寻敌弱点，主动发起攻击。
第四，关于作战指导的一般原则：有阵地的稳步前进，不要冒进；不断轮番，各个歼敌；反复拉锯，逐渐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做好必要的准备再战，不打仓促无准备之仗；由小敲小打，“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争取逐渐发展到大打；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有重点地钳击敌人；机动灵活，量力而行；攻防密切结合，双管齐下；战略上是持久战，防御战役、战斗上也是持久战，但进攻和反击战役、战斗必须是速决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大力开展敌军工作，瓦解敌军。
会议还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同敌军举行停战谈判问题的精神，强调无论谈判成功与否，志愿军都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坚决地准备长期打下去。
彭德怀元帅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原则，志愿军进行了持久作战的各种准备。
第一，在志愿军部队中广泛进行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的教育。志愿军党委扩大会后，在志愿军中普遍进行了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的教育，志愿军政治部并专门发出了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基本教育，系统地说明战争的性质、前途、敌我条件、战略方针及作战方法等等，并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增强胜利信心，克服速胜情绪”。各部队经过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第五次战役后思想波动比较大的第3、第19兵团明显好转，部队积极要求再战，全军普遍树立了长期作战思想和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力量。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因部队是以第13兵团为基础组成的，所以，志愿军领导人除彭德怀司令员外，都是第13兵团的一班人。随着第9、第19、第3兵团陆续入朝参战，特别是准备长期作战，志愿军领导人仍基本是第13兵团的一班人，与作战的需要已不适应。第五次战役结束前，5月27日彭德怀司令员致电毛泽东主席，请示“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6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示。不久，又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平改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文舟代理志愿军参谋长(原参谋长解方为志愿军谈判代表)，王政柱为志愿军副参谋长。
志愿军领导
第三，加强后勤建设。为了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在1951年1月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解决一些问题后，5月3日，志愿军党委又专门作了指示，指示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经常研究后勤情况，及时解决困难问题”，要求军、师、团各级指定一个合适的副职专门负责本级后勤工作。
5月19日,中央军委专门作出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决定。随后，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原前方后勤指挥部部长周纯全任后方勤务司令部政治委员，张明远任副司令员，杜者蘅任副政治委员。从此，志愿军在后方勤务司令部领导下，开始全面加强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后勤建设，诸如建设兵站运输网，改变原来的建制供应体制为以分部为单位划区供应到军和军以下仍按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等等。
第四，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定，战时统一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为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经中朝两国政府协商，1951年5月5日，签订了《中朝两国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战时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以便统一指挥铁路运输。
根据这一协议，中朝双方于1951年6月份即开始筹组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至8月上旬，正式组成两机构。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由中国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中共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刘居英、南学龙(朝方)、金黄一(朝方)、李寿轩、叶林任副司令员，崔田民、苏尚贤(朝方)任副政治委员，刘居英兼铁路军事管理总局局长。这时，铁路抢修部队有志愿军铁道兵团4个师和1个团，朝鲜1个铁道工程旅。
英勇奋战的志愿军
第五，在朝鲜境内修建飞机场，准备空军入朝作战。为能使空军尽快多战，并能尽快以朝鲜境内的机场为基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1951年3月中旬，经中朝双方协商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刘震任司令员，常乾坤、王琏(朝方)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中朝空军作战。同时，周恩来与金日成商定，在朝鲜境内修建14~15个飞机场，第一批由志愿军负责在安州以南、平壤以北地区修复永柔、南阳里、顺安、顺川等4个机场，朝鲜方面在平壤、美林地区也修复几个机场。
从4月初至9月中旬，志愿军第47、第67、第50、第38军先后担负过上述机场的修建任务。9月初，又调以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姚喆为副司令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的第23兵团，率第36军、第37军共4个师入朝，担负修建泰川、院里、南市3个新机场的任务。
同时以高射炮兵3个师又1个团和3个营担负修建机场的防空任务。8月中旬以后，苏联也先后派出5个高射炮兵团担负安州地区修建机场的防空任务(第一批4个机场于7月中旬至9月中旬先后完工；第23兵团修建的3个机场于10月底完工。但因修好后，美军飞机就来轰炸，轰炸后再修，长期反复，故这些机场始终未得使用)。
在修建机场的同时，国内也在加速扩建和训练空军部队，至1951年6月中旬，已组建20个航空兵师，其中16个歼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2个强击机师。但可以出动参战的只有2个装备米格—15战斗机的歼击机师(共100架飞机)和2个轰炸机师(图—2飞机60架)，另有2个强击机师和4个歼击机师勉强可以出动作战，其余均未完成必要的训练。勉强可出动作战的4个歼击机师中有3个半师装备的是性能比较落后的米格—9和拉—11战斗机，这两种飞机无法与美军的喷气式飞机匹敌，6月开始，在苏联教官带领下，逐渐将这些歼击机师改装为米格—15战斗机，计划9月以后有8个米格—15歼击机师投入作战。
第六，加强和改善武器装备。除中共中央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时，派周恩来和林彪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请求苏联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武器装备援助以及1950年11月毛泽东电商斯大林为志愿军提供36个师的步兵武器等外，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又委托去苏联养病的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徐向前同苏方谈判军事订货问题。
6月10日，中共中央委托高岗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朝鲜战争形势时，又带去一个具体订货清单，即从苏联军事贷款中订购60个师的武器装备，为适应战场情况需要，要求苏方1951年底前先提供10个师的装备(包括战场上急需的坦克和大炮)，其余于1952年至1954年分批提供，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
志愿军装备得到一定改善
后因解决志愿军在朝鲜作战防空武器和炮弹的急需，毛泽东与斯大林通过电报往来协商，在60个师之外，再补充提供85毫米口径高炮120门、各种炮弹229.25万发、反坦克手榴弹10万枚、火炮和牵引车轮胎1056个，于1951年底前提供，而将60个师中56个师的装备均推迟半年提供。
另斯大林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苏联将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战斗机(只收运输费)，用以改装中国6个米格—9歼击机师，第一批72架于6月20日前运抵中国，其余300架分批于8月底前运抵中国。此外，中苏双方商定，中国从苏联军事贷款中订购苏联6000辆汽车，1951年下半年提供。
第七，组建游击支队，准备深入敌后作战。为在敌后牵制、分散、消耗、打击敌军，在战略和战役上配合正面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作战。经中朝双方协商，1951年5月底，以联司名义发出指示，决定组建游击支队，深入到三八线以南开展游击活动。
据此，志愿军和人民军从各部队中抽调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较强的侦察骨干，于6月中旬组成了游击支队，共辖6个中队2050人。志愿军抽组4个中队，人民军组建2个中队。游击支队以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任司令员、第42军第125师副师长茹夫一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人民军派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各一人。
7月中旬集中完毕，在延安半岛之信川地区从事清剿匪特和担负海防任务，待机深入敌后。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场上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故游击支队一直没有深入敌后。
第八，构筑阵地工事。至8月中旬，第一线阵地西起土城里，经松岳山、五里亭、平康、登大里、艾幕洞、西希里、沙泉里至东海岸高城，全长250余公里的防御工事全部完成。
在西起南川店，经市边里、安峡、玉洞里、新城山、云磨山、乍德山、昌道里、龙门山、竹叶山、国士峰至东海岸高城，也构筑了第二线阵地。
打击敌飞贼
此外，还修筑了熙川经孟山至阳德的纵向运输线，开始修筑佳丽州经洗浦里至昌道里，法洞里至淮阳两条横向运输线，并在阳德、成川、遂安地区已修筑完成隐蔽的野战仓库200余个，在新溪、新幕、伊川、洗浦里线也在修筑隐蔽的野战仓库。
第九，调新的作战力量入朝。6月初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张南生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萧文玖为参谋长的第20兵团，率第67军、第68军入朝。除第20兵团人朝外，第50军于7月上旬第二次人朝，另有装甲兵4个团和经过改装的炮兵4个团入朝。
毛泽东考虑停战谈判开始后，敌方可能限制我方向朝鲜增调部队，因此，中央军委令第11、第16军于6月底完成入朝准备，于7月初开始入朝(后由于情况变化，该两军当时未入朝。至1952年底，第11军有1个师入朝，第16军全部入朝)。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未雨绸缪，在着手谈判准备时，即对谈判开始后可能出现的形势作了估计。引导国内群众和志愿军广大官兵正确认识谈判形势的出现，认清美国的侵略本性。特别是回答好，为什么赞成停战?为什么提出在三八线停战?为什么不在以前提出停战?谈判能否成功?谈判开始以后应当如何进行抗美援朝的工作?
7月3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宣传指示》，要求对停战谈判形势的出现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注意掌握宣传政策，对公开性的党内外宣传教育问题，以《人民日报》6月25日和7月3日社论，以及抗美援朝总会即将发出的通知为依据进行。7月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
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通知，对于引导全国人民正确认识和理解朝鲜停战谈判形势的出现，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识谈判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从而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开展，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毛泽东主席
7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4周年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一段话：“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从而使志愿军部队对停战谈判普遍有了正确认识，树立了长期作战的思想。
